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抗美援朝戰爭，估計很多人會第一時間想到上甘嶺戰役或者長津湖戰役等重要勝利。畢竟它們為結束戰爭，迫使敵人簽字停戰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但很多人似乎不愿意提及也不想去了解經歷重大失敗的180師究竟經歷了什么（即便是在當時亦是如此）。畢竟國人總是喜歡報喜不報憂，但這其實是一種回避問題的危險態度。不過與很多人不同的是，身為領袖的毛主席更喜歡關注問題，而不是喜訊。

在180師陷入敵軍包圍后，毛主席晚上睡不著，幾次詢問情況，還同180師的指戰員逐個交談，認為師長鄭其貴在關鍵時刻的決定存在問題，難辭其咎。

鄭其貴的上級韋杰也表示，他被撤職并不冤枉，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講到該問題前，還要從當時的戰局出發。當時第五次戰役即將打響，志愿軍雖然把握了主動權，但敵人依然擁有實力不俗的作戰部隊，不能掉以輕心，還是要堅持機動靈活的打法。所以結合當時的局面來看，部隊還是應該堅持穩扎穩打的戰術，靈活中不失強硬，堅持原則的同時要隨機應變，正所謂“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一線的指揮員還是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判斷，一旦危及全軍生死，就要堅定獨立作出決定，保全部隊。

這其實是很多部隊能夠在朝鮮戰場越打越活，讓裝備更好的美軍和韓軍倍感壓力的關鍵所在。然而180師在這個問題上明顯沒有做好。

該部隊在剛進入戰場的時候，總人數達到了11300余人，經歷了大戰后，只有4000人生還，可以說喪失了戰斗力，影響了全軍的士氣。

戰報傳到北京后，毛主席日夜懸心，要求全權指揮此戰的第三兵團指揮員王近山和他手下的三名軍長立刻回北京報告工作。

這三位軍長中最緊張的當屬60軍軍長韋杰，因為180師是他的部隊，真要論起責任來，他是躲不開的。

因此他在同毛主席見面的時候，心理包袱很重，毛主席看出來了，沒有對60軍過多批評，話題始終圍繞180師和具體作戰情況展開。經過交流，毛主席談了他的看法，他首先強調兵團司令王近山不是主要責任，問題在第一線。對于180師的傷亡情況，韋杰當時難以控制地哽咽說：請主席給我處分。對此，毛主席卻表示這件事各級都有責任，志司有，軍委有，我也要反思。一句話寬慰了韋杰，然后主席問了很多細節，一邊問一邊思考。最后他問了一句：“180師師長鄭其貴這個人怎么樣？他原來是哪個部隊的？”

這句話其實就是要找個責任人，然后看怎么處理，畢竟犧牲了7000多名戰士，不能沒人擔責。

韋杰的回答非常關鍵，他表示鄭其貴和自己同一年參加了紅軍，大致講了他這些年打過哪些仗。主席認真聽著，說到最后，韋杰還補充了一句：“鄭其貴有問題，我也有責任。鄭其貴對于軍部和兵團的命令，總是不打折扣地執行，這值得肯定。但他應變能力不足，危急情況處置不堅決。”

這番話其實信息量很大，等于告訴主席，鄭師長并不是沒有組織紀律的人，恰恰相反，是這個人不太靈活，有些死腦筋。

話說到這里，其實意思也比較清楚。毛主席想了想，說：“鄭其貴看來不適合再擔任軍事指揮員了，應撤職。但他畢竟是老紅軍，安排他干其他工作吧。”這其實是最好的結果了，最后毛主席要求部隊全體開會，要吸取教訓。

其實后來離開部隊的不只是鄭其貴一個人，180師的其他幾位干部也脫下了軍裝，被調到了其他崗位。

雖然毛主席作出了處理決定，但韋杰卻始終放不下這件事，他后來一直在反思該問題，他總結了七個問題，都是導致180師陷入危險的直接或者間接原因。

第一個問題是他的上級王近山低估了敵人的戰斗力，戰斗打響后，部隊攻堅不利。于是王近山把韋杰手里大部分兵力調走了，導致60軍兵力不足，關鍵時刻沒法派人去增援180師，當時韋杰身邊只剩下300多人。

第二個問題是戰斗打響后，在情況不妙的前提下，志司下令撤離，但沒有安排好撤離順序，結果15軍撤走后，180師左翼被暴露。

第三個是180師右翼的63軍在撤離的時候，沒有把他們掌握的情況傳達給180師，客觀導致180師陷入危險。

第四個其他部隊全都接到撤退指令了，志愿軍司令部唯獨不讓180師撤，導致180師成為北漢江以南的唯一孤軍。

第五個是鄭其貴猶豫不決，不敢自主決定撤兵，直到包圍后才匆忙下令。

第六個是撤退的過程中，應該追求速度，沿著公路打出去，但鄭師長堅持走山路，認為這能避免敵人飛機的轟炸。但山路時間長，耽誤了時間。這個問題是魚和熊掌的關系，確實不好抉擇。

第七個是在撤退過程中，一些細節沒處理好，例如主動丟棄了電臺，糧食也斷供。雖然總結了很多問題，但韋杰還是多次強調180師是好樣的，他們英勇奮戰，有不怕犧牲的英勇氣概。

其實對于這個問題，相信大家也有些判斷了，司令部遲遲不讓180師后撤，讓他們單獨留下來拖住敵人，這才是關鍵，180師是真的很勇敢。但不管怎么說，犧牲了7000多名戰士，鄭師長被撤職也并不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