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中有一個小故事：

著名天文學家高平子的孫子來拜訪胡適，說到得意處，背起“橫渠四句”來，還想讓胡適給解說解說。

胡適笑道：“你的祖父是研究天文的，你怎么不學點實在的學問，反而念這些空洞的話？這四句話，與佛家的四弘愿沒有差別，看似宏大，但既不可操作，又無法驗證，不過是替古人背書的幌子而已。”

客人還想反駁，胡適當場反問：“怎么叫為天地立心？天地本無心，是讀書人非要替天地立個心！”胡適用強大的邏輯，把這四句話的實質暴露出來：

為天地立心，是樹立道德獨斷；

為生民立命，是做官最好的借口；

為往圣繼絕學，是手握一切真理；

為萬世開太平，不過是迄今被畫出來的最大一張餅。

歷史上真的有過太平盛世嗎？無論“文景之治”還是“康乾盛世”，底層永遠窮困、麻木、艱難，太平是誰的太平？盛世又是誰的盛世？

這四句話，既反智，又專橫，更是空談誤國和語言腐敗的典型，用天地掩蓋獨斷，用生民掩蓋權柄，用絕學掩蓋空乏，用太平掩蓋吃人。胡適說：“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與其高唱這四句空話，不如解除底層人民身上的千年枷鎖。

胡適的批判不一定就是真理，但至少可以提醒我們：警惕宏大敘事，以及一切有救世主心態的人。當有人說“為天地立心”時，問問他：你配替天地做主嗎？當有人說“為生民立命”時，看看他：真的關心過百姓的生死嗎？

我們不需要誰為天地立心，只想每個普通人都能受到尊重。我們不需要誰為萬世開太平，只想擁有現代人應該擁有的全部權利。想深入了解“知識分子患上上帝病，社會該有多么疼”，推薦閱讀一本轟動西方的名作——保羅·約翰遜所寫的《知識分子》。在這本書中，我們能看到一個個被供上神壇的著名知識分子，如何用“橫渠四句海外版”，荼毒大眾，造禍世界。

這本書通過詳實的史料，細致描寫了被世人捧上神壇的盧梭、雪萊、易卜生、托爾斯泰、海明威、羅素、薩特等眾多世界知名作家、學者不為人知的另一面，毫不留情地指出他們身上的道德瑕疵和政治幼稚，將他們生活里種種可恥、可笑、可悲、可嘆的方面抖落給讀者，撕開了他們或主動塑造或被動建構的“假面”，把他們拉下神壇，還原為真實的、有缺陷的普通人。

可以說，這本書既是對知識分子群體本身一劑猛烈的“清醒藥”，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理解知識分子的新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