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19日，《河南日報》上刊登了一則新聞，時任華北五省特務機關長的吉川貞佐于兩天前遇刺身亡，一同遇刺的還有日軍駐開封地區部隊參謀長山本大佐、日軍視察團團長瑞田中佐，日軍憲兵隊隊長藤井治少佐。

消息傳開后，日偽當局如喪考妣，而對正值抗戰時期的中國軍民而言，則猶如一針興奮劑。

事實上，盡管抗戰時期我軍擊斃日偽高官有很多，但這里之所以強調吉川貞佐，主要因為他還有另外一重身份，即日本昭和天皇（裕仁）的親外甥。

應該指出的是，此次成功刺殺日軍高級將領，乃是八路軍與軍統合作的結果，在整個抗戰史上，也是比較少見的。

不過，由于當時形勢嚴峻，對于此次刺殺行動，并沒有具體的消息傳出，就連參與的人員也大多數都隱姓埋名，甚至即便是在建國后，參與相關行動的地下黨成員也都不提當年這樁往事。

一

從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以來，日軍在中國投入了幾十萬的兵力，盡管經過多年作戰，國民黨當局一敗再敗，但由于中國國土面積太大，日軍戰線拉的過長，導致后備力量完全不足。

與此同時的是，在華北以及華中的八路軍、新四軍趁著日軍兵力空虛，在日軍后方開辟了根據地，三天一小仗，五天一大仗，日軍不勝其擾，因此減緩了正面戰場的攻勢，轉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八路軍、新四軍身上。

日軍除了加大對根據地的進攻外，還加強了情報戰線的工作。

1939年下半年，吉川貞佐出任華北五省特務機關長。華北五省是指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五個省，也不難看出華北五省特務機關長的權限。

吉川貞佐是日本有名的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的高徒，早年曾就讀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憲兵科，畢業以后即被分配到土肥原賢二身邊工作，因為工作能力強而得到賞識。

事實上，在盧溝橋事變之前，吉川貞佐就在華北從事情報工作，一手編織起了一張遍布華北各地的情報網絡，后來抗戰全面爆發后，日軍之所以很快就能入侵華北，多半也是仰賴了情報系統的工作。

這么一來，吉川貞佐就更加受到重用。

吉川貞佐出任華北五省特務機關長以后，利用原有的情報網絡，加強了同華北日軍憲兵部隊合作，對國共兩黨當時在淪陷區設立的地下組織機構進行策反、暗殺、破壞，這其中還包括對根據地的破壞。

據偽河南警務廳資料統計，日特機關僅在1939年下半年就抓捕中共人員466人、國民黨人員105人、軍統河南站人員10余人。吉川貞佐本人一次就下令殺害中國抗日志士120多人。

考慮到吉川貞佐領導的特務機構破壞極大，當時中共河南地方黨組織決定刺殺吉川貞佐，有意思的是，當時國民黨軍統河南站也籌劃刺殺吉川貞佐，雙方相互接觸以后，決定合作共同對敵。

時任軍統河南站站長的牛子龍向戴笠匯報了這一情況，戴笠決定利用日偽機于打入軍統河南站，伺機刺殺更多日偽高官。

當時，軍統在上海正與日偽當局76號拼殺，急于開辟第二戰場，因此授意牛子龍加緊行動，可以同中共地下黨合作。

二

牛子龍考慮再三，決定把任務交給他的學生吳秉一來進行。

吳秉一即吳鳳翔，河南郟縣人，1938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郟縣、光山等地做青年工作，負責將進步青年送往延安，但在一次完成任務后回老家探親，被國民黨郟縣政府逮捕了，1940年3月，吳秉一與戰友通過暴動越獄，仍返回郟縣，與戰友們一起組織游擊隊。

牛子龍的提議得到了國共雙方的贊許。

1940年5月，在接到牛子龍的通知后，吳秉一連夜趕往鄭州，與國民黨軍統以及中共河南地方黨組織人員碰頭，共同商量刺殺吉川貞佐的計劃。

不過當時，想要接近吉川貞佐并不容易。

吉川貞佐所在的華北五省特務機關辦公地點在開封的山陜甘會館中，當時整個開封都處在日軍嚴密把守之下，至于山陜甘會館更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想要通過接近吉川貞佐來刺殺，根本不可能。

吳秉一考慮再三，決定通過詐降的方式來接近。

在組織推薦下，吳秉一與時任偽開封市政府財務科長徐景吾搭上了關系。

根據資料記載，徐景吾是北平某大學的大學生，與吳秉一是舊交，兩人七七事變時因參加流亡學生的抗日運動被捕，應該指出的是，也是一名中共地下黨員。

徐景吾向吳秉一推薦了開封市漢奸特務隊隊長權沈齋，此人是吉川貞佐的心腹。

一個月后，徐景吾在開封一家飯店宴請權沈齋，席間介紹吳秉一與之結識。

酒席間兩人推杯換盞后，吳半醉半醒的說：

“我原來在國民黨軍中就是個小頭目，現在向投靠‘皇軍’，希望能得到引薦。”

為了能順利打入日偽內部，吳秉一下了血本了，他一次性就送給了權沈齋一小箱子銀元。

不光如此，牛子龍為了吳秉一打入敵人內部有更多話語權，還編了一本花名冊，假稱吳秉一已經在某山區拉起了一支小隊伍。

不過，吳秉一雖然看起來“誠意滿滿”，但還是難以打動吉川貞佐、沈權齋，兩人都十分狡猾。

對吳秉一，吉川貞佐有更深的目的，他知道吳秉一認識牛子龍后，希望通過他來抓捕牛子龍，再有一個，他要求吳秉一把山區那支隊伍拉到開封來，自己要親自點驗。

吳秉一立刻意識到，吉川貞佐點驗隊伍的時候，就是一個很好的刺殺機會。

為了能獲得吉川貞佐的信任，牛子龍立刻安排了一批訓練有素的軍統特工，按照吉川貞佐的安排開赴開封城西的董章鎮，聽候“改編”。

1940年5月15日晚，吳秉一帶領王寶義（潛伏軍統的地下黨同志）等人的“先遣隊”來到董章鎮駐扎，并與吉川貞佐派來的人接洽，當日本人看到吳秉一真的拉了一支隊伍過來時十分高興，大大稱贊了吳秉一。

當天晚上，吳秉一只身進入開封，與吉川貞佐見面，為更進一步獲得信任，吳還把隨身攜帶的左輪手槍以及爆破裝置獻出來，吉川貞佐大加贊賞，發給吳兩張出入山陜甘會館的出入證，并提出還要見一見副司令王寶義。

吳秉一回去以后，立刻派人與徐景吾、牛子龍取得聯系，協調具體的行動計劃。

雙方最終確定，由吳秉、王寶義持特別通行證直接執行刺殺任務；姚栓緊、劉勝武和配合行動的徐景吾、李洋齋在會館對面街上負責觀察敵情，制造喧鬧氣氛，以掩護會館里的刺殺行動；張茂亭則準備五輛可靠的人力車在附近一家山貨店門口等候，隨時做好接應吳鳳翔等人的準備。

三

1940年5月17日晚，吳秉一、王寶義按照事先制定好的計劃，攜通行證進入山陜甘會館。

不過，盡管事先計劃萬無一失，但在行刺當天，還是出了不少變故。按照一開始的計劃，吳秉一負責刺殺吉川貞佐，而王寶義則是到后院里刺殺漢奸翻譯官陳凱，可等到兩人進入院內后，吳秉一驚奇的發現，吉川貞佐屋子里坐了不止他一個人。

雖然出現了變故，但吳秉一還是決定按照原計劃進行。

就在這時，一個日本衛兵從屋子里走了出來，吳秉一來不及多想，拔槍就把眼前的日本兵射倒，槍聲驚動了屋子里的人，吳秉一沖進去的時候，一個日本軍官持刀撲了過來，被其迎面一槍打死。就在吳秉一抬手想打吉川貞佐時，卻出了意外，連開兩槍都沒打響。

吉川貞佐急著往外跑，吳秉一也顧不上危險，當即扔出手里啞火的槍，轉身從懷里拔出一支二十響的駁殼槍，一串連發打了出去。屋子里空間狹小，吉川貞佐躲閃不及，被打成了馬蜂窩。

與此同時，王寶義在后院找了一圈沒找到陳凱，出來增援吳秉一，兩人會合后，簡單的收拾了在現場的文件，在掩護下逃之夭夭。

由于前院的日軍衛兵被街上放的鞭炮聲吸引（實際是軍統有意安排），等到他們發現吉川貞佐遇刺時，吳秉一等人已經逃出了開封。

刺殺行動結束以后兩天，《河南日報》上刊登了這一消息，立刻引起了全國轟動。

不過基于保密的關系，參與刺殺行動的抗日英雄，卻并不為人所熟知。

能夠查到具體資料的，僅有吳秉一、牛子龍。

吳秉一本身就是中共黨員，在參與刺殺吉川貞佐后，仍留在河南組織抗日武裝，該抗日武裝后來被胡宗南收編，但不久即因國民黨當局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被胡宗南以“通共”罪名解散，吳秉一逃出后，仍在豫南組織抗日武裝，并多次出擊郟縣西部和汝州東北部的日偽軍。

抗戰勝利后，吳秉一部曾被高樹勛收編，盡管他當時已經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但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他還是積極勸說并策動高樹勛起義，并在1946年9月到了延安，受到毛主席、朱老總親切接見。

1947年，吳秉一重新入黨。

建國后，吳秉一轉業到了天津，特殊年代曾受到過不公正待遇，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獲得平反，并恢復黨籍以及工作，1983年病逝。

牛子龍的經歷比較復雜，他是1938年2月加入軍統河南站，專門領導特工隊刺殺日偽高官，而且頻頻得手，引起日偽當局注意、

不過，吉川貞佐認為，對國民黨軍統河南站不以破壞為主，而是以潛入為主，這無疑也給了牛子龍機會。

應該指出的是，牛子龍不是老軍統特務出身，他之所以參加軍統，本就是為了抗戰，然而當時國民黨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牛子龍因為傾向于共產黨，特別是他還與中共地下黨配合過，自然遭到了針對。

1940年秋，時任軍統駐河南站站長崔方坪意圖驅使牛子龍破壞我黨地下聯絡點，被牛子龍暗中通知消息失敗，崔方坪想除掉牛子龍，不料卻被牛子龍發現反殺，事發后牛子龍被關入西安軍統監獄。

1945年6月17日，牛子龍砍死監獄看守越獄，回到河南后，在吳秉一的幫助下，收編了本地各路武裝，并自任司令。

同年10月12日，在吳秉一幫助下，牛子龍發起山彪鎮起義，投奔了太行山區，從此成為我黨領導下的一員將領。

1947年7月，牛子龍加入中國共產黨，并陸續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9縱27旅80團團長、豫陜鄂軍區第五軍分區副司令員、湖南衡陽軍分區副司令員等職務。

不過，也因為個人經歷太過于復雜，牛子龍在1950年曾被中南軍區黨委取消預備黨員資格，但他并沒有怨言，而是兢兢業業，繼續努力工作。

1964年，牛子龍因病離世。

直到1985年，經湖南省軍區紀委復查，廣州軍區政治部批準，追認牛子龍為中國共產黨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