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中考五五分流” 到如今普高擴招，中國教育格局正經歷一場深刻變革。這背后有著復雜的歷史脈絡與現實考量，也關乎無數普通家庭孩子的未來，接下來就為你詳細剖析其中的緣由與影響。

回顧歷史，中考分流政策由來已久。1985 年，中央下發的關于教育體制改革決定中明確提出，力爭在五年之內使大多數地區的各類高中階段的職業技術學校招生數相當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數。彼時，改革開放浪潮下，工廠急需大量熟練技術工人，職校在當時備受青睞。像比亞迪老總王傳福，年少時最大的心愿就是考上中專，只是因中考時母親去世缺考兩門，才無奈進入普高。那時，中專畢業不僅能轉戶口，還包分配，政策甚至規定單位招工需優先從職校畢業生中擇優錄取，足見職校中專的優厚待遇。

然而，時代的發展讓職教的處境發生巨大轉變。90 年代中后期，國企職工下崗潮來襲，民企外資用人走向市場化，不再接受分配和政策控制，中專畢業失去了包分配的優勢。與此同時，90 年代末高校開始擴招，職教的紅利逐漸消失，招生規模逐年減少。1998 年起，中

職招生規模連續三年下滑，到 2001 年，中職招生數僅占整個高中階段招生數的35%。為解決這一問題，國務院在 2002 年到 2005 年間召開三次大會，通過行政手段確立中考普職分流制度。

盡管國家重視，但市場和人們對中職畢業生仍存在偏見。以廣東為例，2020 年全省中職畢業生 23.25 萬人，就業率達 96.33%，對口就業率 83.78%，直接就業的畢業生中 94.56% 對就業表示滿意，這些數據看似亮眼，甚至優于不少高等學校。但在薪資待遇上，中職畢業生平均月薪僅 2182 塊，與同年廣東省畢業生首份工作平均起薪 5290 塊、中專畢業生起薪 4562 塊、本科生 5102 塊、碩士及以上 7337 塊相比，差距懸殊。

這一差距體現出市場的區別對待，也反映出一個現實問題：我國技能型人才缺口巨大，2020 年缺口超過 1900 萬，可即便如此，大學本科及以上畢業生和職校生都難以填補高級技工的缺口，許多中職學生畢業后只能在低回報行業從事低收入工作，難以提升技能和收入。

追根溯源，中國中等職業教育出現的種種問題不容忽視。2005 年，時任教育部長要求將中等職業學校擴招 100 萬的計劃分解到各省，并與年度工作業績考核和獎勵掛鉤。在這樣的壓力下，地方為完成指標，采取了一些不當措施。比如浙江省曾規定，教育強縣必須保證中職招生比例不低于 50%，連續兩年未達標將撤銷教育強縣稱號。

在實際執行中，一些地方層層施壓，甚至出現老師為確保普職分流比，勸退成績靠后的學生、暗示學生放棄中考等現象。而學生進入職校后，面臨的狀況也不容樂觀。部分職校與血汗工廠存在黑色利益鏈，將學生當作搖錢樹。湖北一所中專學校就曾以新教學模式為由，將計算機專業 90 多名學生送到深圳工廠流水線實習，學生不僅要忍受長時間勞動，薪資還被克扣，更有學生因不堪折磨發生悲劇。

從學生構成來看，中職在校生大多來自經濟條件較差的家庭。根據 2012 年的相關報告，中職在校生80% 是農村戶籍，70% 來自中西部地區，45.7% 的學生家庭人均年收入不到 3000 塊，且 90% 的中職在校生都享受過國家資助政策。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普職比接近甚至超過 7:3 。大量偏遠地區、家庭條件不好的孩子，可能因教育資源匱乏、經濟狀況不佳，在初中成績不理想，就早早被分流到職校，失去了改變命運的更多可能。

正是基于這些現實情況，今年普高擴招意義重大。國務院 1 月發布文件加快擴大普通高中教育資源供給，6 月又宣布新建、改擴建 1000 所以上優質普通高中。各地迅速響應，浙江新增 2 萬個公辦普通高中新生學位，北京普高招生名額增加 3000 人，合肥更是定下普高錄取率逐年提升的目標。普高擴招為普通家庭孩子拓寬了向上流動的道路，讓更多孩子有機會讀高中、上大學，給更多家庭帶來改變命運的希望。

此外，除了普高擴招，職教高考制度、職業本科學校的設立，以及部分地方出現的 “本升專” 現象，都表明教育改革正在多維度推進。國家希望通過這些舉措，先讓更多孩子接受良好教育，再讓有需求的學生在具備文化知識的基礎上學習職業技能。

隨著社會發展，低端流水線工作或將轉移或被機器取代，社會對高文化水平、高創造力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日益增長。此次教育政策調整，正是順應社會共識與發展趨勢，既能緩解中小學教育內卷和年輕人就業市場內卷，也能為教育與產業深度融合爭取時間，培養更多適應社會需求的中高技能人才，同時給予孩子們更多發現自身天賦、實現自我價值的機會。正如 98 年新華字典中的那句話：“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希望這美好的愿景在教育改革的推動下早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