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 行書《贈鄭孝胥自作詩三首》

鏡心 水墨紙本 29×207 cm

釋文：1.曉窗微聽落花聲，更著欄干從踟躕。行春日春林語春，鳥心王心數劇心。兵哀時且有靈均，感棄杖難追夸父。程只向吟邊湔墨染，可憐天意念蒼生。《春日》
2.耄耋神已泣，將為墟墓游。瞿然七十年，四恩虛未酬。有物蟄方寸，梗如骨在喉。病馬尚闖足，枯魚亂銜鉤。鬼躁或見嗤，解脫良無由。終身此大愚，會有來生不？中夜起彈琴，斑然貍首抽。高聲吾能記，天地為鳴球。神仙劍刃解，菩薩頭目施。創為靺鞨光，氣作天王旗。冤對克不逢，窮途乃全歸。生無子文骨，焉得鍾山祠。逝矣清泰邦，振我蓮花衣。神趣詭得免，佛護甯初期。愿（以）千劫說，秘祝金輪厘。澄澄七寶池，萇叔珠沈猗。《寤言七寫之二》。
3.紙墨俱乖，目精又眚，涂鴉似爾，裂之可爾，寐叟為蘇廠仁兄書。

上款「蘇廠仁兄」即鄭孝胥（1860-1938），字蘇戡、太夷，號蘇勘、蘇庵、海藏樓主人、夜起庵叟等，福建閩縣人。光緒八年舉人，歷任駐日使館書記官和神戶領事、廣西邊防大臣、廣東按察使、湖南布政使。入民國居上海，鬻書自給。工詩，善隸書，兼善畫松。海上著名書家之一。
沈曾植「早歲欲仿山谷，故心與手忤，往往怒張橫決，不能得勢。」但臨池之志仍然無間。在未中舉之前，學書以晉唐小楷為主，因為當時江浙一帶文風鼎盛，多數士子為了中舉，多練習所謂的「館閣體」。以至于沈曾植晚年在回憶時還為「館閣體」辯護，說：「唐有經生，宋有院體，明有內閣誥敕體，明季以來有館閣書，并以工整見長，名家薄之于算子之誚，其實名家之書，又豈出橫平竪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漢隸，亦孰有不平直者。雖六朝碑，雖諸家行草帖，何一不橫是橫、竪是竪耶 ? 算子指其平排無勢耳。識得筆法，便無疑己。永字八法，唐之閭閻書師語耳。作字自不能出此范圍，然豈能盡。」同時，他還得筆于包世臣，取徑于鄧石如、吳讓之。沈曾植曾有詩曰：「百年欲超支吳老，八法重添歷下讀」，又云「包張傳法太平時，晚見吳生最老師。」之后，他又接受包世臣「備魏」可以「取晉」的觀念，取法北碑，尤嗜張裕釗的書法，并確確實實練了一陣子。這與他在光緒六年成為進士，北上就仕，開始經營收羅一些碑帖，這是他后來自謂「書學深」的開始。當然，他對待碑帖的態度未必全是藝術的眼光，有時月考證輿地、史實的目的，但對他今后書法氣質的演變有著積極的影響。即使成不了「書家之字」，尚可作「學人之字」觀，這與他「學人詩人二而為一」的主張相一致的。
王國維有詩贊沈曾植的書法是「古意備張索，近勢雜倪黃。」沈曾植中晚年的徘徊，正是在尋找表達「古意」的手段。既要出新，有要備復古之意。所以，他找準了以「新理異態」而著稱的黃道周與倪元璐作為師法的對象。他還經常臨習一些冷僻的碑版，這與康有為《廣藝舟雙揖》中的觀點如出一轍，他常自稱「書學深而書功淺」，晚年遍臨諸碑帖算對「書功淺」的彌補。實際上，他到最后還未完全定型化，仍在探索之中。寐叟一生，政事學術，出入綦忙，懶于著作，其名著《蒙古源流箋證》，自雕木版刊行；《元秘史注》，由中華書局排印出版，其他書名繁多，或數頁而止，短書雜札，往往書于帳冊之背或雜紙之上，雖標明為書，實不過未經整理排比之讀筆記、簡端評識而已。余客寐叟嗣子慈護處，按《日知錄》、《十駕齋養新錄》這例編次之，顏日《海日樓札叢》者是也，雖此屬畸零匯輯之書，未足見寐叟學術之廣博弘大，然未嘗不可窺豹一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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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丨陳麗玲

主編 | 廖偉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