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1963年出生的2954萬嬰兒在半個多世紀后陸續步入耄耋之年，中國正悄然迎來一場前所未有的人口死亡高峰。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揭示，這場由歷史出生波動、醫療進步和老齡化加速共同催生的死亡浪潮，將在未來四十年內重塑中國的社會結構與民生圖景。如何在這場規模空前的人口轉型中守住民生底線，成為考驗國家治理能力的關鍵命題。

01，死亡高峰的三重成因：歷史慣性與時代變遷的疊加

中國人口死亡高峰的形成，是多種人口學因素長期交織作用的結果。復旦大學張震、李強教授的研究明確指出，歷史出生數波動、存活率提升與死亡率下降構成了驅動死亡高峰的三大核心引擎。

上世紀60年代的"嬰兒潮"成為最顯著的推手。1963至1972年間，中國年均出生人口超過2500萬，其中1963年更是創下2954萬的歷史峰值。這一龐大群體在六十年后集中進入高死亡風險的老年階段，直接導致死亡人數的陡峭增長。數據顯示，這一隊列將在2040年前后推動死亡數邁上新臺階，并在2061年將年度死亡人數推至1900萬的峰值。

醫療進步帶來的長壽效應進一步放大了這一趨勢。我國平均預期壽命已從1980年的67.77歲提升至2023年的78.20歲，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從4.9%飆升至15.4%。更多人得以跨越耄耋之年，使得老年人口基數持續擴大，客觀上增加了老年死亡人數的絕對規模。這種"死亡率下降-壽命延長-老年人口膨脹-死亡數增加"的正向循環，成為人口轉型期的典型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口死亡曲線已呈現明顯的"老年集中化"趨勢。21世紀初死亡人口還分布在嬰幼兒與老年兩個年齡段，如今隨著嬰幼兒死亡率的大幅下降，死亡人口已高度集中于60-90歲區間。這種單峰分布意味著社會將面臨更為集中的老年臨終照護壓力。

02，現狀與趨勢：從千萬級到近兩千萬的死亡規模躍遷

當前中國人口死亡態勢正處于加速攀升的關鍵期。2023年，全國死亡人數已達1110萬，較改革開放初期增長近60%，這一數字已接近建國初期的死亡規模，但人口結構已發生根本變化——當年的死亡人口以嬰幼兒為主，而今90%以上為老年人。

更嚴峻的挑戰在于未來數十年的增長勢頭。研究預測，從2024年到2100年，中國累計死亡人口將達12.3億，年均死亡數維持在1600萬的高位。其中2061年的峰值年份，死亡人數可能突破1900萬，較2023年增長71%。這意味著每8秒就有1人離世，殯葬服務、醫療資源等將面臨極限壓力。

與出生數的劇烈波動不同，死亡高峰呈現"緩升緩降"的特征。這種平滑曲線的背后，是不同出生隊列死亡數的疊加效應：60年代嬰兒潮的死亡高峰尚未平息，80年代出生小高峰的影響又將接踵而至。即便在2061年峰值過后，由于21世紀初出生人口仍維持一定規模，老年死亡數在整個21世紀都將保持在高位運行，形成"死亡高原"現象。

特別值得警惕的是，我國死亡高峰的來臨具有"速度快、規模大"的雙重特點。從2023年1110萬到2061年1900萬，年均增長率雖僅1.3%，但四十年間累積增量達790萬，相當于每年新增一個中等城市的人口規模。這種漸進式增長容易被忽視，卻可能在某個臨界點形成系統性壓力。

03，社會警示：從家庭到國家的全方位挑戰

死亡高峰的沖擊是全方位的，它不僅改變人口結構，更將重塑社會運行機制。兩位學者的研究深刻揭示，這種沖擊已超越人口學范疇，延伸至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領域。

對家庭而言，"少子化-老齡化-高死亡"的三重疊加，使得傳統家庭養老模式難以為繼。當前我國家庭戶規模已降至2.62人，"421"結構（4老人+ 2父母+ 1孩子）的家庭面臨巨大照護壓力。當60年代嬰兒潮一代進入臨終階段，他們的子女（多為獨生子女）將同時面對雙方父母的養老與喪葬事務，時間、精力與經濟負擔成倍增加。

殯葬服務體系首當其沖。近年來"天價墓穴""殯葬暴利"等問題頻發，反映出供給側準備不足。按照2061年1900萬的死亡峰值計算，年均需要處理的遺體數量是當前殯儀館設計容量的1.8倍，墓地需求將增長近千萬平方米。若不提前規劃，可能出現"死不起""葬無地"的民生困境。

醫療衛生體系也將面臨結構性調整。臨終關懷、安寧療護等服務需求將激增，但目前我國每百萬人口僅擁有1.4張安寧療護床位，專業臨終護理人員缺口達百萬。同時，老年慢性病終末期治療的醫療資源消耗，可能擠占其他年齡段的醫療服務空間，加劇醫療資源緊張。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死亡高峰將加速人口負增長進程。研究顯示，我國出生數已從高峰時的2500萬降至近年的千萬左右，死亡數超過出生數的"人口負債"時代已經來臨。這種人口自然增長的逆轉，將對經濟增長、社會保障可持續性帶來深遠影響。

04，應對之策：構建全鏈條的社會支持體系

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高峰，被動應對只會加劇社會風險，唯有主動布局、系統施策，才能將挑戰轉化為人口轉型的契機。基于研究結論與國際經驗，可從四個維度構建應對體系：

在觀念層面，亟需推動死亡教育的社會化。長期以來，死亡話題在我國諱莫如深，導致公眾缺乏對臨終關懷、遺產規劃的認知準備。應將生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通過社區學堂、媒體宣傳等方式，普及死亡教育，引導公眾樹立科學的生死觀，提前做好個人和家庭的臨終規劃。

在服務層面，要加快構建多層次的臨終照護體系。一方面需擴大安寧療護資源供給，目標是到2035年實現每百萬人口10張安寧療護床位的標準；另一方面應鼓勵居家臨終照護，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家庭醫生簽約等方式，為居家老人提供專業的疼痛管理、心理疏導等服務，減輕家庭照護壓力。

在設施層面，需制定殯葬服務中長期規劃。根據死亡人口預測，科學布局殯儀館、公墓等設施，避免重復建設或資源短缺。可推廣節地生態安葬，鼓勵骨灰海葬、樹葬等形式，緩解土地資源壓力。同時應加強價格監管，通過政府指導價、公益性公墓建設等方式，遏制殯葬暴利。

在制度層面，要完善老年人權益保障機制。隨著高齡老人增多，遺產糾紛、贍養爭議等法律案件可能激增，需加強老年人法律服務體系建設。同時應加快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充實社保基金，確保在死亡率上升、繳費人口減少的背景下，社會保障體系的可持續性。

人口死亡高峰是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但其挑戰并非不可逾越。正如研究者所強調的，這場人口轉型既是危機也是契機——它將推動我國養老服務體系升級、殯葬制度改革和生命教育普及，最終構建更具人文關懷的社會治理模式。在銀發浪潮席卷而來的今天，唯有未雨綢繆，才能讓每個生命都能有尊嚴地謝幕，讓社會在人口轉型中實現平穩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