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萬軍，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2019年1月，邵某與葛某在上海某棋牌室開設“百家樂”網絡賭博盤口。葛某提供賭博賬號及資金調配（“配鈔”），丁某負責操作投注結算，戴某某協助收取盈利。該團伙以賭博賬號的“洗碼量”（即下級代理與平臺結算的流水總額）為基數抽頭漁利。案發時，涉案賬號洗碼量達261萬余元。法院認定四人均構成開設賭場罪，且屬“情節嚴重”：主犯邵某、葛某獲刑三年并處罰金；從犯丁某、戴某某分別獲刑一年九個月及一年六個月緩刑。葛某以“金額未達情節嚴重”為由上訴，二審維持原判。

裁判核心觀點：在“百家樂”類網絡賭博中，洗碼量能客觀反映真實交易規模，應作為賭資數額及認定“情節嚴重”的依據，而非參賭人員初始投入額。

（案例來源：人民法院案例庫，入庫編號：2023-06-1-286-003《邵某等人開設賭場案》）

二、洗碼量為何成為賭資認定的“金標準”？

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指出，本案裁判要旨直擊網絡賭博犯罪隱蔽性強的痛點。傳統賭資認定依賴現場查扣現金或轉賬記錄，但網絡賭博通過多層代理、虛擬結算分散資金流，若僅按初始投注額計算，將嚴重低估犯罪規模。

洗碼量作為平臺與代理的核心結算數據，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反映真實交易體量。賭客每下一筆注單均計入洗碼量，261萬元洗碼量背后可能是數十倍的實際投注循環。例如，賭客用1萬元反復下注20次，初始投入仍是1萬，但洗碼量已達20萬。后者更貼近賭博活動對社會秩序的破壞程度。

其二，揭示營利模式本質。本案中葛某按洗碼量比例抽成，邵某據此分利。這種“流水返傭”模式是網絡賭場的命脈，洗碼量直接關聯非法獲利規模，符合《刑法》303條“以營利為目的”的構罪要件。

其三，破解證據認定難題。最高法、最高檢《關于辦理賭博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賭資包括贏取的款物、用于賭博的款物。當直接資金流向難以追蹤時，以洗碼量這類客觀結算數據推定賭資，符合刑事證明中“高度蓋然性”原則。

三、從“情節嚴重”認定看網絡賭博刑事政策

張萬軍教授進一步分析，將洗碼量作為“情節嚴重”的標尺，體現了司法機關對網絡賭博鏈條化特征的精準打擊。根據司法解釋，賭資30萬元以上即構成開設賭場罪的“情節嚴重”，量刑起點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以洗碼量261萬元定罪，遠超該標準。

值得關注的是兩級法院對主從犯劃分的邏輯：

邵某、葛某作為盤口發起人，掌控賬號、資金分配和利潤分成，屬于“造意者”和核心獲利者，故認定主犯；丁某僅操作投注界面，戴某某負責收付資金，其行為具有可替代性，且獲利固定（如丁某周薪僅3500元），故認定為從犯并獲得減輕處罰。

這種區分既體現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也警示網絡賭博參與者——即便未直接開設平臺，協助資金流轉、技術服務等環節同樣可能構成共犯。

本案確立的洗碼量規則，對類案審理具有范本意義。張萬軍律師提醒，隨著賭博犯罪向“數字貨幣結算”“境外服務器跳轉”等模式升級，司法機關正通過穿透式審查打擊黑灰產。“當賭資轉化為虛擬籌碼、平臺傭金等形態時，裁判者將更關注‘資金池規模’‘利益分配數據’等客觀痕跡。賭資認定如同計算毒販的毒品交易總量——不能僅按現場查獲的少量毒品定罪，而要追溯整個犯罪網絡的總量。”

這一理念也呼應了刑法修正案（十一）對開設賭場罪提高法定刑的立法意圖：網絡賭博的社會危害性已遠超傳統賭場，唯有抓住“流水”“傭金”“用戶量”等核心數據，才能實現罰當其罪。

包頭鋼苑刑事律師團隊是包頭市優秀專業律師團隊，由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博士領銜組成，刑法理論功底深厚、實踐經驗豐富。團隊秉持專業、精英、品牌的發展思路，推行刑事辯護的標準化、規范化和精細化，致力于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