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電話錄音停職一國總理,不得不說,柬埔寨前首相洪森為了給自己兒子鋪路,還真是做到“不遺余力”了。
只是,在事件的背后,如此“恰如其分”地利用電話錄音挑起了泰國民眾的抗議,我們不免會想問:洪森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答案出乎意料地簡單,洪森之所以對泰國如此知根知底,恰恰是因為柬埔寨與泰國兩個國家的政治結構驚人的相似。
如今,不僅佩通坦被迫停止,其父他信也被送上了審判席,西瓦那家族再次面臨危機。
那么,泰國政壇會變天嗎?為何說泰國的政局,正面臨著三種未來?
錄音引發慘案
作為君主立憲政體,兩國的憲法均規定國王為國家元首,且都無實權,而在這樣的框架下,國王想要參與政治,就只能通過特定的政治力量,那便是——軍隊。
雖然都是“王室+軍隊”的權力軸心模式,但兩國在后續的發展中卻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泰國的軍方長期與王室結盟,而為了維系自身地位、保持政治參與,國王也常通過默許或支持軍事政變來明確立場。
可柬埔寨的軍隊卻在洪森的“強拆”下逐漸中立化,脫離了王室的掌控,后來,洪森辭去軍職明確軍政分離原則,更是幾乎斷絕了國王通過軍隊干預政治的可能性。
對軍隊問題的不同處置,可以說直接影響了兩國政治的進程,洪森數十年的穩固統治由此奠定基礎,而泰國則陷入了20次修憲、20次政變的治理“怪圈”。
在如此知根知底的背景下,洪森想找個由頭挑動泰國內亂,只能說是“手拿把掐”。
于是在2025年7月1日,泰國憲法法院以一致受理調查并因“道德風險”違反憲法為由,決定即日起暫停總理佩通坦行使總理職權。
這次事件涉及的核心是6月15日泄露的一段通話錄音,錄音中,佩通坦以親昵的口吻與柬埔寨前總理洪森通話,自稱“侄女”,稱呼對方“叔叔”,并且表示若對方有要求她可以安排。
這番作態便被泰國國內的保守陣營指責為“出賣國家尊嚴”、“損害主權”的嚴重行為,于是在民眾的抗議聲中佩通坦真的被暫停了職務。
可更為“湊巧”的是,就在同一天,泰國法院也對佩通坦的父親他信的相關案件進行了開庭審理,至此,泰國國內策動錄音事件發酵的“幕后之人”才正式浮出了水面。
毫無疑問,這又是一場針對他信家族的政治圍堵,而主要受益者自然就是以曼谷中產階級、官僚精英、保皇派為核心的保守政治力量,他們的背后,更是不乏國王與軍隊的影子。
話說,為什么他信家族會激起保守勢力的一致反對呢?要搞清楚這個問題,我們還得從泰國政治體制的源頭說起……
王與軍共天下
泰國的軍方參政傳統,可以追溯到1932年的政變,拉瑪七世被迫接受君主立憲,王室核心成員被扣為人質,國王也僅作為軍人政權合法性的象征符號存在。
可心存不甘的拉瑪七世在第二年,試圖通過復辟政變恢復權力,于是便遭到了軍人集團的鎮壓,最終退位流亡。
但是,國王的反抗也不是沒有起到作用,由于吸取了復辟教訓,鑾披汶政府直接通過設立特別法庭、限制國王資產以及監控王室活動等手段,徹底將國王排除在決策體系之外。
這其中自然是有著國王無法回應新興利益集團政治訴求的深刻原因,但更為重要的是,直到此時,國王手里仍然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
為了實現徹底架空王權,軍政府強勢推行民族主義經濟政策,不僅通過國營企業大搞經濟壟斷,更是限制華商資本,對傳統經濟鏈路“釜底抽薪”。
通過經濟網絡的重塑,軍政府終于獲得了發展的空間,軍費占比直接從1937年的25%提升至1955年的37%。
只是,如此急迫地“趕盡殺絕”,乃至擺脫國王的背書,哪怕是再強悍的軍事力量也終將陷入孤立的局面。
因此,當鑾披汶政府企圖通過賄賂選舉謀求連任之際,就立刻引發了民眾的不滿,在這樣的背景下,沙立于1957年再次發動軍事政變,取代了鑾披汶政府。
而這次上臺的軍政府,顯然是明白了君主立憲中君主的重要性,于是果斷采取了將政權合法性錨定于傳統王權的策略,恢復王室權威,以此來換取拉瑪九世的政治支持。
在沙立的運作下,王室禮儀制度得到恢復,今天用以起訴他信的“冒犯君主罪”也就此創設,甚至一度將國王塑造成了“泰國國父”的形象。
憑借國王授權的背書,沙立成為了政變后首次以王室文告形式任命的軍方領導人,在這個基礎之上,沙立政府更是推出了“泰式民主”來消弭前政府的賄選丑聞與民眾信任危機。
全新的體制使沙立得以出任總理,并設立“曼谷特別軍事行政長官”職位,實現軍政合一,之后廢除議會和政黨制度的操作,更是保證了軍人集團對政策制定和資源分配的直接控制。
可沙立不會想到,自己的“苦心經營”卻為后來此起彼伏的軍事政變做了嫁衣,由于國王的權力被抬回相當的高位,對政府的合法性授權一度成為了國王干政的得力武器。
在1973年10月14日爆發的泰國學生運動中,國王首次公開介入政治沖突,庇護示威學生并撤銷對軍人政府的支持,直接導致了他儂政權的倒臺。
此后,國王更是不斷通過樞密院與皇家發展項目培植保皇派軍官,一方面分裂削弱著歷屆軍政府的統治力量,另一方面,也為自己進一步操控政治奠定了組織基礎。
就在國王與軍隊“瓜分”政治權益的時候,他們不會想到,在政治空間幾乎被擠壓殆盡的情況下,居然還能迸發出第三方力量,而這股勢力一經成型,便劍指所有的利益既得群體……
泰國紅黃之爭
1997年的金融風暴,是災難也是機遇,泰銖的匯率防線被擊穿,引發整個亞洲的金融巨震,在這場災難中,泰國的傳統政治力量遭到沉重打擊,他信家族卻崛起甚至踏入政治舞臺。
泰國本就是經濟危機的爆發地,國內政府更迭頻繁、政策延續性差的弊端又在危機之下暴露地一覽無遺。
于是,為了凝聚地方政治力量、建立穩定政府,泰國在1997年的“人民憲法”中引入了小選區制,這便為他信組建泰愛泰黨打下了制度基礎。
小選區制產生的議席集中效應,有效保障了政黨在議會獲得穩定多數席位,由此,泰愛泰黨在2001年的大選中獲得眾議院500席中的248席,形成泰國歷史上首個具有實質執政能力的多數黨政府。
只是,泰愛泰黨面臨的毫無疑問是一個“百廢待興”的泰國,可繼任的他信政府,并沒有就此被困難嚇退,反而用“草根政策”與政治改革應對混亂局勢。
他信一手提出“30泰銖醫保”覆蓋至包括廣大農民在內的4800萬人,一手用“百萬銖鄉村基金”對農民進行技能培訓,并暫緩債務計劃緩解短期貧困。
同時,大刀闊斧的政府改革也接踵而至,公務員體系裁員24萬,官僚權力就此削弱,軍隊高層人事權收歸總理,更是挑戰著王室與軍方的協作傳統。
不過,向保守勢力開刀就必然會遭到猛烈的反撲,以至于在2006年,軍政府在國王的授權下,再次策動政變,他信就此流落國外。
可他信的離開并沒有讓一切回歸原點,相反,民眾們的反抗精神一經喚醒,便隨著他信的影響力一起留在了泰國政治的血脈之中。
農民、城市貧民及中下層民眾自發組成了“紅杉軍”,在2008-2010的三年間,接連發起了四次大規模的示威運動,從要求恢復草根政策一路發展到沖擊東盟峰會和占領商業區。
這股不容小覷的力量與中產階級、精英集團和保皇派為核心的“黃衫軍”,更是形成了“紅黃之爭”的激烈格局。
這便是為何,每當他信家族試圖東山再起之時,就會遭遇憲法法庭、選舉委員會乃至軍隊的“系統性阻擊”。
2008年,法院以濫權罪罷免了他信代理人頌猜,2014年,軍政府再次發動政變將他信的妹妹英拉趕下臺。
即便在2023年,佩通坦以全新面貌登上政治舞臺,試圖重整“紅色旗幟”,作為他信之女的身份標簽,依然成為了保守派不能容忍的“原罪”。
哪怕她盡力維持與保皇派的溫和姿態,甚至在組閣時聯合前政變將領派系,也依然逃不掉敵對勢力的圍追堵截。
于是,便有了這次因“錄音門”而被停職的事件,也就不難理解,為何說此次事件表面上是道德風波,實則又是一場政治清算了……
政局未來走向
佩通坦被暫停職權后,局勢撲朔迷離,雖然我們無法預料泰國政治的去從,但大致還是可以歸納出三種可能性:
如果佩通坦辭職或被國會罷免,必然會有一個新的總理被選出,而新的總理人選極可能來自保守勢力或與軍方關系密切的中間黨派。
在目前局勢下,如果憲法法院裁定佩通坦的“違憲”成立,她將無法回歸執政,即便還能繼續擔任文化部長,她的權力已被實質剝奪。
另一種可能便是佩通坦強勢解散國會,提前發動大選,盡管目前支持率暴跌,但若能借助民粹動員或地方勢力恢復支持,便有可能擺脫政敵掣肘、重新主導議程。
只是,這種方式風險極高,畢竟,總理行使解散議會權需滿足內閣全體同意以及呈報國王批準的先決條件,在國王與軍政捆綁甚深的當下,到底是誰解散誰,最后還真不好說。
而最壞的局面,就是政治危機持續發酵,引來軍方的再度干預,回顧泰國歷史上的多次政變,無不是在街頭運動持續、政治僵局加深之際出現的“軍事介入”。
雖然目前軍方尚未高調表態,但若抗議擴大、國會癱瘓、憲法法院裁決引發民憤,軍方還是會以“維護秩序”為由再次上臺……
目前,副總理素里亞出任看守總理,局勢暫時平穩,但一切遠未結束。
泰國政局再次被推入多事之秋,佩通坦的落敗是否標志著“他信家族時代”終結,憲法法院的后續裁決將是關鍵。
無論結果如何,這個過程已注定不會一帆風順,在民主與保守、民選與軍管、改革與復辟之間,泰國仍在“輪回”中苦苦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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