Information-Justice|信 息 正 義
《外交事務》2025年7/8月號
川普想讓美國更加強大, 結果卻可能讓“美國世紀” 以一種不體面的方式 走向終結。 —— 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
《信息正義》今天刊發的這篇文章由美國兩位國際政治學巨擘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和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共同撰寫。
羅伯特·基歐漢是新自由制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奠基人之一,現為普林斯頓大學國際事務名譽教授,并擔任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研究員。
他在1984年出版的著作《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被廣泛認為是該領域的經典之作,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基歐漢曾擔任國際研究協會主席、美國政治學會主席,并先后當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美國國家科學院及美國哲學學會院士。在《外交政策》雜志的調查中,他被評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國際關系學者之一。
除學術貢獻外,基歐漢還培養了大批國際關系研究人才。他曾在斯沃斯莫爾學院、杜克大學、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任教。2011年一項學術調查顯示,他在國際關系學過去二十年中的影響力和學術質量排名第二。根據“開放教學大綱”項目的數據,他是大學政治學課程中被引用次數最多的學者。
在基歐漢的學術生涯中,與約瑟夫·奈的合作占據了重要篇章。奈和基歐漢都是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學科發展的關鍵人物,他倆共同創立了新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
基歐漢1973年開始與奈合作撰寫《權力與相互依賴:世界政治的轉型》(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由此大量閱讀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著作。1977年該書出版,被視為新自由制度主義的開山之作。這本書不僅推動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也確立了兩人在該領域的核心地位。
約瑟夫·奈被公認為美國外交政策領域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2011 年,《外交政策》雜志將他列入全球頂尖思想家名單。 2014 年,國際關系學者和政策制定者將奈評為該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之一。
他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前院長,是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美國外交學院院士,并被選為英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而最被大眾熟知的,他是著名的“軟實力”(Soft Power)概念的提出者。奈關于權力本質的分析深刻影響了政策制定者、學者與廣大公眾。自1964年起,奈一直在哈佛大學任教,并在此期間發展出“軟實力”、“巧實力”以及“新自由主義”等一系列重要理論。
除學術成就外,奈還兩度在美國政府任職,分別于20世紀70年代和90年代進入政府體系,曾在克林頓政府時期擔任國防部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助理部長,積極參與美國外交安全政策的制定。
在本文定稿之際,約瑟夫·奈于今年5月去世,享年88歲。
本篇收錄于 美國總統攻擊美國 | 美國告急 欄目
原文刊發于《外交事務》2025年7月/8月號。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end-long-american-century-trump-keohane-nye
漫長美國世紀的終結
川普與美國實力的源頭
本文為 非營利調查新聞編輯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義)”編譯作品。已開通快捷轉載,歡迎轉載、分享、轉發。
文: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
譯:臨風
編:新約客
不體面的終結
1
川普總統企圖一方面將美國強加于世界,另一方面又讓美國遠離世界。
他高舉美國硬實力的大旗開始了他的第二任期——
他威脅丹麥對格陵蘭島的主權;暗示要收回巴拿馬運河;
他以懲罰性關稅作為威脅,成功地在移民問題上脅迫了加拿大、哥倫比亞和墨西哥;
他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
4月,他宣布對全球多個國家征收大范圍的關稅,使全球市場陷入混亂。
不久之后,他改變了策略,撤回了大部分新增關稅,但仍繼續對□□發動貿易戰——這是他目前對華盛頓主要競爭對手發動攻勢的核心戰線。
2
川普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是因為他可以從實力的地位出發。
他試圖用關稅來施壓美國的貿易伙伴,這表明他認為當今的相互依賴模式增強了美國的力量。
其他國家依賴美國龐大的市場購買力以及其軍事力量帶來的確定性。
這些優勢賦予了華盛頓施壓其伙伴的回旋余地。
他的立場與我們在近50年前所提出的一個觀點是一致的:在相互依賴關系中,依賴較小的一方擁有優勢。
川普雖然抱怨美國對□□有巨大的貿易逆差,但他似乎也明白,這種不平衡給了華盛頓對北京巨大的杠桿。
3
盡管川普準確識別了美國力量的來源,但他卻在以根本上適得其反的方式使用這種力量。
他攻擊相互依賴的現實,削弱了美國力量的根基。
4
與貿易相關的力量是硬實力,基于物質能力。但在過去80年中,美國積累了軟實力——這種力量基于吸引力而非強制或代價的施加。
明智的美國政策應當維護而不是破壞那些加強美國硬實力(源于貿易關系)和軟實力(源于吸引力)的相互依賴模式。
如果川普的外交政策繼續下去,將削弱美國,并加速國際秩序的崩塌——這一秩序自二戰以來為許多國家帶來了福祉,尤其是美國。
5
國際秩序依賴于國家間穩定的力量分布、影響和賦予行為合法性的規范,以及支撐秩序的制度。
而川普政府動搖了所有這些支柱。
世界可能正進入一個動蕩的時期,只有當白宮改變方向或華盛頓出現新的安排時,這種動蕩才可能平息。
但當前的衰退或許不僅僅是暫時性的低谷,而可能是一場墜入渾水的深潛。
在其善變且誤導的努力中,川普想讓美國更加強大,結果卻可能讓“美國世紀”——正如出版人亨利·盧斯(Henry Luce)所稱的那樣——以一種不體面的方式走向終結。
赤字優勢
6
當我們在1977年撰寫《權力與相互依賴》時,我們試圖拓寬對權力的傳統理解。
外交政策專家通常從冷戰時期的軍事競爭視角來看待權力。而我們的研究則探討了貿易如何影響權力。
我們主張,在相互依賴的經濟關系中,依賴較小的一方擁有更大的權力。
貿易權力的悖論在于,一個國家在貿易中處于順差地位,反而是一種脆弱的表現。
相反地,也許聽起來違反直覺,貿易赤字可能增強一個國家在談判中的地位。
畢竟,赤字國可以對順差國征收關稅或設置其他貿易壁壘。
被針對的順差國由于進口較少,難以采取有效的反制措施。
7
威脅禁止或限制進口,確實可以對貿易伙伴施加有效壓力。
從相互依賴與權力的不對稱角度來看,美國在與其七個最重要貿易伙伴的談判中都處于有利地位。
與□□、墨西哥和東南亞國家聯盟的貿易極不對稱,這些國家對美的出口與進口比都超過2:1。
對日本(大約1.8:1)、韓國(1.4:1)和歐盟(1.6:1)而言,這種比率也同樣不對稱。
加拿大的比率則相對平衡,大約是1.2:1。
8
當然,這些比率并不能全面反映國家之間經濟關系的所有維度。
一些抵消性因素,比如擁有跨國聯系的國內利益集團,或是跨國的人際與群體關系,都可能使情況復雜化,
有時甚至會產生例外或減弱不對稱依賴所帶來的影響。
9
在《權力與相互依賴》中,我們將這種多渠道聯系稱為“復雜相互依賴”,并在對1920年至1970年間美加關系的詳細分析中指出,這種復雜聯系常常增強了加拿大的談判能力。
例如,1960年代的美加汽車協定就是通過談判達成的,其談判起點是加拿大單方面提出的汽車零部件出口補貼。
在分析相互依賴與權力的不對稱性時,有必要認真考慮那些可能削弱赤字國優勢的抵消因素。
10
就貿易領域而言,□□似乎是最弱的一方,其出口與進口的比例達到了3:1。
□□無法依靠聯盟關系或其他形式的軟實力。
但它能夠利用對抗性因素進行反擊,比如懲罰在□□運營的重要美國企業(如蘋果或波音),或是針對重要的美國國內政治力量(如大豆種植農戶或好萊塢制片公司)。
11
□□還可以使用硬實力,例如切斷稀有礦產的供應。
隨著雙方對彼此脆弱點的認知逐漸加深,貿易戰的焦點也將隨之轉變,以反映這一“學習過程”。
12
墨西哥可用的反制手段較少,仍高度受制于美國的意志。
相比之下,歐洲在貿易方面能施加一定的反向影響力,因為與美國的貿易更加平衡;
但它仍依賴北約,因此川普揚言不再支持該聯盟的舉動,可能成為有效的談判工具。
加拿大與美國的貿易更為平衡,同時與美國的利益集團之間有著密集的跨國聯系,使其相對不那么脆弱;
但僅就貿易而言,加拿大的處境仍然較弱,因為其經濟對美國的依賴要大于美國對加拿大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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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洲,美國與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國家聯盟之間的貿易不對稱性,在某種程度上因美國與□□之間的戰略競爭而得到抵消。
只要這種競爭持續,美國就需要其東亞和東南亞的盟友與伙伴,因此無法完全利用其貿易杠桿。
由此可見,美國貿易政策的相對影響力取決于地緣政治背景以及相互依賴的不對稱模式。
真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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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政府忽視了權力的一個重要維度。權力是讓他人按照你的意愿行事的能力。這種目標可以通過強制、支付或吸引來實現。
前兩種方式屬于硬實力,第三種則是軟實力。
短期內,硬實力通常更有效,但從長期來看,軟實力往往更具持久影響。
斯大林曾譏諷地問:“教皇有多少個師?”但如今蘇聯早已解體,而教廷仍然存在。
川普總統似乎過度依賴強制手段和美國的硬實力,卻并不理解軟實力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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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加拿大或丹麥等民主盟友施壓,會削弱外界對美國聯盟的信任;
威脅巴拿馬則讓整個拉美地區重新燃起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擔憂;
削弱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則損害了美國仁慈形象的聲譽;
關閉“美國之音”則使美國失去了傳播自身價值觀的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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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懷疑者會說:“那又怎樣?國際政治本來就是硬碰硬。”
而川普以強制與交易為導向的方式,確實已經取得了一些讓步,并承諾未來還會有更多成果。
正如馬基雅維利關于權力所言,“一個君主寧可被人畏懼也不要被人愛戴。”
但最理想的狀態是既被畏懼又被愛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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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有三個維度,如果忽視“吸引力”,川普就放棄了美國一個重要的力量來源。
從長遠來看,這是一種注定失敗的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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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短期內,軟實力也同樣重要。
如果一個國家具備吸引力,它就不必過多依賴激勵和懲罰手段來影響他國行為。
如果盟友認為這個國家是善意且值得信賴的,他們更容易被說服,更可能跟隨其領導。
當然,也不排除他們會利用這種善意,從中謀取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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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如果遭遇霸凌,他們可能會暫時屈服,但長遠來看會逐步減少對該國的依賴。
冷戰時期的歐洲就是這種動態的典型例證。
1986年,挪威學者蓋爾·倫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將世界描述為蘇聯帝國與美國帝國的對比:
蘇聯靠武力維系其在歐洲的附庸政權,而美國則是“受邀的帝國”。
蘇聯為了維持統治,不得不在1956年出兵布達佩斯,在1968年出兵布拉格;
而北約在整個冷戰期間則始終保持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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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洲,□□不僅在軍力與經濟領域加大投資,也在積極培育其吸引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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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川普第二任期開始之前,□□在全球輿論場上仍遠遠落后于美國。
皮尤研究中心在2023年對24個國家進行調查,大多數國家的受訪者都認為美國比□□更具吸引力,只有非洲的情況相對接近。
2024年5月,蓋洛普對133個國家的調查顯示,美國在81個國家中更具吸引力,□□則在52個國家中占優。
然而,如果川普持續削弱美國的軟實力,這些數字可能發生顯著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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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美國的軟實力在歷史上也有起伏不定。
在越戰和伊拉克戰爭期間,美國在多個國家的聲望不佳。
但軟實力源自一個國家的社會和文化,而不僅僅是政府行為。
即使在越戰時期,當全球各地的群眾走上街頭抗議美國政策時,他們唱的不是□□主義的《國際歌》,而是美國民權運動的《我們終將勝利》( We Shall Overcome) 。
一個開放的、允許抗議與包容異見的社會,是一種資產。
但如果美國政府在未來四年繼續放縱權力、削弱民主,在國際上施展霸凌,其文化軟實力也難以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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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正試圖填補川普所制造的空白。
它自視為“全球南方”的領導者,意圖取代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聯盟與制度秩序。
其“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旨在吸引其他國家,也提供了堅實的經濟硬實力。
如今,全球有更多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是□□,而不是美國。
如果川普一邊削弱對盟友的信任,一邊宣揚帝國野心,破壞美國國際開發署,挑戰國內法治,并退出聯合國機構,
他若指望還能戰勝□□,那恐怕只是一廂情愿。
全球主義的幽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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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普等西方民粹主義者崛起的背后,徘徊著一個幽靈:全球化。
他們將其描繪成一種惡魔般的力量。
而實際上,這個詞只是指洲際距離上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關系。
當川普威脅對□□加征關稅時,他試圖削弱美國的全球經濟互依關系——他認為這種關系導致了產業和就業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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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當然既有正面也有負面影響。
但川普的做法方向錯誤,因為他攻擊的主要是那些對美國乃至全球總體有利的全球化形式,卻未能有效對抗那些確實有害的方面。
總體而言,全球化增強了美國的實力,而川普對其的攻擊只會削弱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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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九世紀初,英國經濟學家兼政治家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就確立了一個廣泛接受的經濟原理:
全球貿易可通過比較優勢創造價值。
國家在開放貿易時,可以專注于自己最擅長的領域。
貿易會帶來德國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謂的“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
就業崗位會因此流失,國民經濟也會受到來自海外的沖擊,有時甚至是其他國家政府有意為之的政策結果。
但這種動蕩有助于提高經濟的生產率和效率。
總體來看,在過去75年里,“創造性毀滅”增強了美國的力量。
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美國最能從創新和由此帶來的全球經濟增長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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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經濟增長往往伴隨著陣痛。
研究顯示,在21世紀,美國失去了數百萬個就業崗位(也創造了數百萬個新崗位),但調整成本主要由勞工承擔,而政府通常未能提供足夠的補償。
技術變革同樣淘汰了大量崗位,機器取代了人工。
自動化與對外貿易的影響相互交織,很難理清其具體貢獻。
□□的出口洪流使本就緊張的相互依賴局勢雪上加霜,情況愈發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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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經濟全球化提升了全球經濟的生產效率,這些變化對許多個人和家庭來說也未必受歡迎。
許多社區中的人不愿搬遷到更容易就業的地區。
而也有一些人,當然,愿意跋涉半個地球去尋找機會。
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進程伴隨著大規模的跨國人口流動,這是一種重要的互依形式。
移民從文化上來說是種豐富,也為接收國帶來顯著的經濟利益,因為它讓具備技能的人能夠在更合適的地方施展才華。
輸出人口的國家也可能因人口壓力的緩解和僑匯收入而受益。
無論如何,在沒有國家強力阻止的前提下,現代世界的移民常常是一種自我強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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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指責移民帶來動蕩。
盡管至少某些形式的移民從長期來說對經濟有明確益處,批評者仍能輕易將其描繪為短期內的禍根,并在一定人群中引發強烈的政治反應。
移民數量的突然上升常會激起強烈的政治對抗,
移民往往被當作各種經濟和社會問題的替罪羊,即便事實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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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在幾乎所有民主國家中,移民問題都成為攻擊在任政府的主要民粹主義議題。
這一議題推動了川普2016年的當選——也再次影響了2024年的選舉。
面對經濟動蕩時,民粹領導人更愿意將責任推給外國人,而非承認技術變革與資本的更深層作用。
全球化已在許多國家的多次選舉中,對執政者構成挑戰。
政客在壓力面前往往會選擇通過征收關稅和設置其他國際貿易壁壘來逆轉全球化進程,
正如川普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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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在歷史上曾被逆轉。
十九世紀曾出現貿易與移民的迅猛增長,但隨著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種趨勢急劇減緩。
全球貿易占經濟活動的比例直到1970年才恢復到1914年的水平。
歷史可能再次重演,盡管需要付出不小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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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至2008年,全球貿易增長極為迅猛;
2008–2009年金融危機后增速放緩。
總體來看,從1950年到2023年,全球貿易增長了4400%。
但這一增長也可能遭遇新的中斷。
如果美國對□□的貿易措施引發更激烈的貿易戰,可能會造成嚴重損害。
貿易戰往往會演變成長期且升級的對抗,甚至帶來災難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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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從另一角度看,拆除超過五千億美元貿易額所帶來的經濟聯系,其代價之高,可能會讓各國不愿輕易投身貿易戰,并激發一定的妥協動機。
而盡管其他國家可能對美國采取報復措施,它們未必會減少相互之間的貿易。
地緣政治因素也可能加速貿易流的瓦解。
例如,一旦□海爆發戰爭,□美之間的貿易可能會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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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分析人士認為,幾乎所有民主國家近期民族主義民粹浪潮的爆發,都源自全球化擴展速度過快。
冷戰結束后,貿易和移民齊頭并進,政治變革與通訊技術的發展大幅降低了跨境和長距離流動的成本。
如今,關稅和邊境控制可能會再次拖慢這些流動。
這對美國的實力而言,將是一個壞消息。
美國歷來因移民帶來的活力與生產力而變得更強大,近幾十年亦不例外。
護照無法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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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哪場危機能比氣候變化更能凸顯相互依存的不可避免性。
科學家預測,隨著全球冰蓋的融化、沿海城市的洪水、熱浪的加劇以及天氣模式的混亂變化,氣候變化將在本世紀晚些時候帶來巨大的代價。
即使在短期內,颶風和野火的強度也因氣候變化而加劇。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是闡明氣候變化危害、傳播科學信息、推動跨國合作的重要聲音。
然而,川普卻撤銷了對抗氣候變化的國際和國內行動的支持。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川普政府在試圖限制那些原本有益的全球化形式的同時,也在有意破壞美國應對某些生態全球化問題(如氣候變化和大流行病)的能力,而這些問題可能帶來極為巨大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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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在美國造成了超過120萬人死亡;
《柳葉刀》估計全球死亡人數約為1800萬。
新冠病毒在全球迅速傳播,正是依靠全球化中不可或缺的旅行與流動,這無疑是一個全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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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領域,相互依賴仍是美國實力的重要來源。
例如,科學家之間的專業互動網絡對加快發現與創新產生了巨大的正面影響。
在川普政府上臺之前,科學活動和國際科研網絡的擴展幾乎未引發什么負面政治反應。
凡是評估全球化對人類福祉影響的清單,都必然將這一點列為積極項。
例如,在2020年新冠疫情最初□□□□□□,□□科學家曾將新型冠狀病毒的基因序列分享給國際同行,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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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為什么川普新任期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一點,就是他的政府大幅削減對聯邦科學研究的支持。
包括那些已被證明投資回報豐厚、在現代世界創新速度中發揮關鍵作用、并提升美國國際聲望和實力的科研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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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美國研究型大學在全球居于領先地位,但政府卻試圖通過取消撥款、削弱其獨立性,并阻礙全球最聰明學生赴美留學的方式來打壓它們。
這種攻擊行為難以理解,除非將其視為右翼民粹主義意識形態所發起的“文化戰爭”——針對那些被視為不認同其理念的所謂“精英”——的一記重擊。
這相當于美國自己對自己施加的一次重大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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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政府還在逐步拆解美國軟實力的另一項關鍵工具:對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倡導。
尤其在過去半個世紀里,“人權”作為一種價值觀已經在全球范圍內傳播開來。
1991年蘇聯解體之后,民主制度與規范擴展至東歐的大部分地區(包括一度擴展至俄羅斯),以及全球其他區域,尤其是拉丁美洲,并在非洲某些地區取得了一定立足點。
到2000年左右,世界上被視為自由或選舉民主國家的比例一度略高于50%,此后略有下降,但仍維持在接近一半的水平。
盡管冷戰后那一波“民主浪潮”已經退卻,它仍然留下了持久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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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規范和人權價值觀在全球范圍內的廣泛吸引力,無疑加強了美國的軟實力。
專Z政府通常將支持人權的組織視為對其主權自主權的干涉——而這些組織往往設在美國,并獲得美國非政府和政府資源的資助。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專Z政權一直處于防守態勢,奮力應對民主力量的推進。
毫不意外的是,一些在美國批評或制裁下感到不滿的專Z政權,對川普政府宣布放棄在海外支持人權的做法表示歡迎,比如關閉國務院全球刑事司法辦公室、全球婦女事務辦公室以及沖突與穩定事務局。
川普政府的這些政策將阻礙民主的進一步傳播,并削弱美國的軟實力。
讓美國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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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相互依存是不可逆轉的。
只要人類依然具備流動性,并不斷發明新的通信和交通技術,這種相互依存就會持續存在。
畢竟,全球化已經延續了數個世紀,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絲綢之路甚至更早。
15世紀,遠洋運輸技術的革新推動了大航海時代的到來,緊隨其后的是歐洲的殖民擴張,塑造了今天的國家邊界。
19世紀和20世紀,隨著工業革命將農業經濟轉型,蒸汽船和電報進一步加速了全球化進程。
而如今,信息革命正在改變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
如今,數十億人每天隨身攜帶一部手機,這部設備所儲存的信息量在50年前可能需要一整座摩天大樓才能容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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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世界大戰曾暫時逆轉了經濟全球化并打亂了人口遷移,但在沒有全球戰爭的情況下,只要技術持續快速進步,經濟全球化也將繼續發展。
生態全球化和全球科研活動同樣可能持續存在,規范與信息將繼續跨越國界傳播。
某些形式的全球化確實可能帶來惡果:氣候變化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它是無國界的危機。
為了將全球化引導并重塑為一種造福全人類的力量,各國必須進行協調合作。
要實現有效的協調,領導人必須構建并維護聯系網絡、規范與制度。
而這些網絡將反過來使其中心節點——美國——受益。
美國依然是世界上在經濟、軍事、科技和文化方面最強大的國家,這些網絡將為華盛頓提供軟實力。
44
不幸的是,川普第二任政府短視地聚焦于與貿易不對稱和制裁相關的強制性硬實力,
這種執迷很可能會削弱,而非加強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
川普過于專注于盟友“搭便車”的成本,卻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
美國其實是那輛車的司機——因而可以選擇目的地和行駛路線。
川普似乎沒有意識到美國的力量正是建立在相互依存之上的。
與其說他是在讓美國再次偉大,不如說他是在做出一個悲劇性的押注,讓美國更加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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