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考公、考編“上岸”成為一種理所應當的選擇。名校畢業生，甚至連曾經的高考狀元都涌向基層崗位，已經越來越算不上新聞。

但“上岸”之后，就是終點嗎？在縣城甚至鄉鎮工作的年輕人，如何面臨精英教育背景和基層經驗的沖突？他們看到的基層又是怎樣的？他們是否獲得了預期中的“穩定”感？

我們找到了四位年輕人，分享他們基層“上岸”之后的工作和生活體驗。他們分別在街道辦、政府外聘、教師編、事業編崗位工作，有人24小時待命，手機沒開消息提示就會失眠；有人給領導寫材料，曾經通宵手抄材料應付檢查；有人做鄉村老師連軸轉，看到鄉村是多么需要老師；也有人帶著“我的家鄉為什么不能像一線城市那么好”的理想主義回了東北老家。

以下是他們的講述——

文 |謝紫怡

編輯 |張輕松

運營 |小二郎

“成就感常常在一瞬間有，但又持續不了很久”

王文月 女 95后

海歸碩士“上岸”鄉鎮街道辦

一開始考回家鄉的體制內，就是我有些妥協的結果。

我本科學習的是小語種，之后去歐洲讀了一年制哲學碩士。2020年畢業趕上疫情，回國以后，求職不順利，父母和親戚也一直給我做思想工作，勸我考編考公。

我意識到自己并不向往一線城市工作，但如果回家發展，我這個專業，在家鄉很難有合適的崗位。于是也開始報名國考、省考。國考沒通過，省考成功“上岸”了，2021年底，我正式成了一個華北三線城市鄉鎮街道的基層工作人員。

報到的第一天，我們十幾個新人沒有直接去自己所屬單位，而是在別的部門跟崗學習，一待就是兩年多，整體來說比較輕松。2024年初，我回到歸屬的街道崗位，才真正開始了基層歷練。坦白說，我到現在都沒有完全適應這種環境。

▲一些年輕人“上岸”后，需要一段時間去適應。圖 / 《故鄉，別來無恙》

剛去的時候，我就問同事，疫情期間大家是不是特別辛苦？他們說，那時每天做核酸、追“陽”，雖然累，但工作也單純，只需要負責這幾項就好。可能就是身體上的累，心理負擔還沒有那么大。現在不一樣了，大家各有分管的工作。“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所有的政策都要通過基層去落實。

我分管的領域，涉及的都是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工作，比如衛生健康、教育、水利、農業等。每天上班，我會列一個清單，把當天要處理的事情寫在本子上。我做得最多的就是報表。比如，上級部門發來隱患排查表，我們就需要發動社區和自己人沿街檢查，把隱患情況整理出來，再報過去。但因為上級有不同科室，要求有時存在重疊，也會導致重復報表的情況。

我們這個區下面有18個街道，我所在的街道常住人口約3萬，下面有七八個社區。每個社區的工作人員只有四五個——我的同事基本上都是40歲左右的姐姐們，基層單位，尤其是社區，女性比較多。大家要承擔來自街道，以及區里十幾個不同口子的具體工作，工作繁瑣程度可想而知。

最近一段時間，我們的工作重點是環境衛生整治。因為這邊屬于老城區，很多老舊小區沒有物業，也意味著沒人管理衛生——基層的經費緊張，如果每個小區都雇傭環衛工，開銷會很大。日常的清潔，有小區志愿者維護，社區也會負責垃圾傾倒。如果遇上檢查，我們就一人拿一個掃帚，直接下到社區幫忙打掃衛生。

基層工作直接面對居民的訴求，需要具備一些群眾經驗。但有時會遇到蠻不講理的人，也很容易受氣。

我曾處理一位近80歲老太太的投訴，她堅稱樓上半夜有機器嗡嗡作響，“是一個車間”。我和社區人員上門協調，樓上鄰居反映他們家長期沒住人，不會有噪音，我們一起去家里看，證實也只是一個普通住宅。

我猜測，老人可能因獨居，神經有些衰弱，產生了幻聽。我們試圖安撫，但老太太完全不聽解釋，她先是威脅投訴我們，后來執意要在樓上安裝攝像頭。鄰居倒挺豁達，說老太太可以安，反正他們家不住人，電費、網費也是老太太自己出。因為這個事，老人不分晝夜地給我打電話，從早上6點到晚上9點，只要電話一響，搞得我都窒息，被折磨得也要神經衰弱了。

畢竟，我們幫居民解決事情，還是能收獲到一些幫助他人的正反饋。例如，我們推動解決了轄區爛尾樓居民的房產證問題。之前因為開發商不作為，居民雖然已經住進去了，但始終沒有合法產權。這件事被政府列為惠民工程推進，我們督促開發商完善手續，最終看到居民拿到“紅本”的喜悅，也收到他們送來的錦旗，這份滿足是實實在在的。

這種成就感常常在一瞬間有，但又持續不了很久。更多時候，我還會感受到一種無力。上級部門是我們的“甲方”，大部分的工作都需要基層去落實，但如果想要創新性開展一些工作會因為職能有限，有些我們想推動的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我現在的狀態，基本是24小時隨時待命。我的手機不敢靜音，生怕錯過緊急通知——如果手機沒開消息提示，我晚上會失眠，會頻繁醒來查看有沒有通知。現在是雨季，也就是汛期。一到下雨天，我就擔心哪里會不會淹了，有沒有什么安全隱患。

前兩年的時候，我就在懷疑自己，為什么要回家，為什么要離家這么近？我被太多事情牽絆住了，有時候做夢都會夢到在歐洲上學的事情。我會一直翻之前拍的照片，看自己曾經發過的朋友圈，感慨那時是那么自由和無憂。

▲王文月在歐洲留學時居住的社區。圖 / 講述者提供

生活在這個熟悉的小城里，還有一些東西沒法避免——一旦進了體制內，女生就會面臨婚育壓力，家里首先就會給你介紹體制內的對象。這個圈子相當于固化了。

一開始我對于相親這個事情是非常抵觸的，后來我發現，跟父母抵抗的話，尤其同住一個屋檐下，難受的也是自己。不如就采用一種更迂回的方式：我可以去見不同的異性，至于見了以后成不成，那都是我說了算。

相親市場的男生們都比較自信，尤其體制內的男生，會有天然的優越感。有些男生在更高層級的部門工作，就會有種看不起基層單位的態度。之前一位相親對象對我說，“我跟你們大領導吃過飯”。我當時想，吃過就吃過，你跟我說是什么意思。他的潛臺詞大概想暗示——我連這位領導的面都見不著，但是他們可以在一個桌上吃飯。他可能預想著我覺得他好厲害，但我只是很冷漠地回了他一個“哦”。

這份工作畢竟是要干30年，甚至40年的，如果不去適應，難受的仍然還是自己，所以我一直在調節心態。有時候我都在想，現在就業壓力越來越大，考試越來越卷，我都會慶幸早了幾年考上。當時我借著應屆生身份復習了半年，那時120～130分就可以進面試了，而今年都已經飆升到150分了。以我現在這個水平再去考試，我可能都得不到現在這份工作。

看到去年我們新招過來的兩個社工妹妹，兩人關系特別好，就讓我想到了之前在上一個單位的時候，也有幾位關系特別好的同事，每天也是形影不離。現在看著都有些恍若隔世了。現在大家都在不同基層單位工作，太忙了，我們見面機會很少，共同話題也慢慢變少了。

當然當越來越多年輕的、高學歷的人來到基層，我覺得大家是有機會被看見的。體制內的流動機制完善了很多，如果你能力突出、學歷優秀，組織是會考慮把你調到一個更匹配的崗位上。更何況，基層崗位學到的很多東西，都是將來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

剛上班那兩年，我的心態還是一個學生，到了這個單位以后，覺得自己不管是與人溝通，還是協調處事上，真的飛速成長。家里人也說，我沒有那么重的學生氣了，可能也是被工作磨的，做事方面也圓滑了一些。

▲王文月在挪威旅行看到極光。圖 / 講述者提供

“做個聘員，好像多少有點低人一等”

張華 男 34歲 歷史學碩士

“上岸”廣東街道辦外聘崗

在廣東工作的第三年左右，不知道為什么突然想回家了，回到那個珠三角的小城市。我開始關注本地招聘，剛好看到家這邊的街道辦招考，于是報名。那是由政府組織的外聘，一樣有筆試和面試，題型跟行測申論差不多，但難度會低很多，它是沒有編制的。

2019年，我順利考上，來到鎮街道辦的黨政辦公室。這份工作確實也只用待在辦公室，我們服務的對象是街道辦的一把手跟二把手（街道辦主任和鎮長），主要就是寫材料——領導們參加會議的發言稿由我們生產，包括他們一些日常活動的行程，都需要有人準備。

我們辦公室六七個人，只有三個人有編制。據我了解，整個鎮大概有2000多名政府工作人員，但有正式編制的大概只有1/10左右。原來越是基層，非編制人員的比例越大。我是廣東某211大學歷史專業的本碩畢業，很多同事都是大專或普通本科生。在這里，我是學歷最高的人，但學歷并沒什么作用。至少在基礎崗位，大家干的活都一樣。

▲有些時候，崗位越基礎，學歷優勢就越小。圖 / 視覺中國

說來也奇怪，雖然我不太喜歡這份工作，但發現這是自己很擅長的。寫這類文字，是我作為文史哲出身的強項。我幫領導寫發言稿時，就會考慮不同人的發言風格，把他們發音的語氣也加進去。一般來說，一個文稿是辦公室團隊協作的結果。我們會提前分好工，每人負責一部分，再修改完善。相處下來，我感覺同事們的文筆、待人處事的能力都比較強。

這份工作并不輕松，相當于是整個街道辦最忙的一個部門，跟網上說的“5加2”“白加黑”差不多。有很多會議要開，很多調研材料要交，手頭的活源源不斷。我們經常加班，通宵工作也試過。記得有一次，有上級部門來檢查，因為有些材料的存檔是有要求的，必須得手寫。我們六七個人，臨時寫會議紀要，抄了整整一晚上。

有時候，我會覺得這個工作不太有價值感。那次通宵，是為了應付檢查而做的表面文章。我們辛苦準備的材料，最后只是走了個過場。但基層人員不得不提前把所有的問題兜住，確保一切看起來準確無誤。

我們部門與領導接觸比較多，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升職的。當時辦公室有個年輕人，25歲不到，也是合同制聘員。他工作很賣力，經常跟在一個大領導身邊。不知道為什么，他常給人一種趾高氣揚的感覺，動不動就指揮我們做事，有很強的壓迫感。我不明白他才那么年輕，為什么身上會有一身這樣的習氣。

有沒有編制，也是天差地別。有編制的同事，收入幾乎是我們的一倍。在珠三角地區，剛畢業進體制內的人，年薪通常可以拿到20萬元，而我們當時到手是八九萬。更關鍵的是，有編制的人在職業發展上更有盼頭，他們有一套明確的晉升機制。而我們這些聘員，能當上辦公室主任就到頭了，怎么都走不出這個鎮。當時系統里的領導，都會勸我們早點考編。同事們也是年復一年地備考。

我報過幾次，但后面都提不起精力去復習，覺得太麻煩。在單位待了超過一年半，離職也是考慮到，做個聘員，好像多少有點低人一等。其實還是會有落差感，如果我是公務員的話，可能就不會辭掉這份工作了。

在家休息了幾個月，我又在當地人才網上，找到了一個中學圖書館管理員的工作。每天半小時，開車去旁邊鎮，主要工作內容是整理圖書，定期舉辦一些閱讀活動。學校食堂吃飯很便宜，10來塊錢。年薪8萬5000元左右，還有寒暑假，我覺得挺爽的。但后面因為那所學校從公辦轉民辦，工資降了1/3，一個月3000多元實在太少，我就離職了。

回望過去，好像我每一份工作都是干了不超過2年。剛畢業的時候在廣州，我在一家設計公司做文案策劃。工作半年，加班太厲害，就沒做了。后來，我去國企干了一陣子，辭職后，又在電影院做過一段時間檢票員。那之后，我還在一個民營博物館干了一年多，做文物有關的內容運營，那是和我專業相關度最高的工作。

現在想起來，最讓我有激情的工作是在電影院。一個月2500元，什么都不用考慮。站在檢票口就檢票，上班就是傻樂。同事都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很多時候下班，大家就留下來看電影。那是疫情前，電影市場算蓬勃，我們看過很多爆米花電影，純粹當一種消遣。在放映室里面為觀眾準備電影的感覺也特別好，跨年那天，我放《地球最后的夜晚》，電影院都滿座了。

在那里，身心是完全放松的，熬夜也不會不開心。我從一個很開心的地方下班，第二天也是去喜歡的地方上班，自然不會覺得辛苦。當然，我無法不看見現實，一直維持這種低收入狀態也不太對勁。不舍地離開電影院后，那份博物館工作，雖然工資能拿到1萬多元，但因為我和老板不太對付，最后也沒干太久。

▲張華凌晨12點半從電影院下班。圖 / 講述者提供

可能以前上學的時候，我努力的勁頭都花了七七八八，工作上就厭倦了太拼和太累。我們這個專業，大家比較好的去處，一般是在中學當老師。高考后，我不想再回到那個環境里面，所以一直也沒有往當老師的方面考慮。

在街道辦的最后一段時間，剛好到了疫情，很多時候要連夜搭帳篷，建核酸檢測點，去收集各個社區居委會的工作進程，把這些信息整理成工作簡報，匯報給區政府。那時需要很多防疫物資，過了晚上12點，我們還留在街道辦政府，等貨車一車一車把物資運過來，然后在現場組織分發。

爸媽也看到我工作挺累的，也能接受我辭掉那份穩定的工作。確實到了需要休息的時候。現在，我在本地一家民營企業做行政。沒什么前途，只是混一份工資的。我們只有單休，周末基本睡一天過去了。每天晚上睡前，我會刷一些貓貓狗狗的抽象視頻。以前還會半夜打switch游戲，現在連熬夜的精力都沒了。

我的精神生活還算活躍。身邊那些已經結婚的哥們，都比較難再出來聚了，但我還有很多通過社交媒體認識的朋友。我會去廣州、深圳看livehouse，今年就聽了平澤進、戶川純、Sea Power、生祥樂隊的演出。如果等到雙休，我會再請一天假，去附近短途旅游，放松一下心情。

也許我回家太早了，感覺好像荒廢了一部分人生。可能受爸媽影響太大，他們老是盼著我回來，我又很容易妥協。如今快到35歲，考公務員的機會越來越渺茫，我也不想考了。說實話，年齡越大，找工作也越困難。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放棄，但我內心一直挺向往大城市的生活。也許有一天我會去上海呢，未來的事，這也說不準。

▲張華看生祥樂隊演出，《菊花夜行軍》講述的就是青年返鄉。圖 / 講述者提供

“畢竟我也看到，鄉鎮有多么需要老師”

沐蕓 女 27歲

從建筑企業考到縣城教師編

第一天來到鄉鎮，我就被住宿環境整哭了。分配給老師的屋子算大，但條件十分簡陋。一進去是水泥地，屋頂板子上蓋的是瓦。房間里只有一張光禿禿的床，配上桌子、柜子，再就是廁所。太久沒人打掃，一只很大的蜘蛛在我面前跳來跳去。

2024年，是我考回縣城教師編的第二年，按照慣例，新老師要去下面的鄉鎮支援一年。我申請的是我老家，但還是被“調劑”到了一個從沒去過的地方。那是我第一次住平房，最無奈的是，第一周就趕上下大雨，屋頂漏雨，晚上睡覺時我被淋醒了，聽見滴答滴答的聲音。被子也受潮了，我咳嗽了一晚上。

我教小學二年級，和另一個老師包一個班。我既是語文老師、班主任，也是他們的美術、音樂和勞動老師。老師們要面對無止境的公開課、安全教育、防溺水教育，還有各種形式主義的檢查。每到周末，我回到縣城，都感覺身心俱疲。

我完全不知道當老師這么辛苦。大學剛畢業的時候，我很迷茫，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嘛。我在武漢念書，當時建筑工程專業還是學校的王牌專業，就業面比較廣，同學們有到施工單位的，也有到設計單位的。我做甲方的招標工作，很快就覺得生活很重復，有種想跳出去的沖動。自己一直有當老師的夢想，于是一邊工作一邊備考，這才考上了。

在鄉村支援這一年，最忙的時候，我每天都滿課，相當于從星期一開始，每天上午上4節課，中午帶學生去食堂吃飯，再帶他們午托，下午再上3節課，帶他們晚托，然后再放學。這還沒完，家長們每天都有各種事情找老師，我都得服務到底。

▲圖 / 《山花爛漫時》

農村地區的留守現象比較嚴重。很多孩子的爸爸媽媽出去打工，學生由爺爺奶奶照顧。由于文化水平和認知程度的差異，有時會導致一些溝通問題，讓本是雞毛蒜皮的小事變得棘手。

有一次，一位學生家長在微信上問我，“孩子的下巴在哪里磕的？”我有些懵，因為放學前，我檢查學生一切都正常。隨后家長帶著情緒說，孩子在交作業的時候摔倒磕傷了。我心里一涼，心想，學生在學校什么都沒說，家長知道后就質問我，這明顯是來找茬的。學校規定不許帶零食進校，一位爺爺也在群里問：“我看到別的孩子都帶了吃的，為什么我的孫子不能帶？”

我覺得比較耗費心力的是，家長們不管學生的行為習慣、性格養成，只管孩子在學校里面有沒有受欺負，有沒有攀比。天天就是，“老師，孩子的筆掉了”“老師，我的孩子東西不見了”“老師，某某小朋友把我家孩子撞傷了”……我們每天都要為這種事情扯皮拉筋。

為了減負，學校規定一二年級不能布置作業、也不能考試。在縣城教書的時候，我還是會叮囑一下，如果學生家長買了資料，孩子在家自行復習，我可以幫忙檢查。但到了鄉村，情況就不一樣了。每到晚上，就有家長在群里在扯皮，說現在作業怎么都要家長提供了。最后，干脆全班都不做任何作業了。當然，這個壓力也轉移給了老師，家長不用管孩子學習，但希望孩子在學校出成績，出好成績。

有時候我會覺得，教師這個職業的社會地位似乎不如從前了，甚至有些“卑躬屈膝”的感覺。我倒也沒有后悔。記得第一年考上教師編的時候，心里有一種恐懼，覺得自己一旦失業，可能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隨著時間的推移，那種焦慮感消退了很多，取而代之的是無盡的忙碌。畢竟我也看到，鄉村有多么需要老師。

如果我當時考一個事業編，當公務員，會不會更加舒服一點？但普遍意義上說，如果每個人都覺得體制內的工作很清閑，可以“躺平”，這應該是一種幻覺。事實上，根本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養老”和躺平。

▲圖 / 《山花爛漫時》

“每天見到一些生活情況不那么好的人，心里難免會有難過”

三街水怪 男 27歲

211建筑專業“上岸”東北縣城事業編

回到縣城之后我發現，近些年在縣城體制內的年輕人學歷分布有些極端，既有985、211的本碩，也有一部分畢業于大專院校。大家拿著一樣的工資，做著一樣的工作。

起初我以為是公務員考試的公平性使然，但后來才發現，真正的原因在于專業的不同。縣城體制內學歷較高的基本以風景園林、建筑、土木工程、生物工程等就業困難的專業為主。

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2022年，我從西南交通大學建筑學專業畢業，進入成都國企設計院工作。行業正在走下坡路，身邊工作了3～5年的同事，隨著能力的提升和經驗的積累，加班越來越多，收入卻越來越少。這種情況徹底讓人失去了信心。

▲圖 / 視覺中國

既然沒法實現財富自由，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公務員或事業編，是能讓人在工作外實現時間自由的職業。只有擁有時間資本，才能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于是，我決定在職備考事業編。剛好看到老家在招錄，我報考了一個專技崗，最終在2023年末考回家鄉。

我進入體制內之后從事的主要工作內容是防返貧監測（屬于鄉村振興）——經過國家幾年脫貧政策，從前的貧困戶的生活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但對于那些生活仍然可能存在困難的脫貧戶或監測戶，我們會提供一些幫扶政策。

比如，如果他們出去打工，政府會報銷車票；如果他們有孩子上學，政府會發助學補貼。政府也會開發一些公益性質的崗位，雇傭那些沒有勞動技能的人做一些簡單的工作，像森林防火、鄉村道路的輔助管理。總之，我們會負責農戶的“三保障”（義務教育保障、基本醫療保障和住房安全保障）和飲水安全。如果村民家里遇到什么問題，我們都會盡力去幫忙解決。

我們縣有16個鄉鎮，近6萬名農戶，幾千名脫貧人口。每個鄉鎮，都會有專門負責的工作人員和村書記。

我們的工作方式主要是下鄉走訪，到農戶家查看實際情況。一方面，村里的工作人員更熟悉這片土地，會幫助核實農戶收入和生活狀況；另一方面，國家建立了防返貧監測系統，如果某戶出現大額支出（比如做手術），我們收到預警，也會去核查農戶是不是面臨生活困難。我們每天都要填表格、整理材料，以便為農戶發放各種補貼。

▲三街水怪拍攝的東北農戶家庭 。 / 講述者提供

這份工作很有意義，每天接觸自己的家鄉人，對他們提供幫忙，像是對故鄉縫縫補補的外科醫生，只是每天見到的是一些生活情況不那么好的人，心里難免會有難過。

我曾遇到一位獨眼的老奶奶，她的另外一只病眼被挖去，始終沒有安裝義眼。望著她空洞的眼眶，只看見類似蛛網般已經愈合的人體組織。我問她為什么不去醫院繼續手術安裝義眼，政府能夠為她報銷大部分手術費用。她回答說，即使報銷，她也要花一些錢。更何況，她已經80多歲，每天只在自家的院子里活動，有沒有義眼對她的生活不會有任何改變。“活不了多少日子，就沒必要折騰了。”

我從小生活在縣鄉，做這份工作后，才真正走進家鄉的農村。最遠的村子，我們開車要兩個半小時。有些聚落之間隔著山，翻過崎嶇的山路，還要走窄窄的水泥橋。生活在這里的農民，總體上都比較樂觀的。村里的老齡化比較嚴重，很多人一輩子可能沒有去過太遠的地方，一直守護著他們種的玉米、藍莓、榛子、人參、大米。

那些比較貧困的人，有些是靠種玉米為生的農民。有一天，他可能摔倒了，去醫院檢查后發現自己患病，或者哪里受了傷。一旦生病，他就無法繼續種地，也就失去了主要的收入來源。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就會采取一系列幫扶措施。比如會幫他把土地租出去，這樣每畝地大概會有幾百元的收入，可能還會有一些產業分紅。此外，他還可以申請低保，看病也能報銷大部分醫藥費。

體制內是一個復雜的生態，當你身處其中的時候，不僅要面對服務對象的問題和矛盾，還有不少來自上級的壓力。行政單位一層一層下來，從中央到省級，再到市級，再到縣級，再到鄉鎮，最后到村，每個層級看到的東西不一樣，信息差不一樣，職責也不一樣。

我所在的縣城體制內，一般年紀大的人文化程度不高，年輕人相對好溝通一些。雖然在這里沒有很明顯的學歷被浪費的感覺，但專業技術和思維模式卻無法施展。

有時遇到工作上的問題需要解決，我傾向于依靠政策，公事公辦，把問題攤開，大家一起討論，找出符合邏輯的解決方法。但有些人從小接受的社會規則就是靠人情，通過請客喝酒拉關系等私人手段來避開問題。相比之下，我有時會被認為是社會化不夠，做事太死板了。

▲圖 / 《縣委大院》

基層的問題確實比較麻煩，很多時候看似簡單的事情，背后卻相互交錯，就像是一團糾纏在一起的麻繩。以前我會把事情想得比較簡單，少年心氣更多一些。現在看到了更復雜的問題，心氣的確有些被消磨。或許很多問題只有去了更高的平臺，比如省廳，才能看見答案。

從小我就聽父親叮囑，“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祖祖輩輩用勤勞和苦難托舉出道路。我來到大城市，明明有機會通過奮斗，更好地扎根下來，但我還是回家了，我想，為什么一定有“人上人”，我的家鄉為什么不能和一線城市一樣好？

我有在社交平臺經營自己的自媒體賬號，聊一些專業、工作和青年成長，和相隔千里的朋友交流，這讓我感覺自己并沒有那么孤獨。我一直希望自己讀書、寫作、工作，不是為了做“人上人”，而是為了這個社會上，沒有“人上人”。

從成都回到東北，路過小時候生活的鄉鎮。看到縣政府廣場上有一座矗立了幾十年的雕像，名字叫做“崛起”，如它的名字一樣，高聳的紅色不斷向上生長，想要沖破天空。這種生長是曲折卻又持續不斷的。那時我就相信，以后在這兒，我會做很多事情，為自己的家鄉帶來很多改變。

▲圖 / 講述者提供

（文中講述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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