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與sh主義、自由主義并稱為現代三大政治思潮的保守主義，隨著特朗普的勝出，再次回到了輿論場內。

和以往的每一次保守主義“回歸熱”一樣，由于保守主義獨有的定義，爭執、討論與撕裂，也再一次在網上發酵。

正如奧古斯丁所說，惡是善的缺乏；查理·芒格的價值投資，開始于一個不投資什么的“負面清單”；佛教的“遮詮”法，以不斷否定“有”來闡釋“空”一樣；如果很難說清保守主義是什么、“保守”什么，不妨看看保守主義究竟不是什么、反對什么。

總結下來，保守主義至少有四大反對。

弄清這四大反對，是弄清保守主義本質，及其價值與智慧的開始。

一

反對理性至上

▲俄國革命

啟蒙運動以來，伴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其背后的支柱——“理性的力量”越來越被人們重視，儼然成為了現代文明的核心。

于是很多人開始認為，每一個問題必然存在一個唯一、正確答案，這就是所謂的“真理”，而人也一定能憑借理性找到這個真理。

此時，理性取代了上帝，成為世界的主宰。

而保守主義者們則認為，理性固然有其價值，但人的理性一定有限，理性也未必能發現所有難題的答案。

比如，很多答案可能在傳統之中，是沒有原因的，或者說找不到原因的，他們是典型的實踐智慧。如齊家之道、生財之法、生活中各種禮儀的價值。

反過來，用各種理性工具分析出來的所謂原因，往往不值一提。比如人為什么要講道德，肯定是基于人性，而不是理性。

所以伯克說，傳統不僅是許多代人，在傳遞過程中凝結成的集體智慧，更是一種跨越了時空的理性成果，是解決問題的“工具倉庫”。拋棄傳統的寶藏，去相信一代人，甚至幾個人的靈機一動，是狂妄，更是淺薄。

基于理性思考的法國大革命和俄國革命，最終走向了悲劇，無不證明了保守主義的這種反對，是極具智慧的。

二

反對抽象概念

▲奉行計劃經濟的智利阿連德政府破產

自啟蒙運動、科學革命以來，智慧的特征開始變得明晰起來，就是抽象化、數學化、形而上學化。

人類與社會從此成為了一堆概念符號——政治就是“自由”、“平等”、“博愛”等形而上的理念；經濟就是GDP、失業率、CPI等量化統計數據；甚至生活，都變成了考分、收入、職稱的數值比較。

而保守主義者認為，抽象化思考雖然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世界，但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人類與社會的高度復雜性，經不起這種簡化。

精英與普通人，終究不一樣，有著不同的責任與要求；父母與子女，也終究不一樣，有著不同的地位與權威；而人與人之間，因天賦、努力、運氣的不同，注定貧富不同。均貧富的福利政策，消解父母權威的青少年自由化，過度的動物權利保護，都是一種抽象簡化，忽視了相同中的根本性不同。

所以伯克說，我們不是在談論人類的理想，而是在談論人類的現實。過度抽象化不僅不能有效描述人類與社會，更容易讓人產生自己是上帝的錯覺，喪失同理心，視社會如棋盤，視人命如草芥。

計劃經濟烏托邦的破產，執迷于統計報表的公司破產，活在“理念世界的知識分子”的一事無成，都是過度抽象結出的惡果。

三

反對整體規劃

▲保守主義之父埃德蒙·伯克

如果說，理性是種子，抽象化是花朵，那么，對社會的整體規劃，就是必然的果實。

很多人認為，社會是一張白紙，可以隨便涂抹成他們想要的樣子。比如消費品的價格、未來經濟增長的速度，甚至人的工作、生活道德，乃至人性都是可以被規劃和改造。

而保守主義者們則認為，社會不是一張白紙，更不是一臺機器，而是一個“超有機體”，牽一發而動全身，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更不能推倒重來。計劃經濟、社會工程乃至各種新生活運動，背后都是這種整體規劃思維的產物。其結果，必然是打開了地獄的大門。

所以，正如伯克所說“改變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必須是漸進的，必須是對現有的修正，而不是破壞。”保守主義者從來不試圖從零開始做社會的整體規劃。他們尊重事實，順應傳統，容忍不完美，在社會肌體上小心翼翼地修補，希望社會能夠無痛和無縫的改進。

經濟出了問題未必就要抓經濟，背后可能是政治的問題。我們絕不能脫離歷史、傳統、現實，試圖用一個社會工程打造全新的人類與社會。

21世紀的今天，以各種“產業政策、進步運動”等名義的整體規劃幽靈，還常常卷土重來。

四

反對“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伴隨法國大革命的血腥工具：斷頭臺

法國大革命以及后來的一系列革命，總有著“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等善良的目的。

這些目的是絕對“可欲的”，但是通往這些目的的過程卻艱難無比。于是很多革命者就開始認為：只要目的正當，可以不擇手段。

為了徹底改造世界，他們認為使用非法手段乃至暴力是必需的，哪怕革命成功，恐怖統治依然是一種必要的惡；他們認為，為了發展經濟，高稅收、濫發鈔票，甚至犧牲一部分人都是可以的；而理想的人間，可以、甚至應該建立在斷頭臺、毒氣室和古la格群島之上。

正如馬丁·路德·金所說：“人無法通過不正義的手段去實現正義的目標，手段是種子，目的是樹”，保守主義者也強烈反對“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所以，伯克說“我所謂的自由，一定是秩序下的自由”。在他看來，一個好的社會，必須擁有足夠的秩序，有了秩序，自由才可以在社會中生長，而手段本身就是秩序的一部分。

要建設一個良善社會，有些手段無論如何是不能用的，比如不能侵犯私有財產、不能剝奪宗教信仰自由、不能過度使用暴力。這些是必須守護的底線，這條底線，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不幸的是，試圖改造社會的強人、暴民們，經常對此不屑一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