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惠民通蘇間諜案”的情報人員在英勇就義前

英勇犧牲的國際特工張永興

代號“古斯達夫”的國際特工張逸仙

代號“瓦爾德爾”的國際特工楊奠坤和妻子

隨著《潛伏》的熱播，“特工”“情報員”等已經遠去了的人物重新進入我們的視線，理想、信仰、犧牲、背叛等許多我們曾經熟悉卻逐漸淡忘了的字眼又重新被記起，這些字眼背后所代表的理念，刺激著現代人在物質的浸潤下變得有些麻木的內心，讓我們重新體味那個年代風云激蕩、壯懷激烈的豪情。

在中國革命艱苦卓絕的歷程中，有許許多多“余則成”那樣的無名英雄，他們為了心中的理想，隱姓埋名，拋妻別子，默默無聞地獻出自己的青春、熱血、家庭、親人，乃至生命。沒有他們的犧牲，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沒有新中國的誕生，就沒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讓我們永遠銘記他們的功績，永遠緬懷他們的精神。

兩份自述書 引子

這是一份寫于1955年的自述材料，它的作者叫張逸仙，是山東濰縣的一位鄉村教師。

這也是一份自述材料，寫于1968年，它的撰寫者叫楊佐青，是黑龍江省外事處的處長。

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不同身份的敘述人，兩份看似毫無關聯的自述材料，卻引出了一段半個世紀前的隱秘歷史——20世紀30年代，楊奠坤和張逸仙受共產國際情報組織派遣，在中國的華北、東北地區建立情報網絡，搜集侵華日軍的戰略情報，他們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立下了卓越功勛，卻將這段光榮歷史永遠埋在了心底。

兩份自述牽出的隱秘歷史

1981年，當這兩份有著太多相似內容的自述材料，擺在黑龍江省外事處工作人員張曉宏的面前時，他的腦海里不禁產生了一連串的疑問：在兩份自述材料里，“蘇聯”、“秘密工作”、“古斯達夫”這些字眼都多次出現，這兩個自述人和蘇聯到底有什么關系?材料中提到的“秘密工作”指的是什么?“古斯達夫”又是誰?張逸仙和楊佐青之間，究竟有著什么樣的聯系呢?正是他后來的尋訪，終于揭開了共產國際情報史上不為人知的一頁。

張曉宏回憶，20多年前，他還在哈爾濱師范大學讀書的時候，有一個叫張以謙的文學朋友，兩人經常交流探討文學問題，他是華東師大附中的教員。有一次，張以謙突然來信，讓他幫助查找一下他父親張逸仙曾經在黑龍江革命時期的一個叫楊奠坤的戰友。隨信寄來的還有一份張以謙的父親臨終前留下的自述材料，這份自述材料詳細記述了張逸仙和一個名叫楊奠坤的人參加共產國際情報組織的經歷。

接受朋友之托，張曉宏開始到各個相關部門打聽和查找有關材料。幾個月過去了，結果很令他失望，沒有人知道楊奠坤這個人，公開材料里也沒有留下任何記錄。就在張曉宏準備把這個消息寫信告訴張以謙時，一個新的線索出現了。

一位同學的父親告訴張曉宏說，楊奠坤這個人肯定是沒有，但是他知道有個叫楊佐青的人，曾經有過類似的經歷，你可以按照楊佐青的線索去查找一下。

很快，張曉宏了解到，楊佐青曾擔任黑龍江省外事處的處長，文革期間因“蘇聯特務”的嫌疑受到迫害，已經于1970年去世。通過哈爾濱市委組織部，張曉宏看到了楊佐青的檔案。檔案里的一份關于參加共產國際情報組織的自述材料，一下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這個材料寫的只是一個大綱，但是卻把整個十年來的國際情報，他所經歷的事情框架性的東西寫出來了。而且在他的原名中就明顯的標著叫楊奠坤!得來全不費功夫，問題就此找到了答案：楊佐青正是他們要尋找的楊奠坤。

張曉宏立即將這個消息告訴了遠在上海的張以謙。

得知這個消息后，張以謙非常興奮，他請張曉宏趕快和楊奠坤的家人取得聯系，為父親的那段革命經歷找到相應證明，完成父親臨終前的囑托。

楊奠坤的妻子和孩子還都在，張曉宏把朋友托付他要找到楊奠坤的事情跟他們講清楚了，由于“文革”的那段經歷，楊奠坤的妻子蘇風并不愿觸及這個話題。

身負朋友的囑托，張曉宏一次次地登門拜訪，長時間地與她們交流、溝通，終于，蘇風被他的真誠所感動，拿出了一份手稿，這是楊佐青在文革期間被隔離審查時寫的一份交代材料。

這份材料中明確地寫出他什么時間和張逸仙相識的，他們兩個人什么時候到蘇聯去共同受訓，去學習國際情報工作的，他們倆什么時候從蘇聯返回到國內，然后設置工作站，然后如何共同工作，后來什么時候分開的，寫得非常清楚。把這份材料和張逸仙的自傳對照，其中關于在共產國際情報組織工作的記述，完全相同。

在這兩份自述書背后，兩個人物的命運和那段鮮為人知的埋藏于歲月深處的那段歷史終于露出真容。

在蘇聯接受特工訓練

1934年初春，莫斯科西北郊森林中的蘇軍培訓學校又迎來了一批新學員，其中就包括23歲的楊奠坤和40歲的張逸仙。

張逸仙的自述中這樣描述：“我們的學校在莫斯科西北，一座小山森林中的校園，中間一座樓房……一片森林很大很大，一圈坂墻圍繞著，校門下山坡對面是曲折的一條小河，河上是我們的靶場。”

很快，他們換上了蘇軍的軍裝，每個學員都有一個俄文名字作為代號，為期一年的特殊培訓就此開始了。

這個總參謀部為了培訓為他服務的這些諜報人員或者叫特工，專門在莫斯科的附近建立了這么一所培訓學校，在這個學校里受訓的中國人有很多，還有蒙古人，朝鮮人，捷克人，波蘭人，日本人等等，大概有近十個國家的人員在那兒接受過培訓。這個學校是隱秘性非常強，專業性也非常強，目的性也非常強，培養出來的人員，將分散到世界各地，尤其是蘇聯周邊一些國家擔負骨干特工的任務。

那么，楊奠坤和張逸仙怎么會來到這里參加培訓?他們到底是受誰的派遣而來呢?

楊奠坤是黑龍江人，中學時代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后來在中共滿洲省委負責軍事工作。1932年春天，他被派到吉林盤石地區組織抗日隊伍開展武裝斗爭，在當地漸漸有了名氣，被稱為楊政委。在一次和日軍的戰斗中，楊奠坤負了重傷，返回哈爾濱治療，接替他的就是他在滿洲省委的戰友，后來大名鼎鼎的抗聯英雄楊靖宇。

1932年的冬天，傷愈的楊奠坤接受了黨組織交給他的任務，在哈爾濱做地下情報工作，就是在這段時間里，楊奠坤和張逸仙相識了。

張逸仙早年在呼蘭慶城大羅勒密那一帶開工廠，他是阜濟林木公司的大羅勒密林場的廠長，“九一八”事變后，他的工廠倒閉，張逸仙帶著妻子和孩子搬到了哈爾濱，靠著多年的積蓄，他們還能過著比較舒適的生活。可是，眼看著日軍每天在自己的家門口耀武揚威地走過，三十幾歲的張逸仙坐不住了，他懷著一腔熱血，把皮大衣、金手鐲，統統都拿出來賣掉了，買槍支彈藥，叫“毀家紓難”，參加了東北群眾抗日武裝。

“九一八”事變后，日軍侵占中國東北的行為，直接威脅到了蘇聯遠東的安全，日軍是否會進一步北上進攻蘇聯，這是蘇軍非常關心的問題，為獲取日軍的情報，蘇軍總參謀部決定擴大在中國的情報組織，并請中國共產黨選派一部分人員參與工作。其中提出兩個條件，一個是要有過戰斗經驗，第二個就是要懂俄文。

楊奠坤因為俄語好，能會話和通訊，又有實際革命斗爭經驗，適合做共產國際的情報工作，于是他接受了組織的分配，從1932年冬天開始了長達十年的國際情報生涯。他一方面根據上級的指示收集日軍的分布和調動情報，一方面發展成員，送往蘇聯受訓。

當時報國無門的張逸仙在這里看到了革命的曙光，在楊奠坤的引導下，很快也投入到秘密戰線的對敵斗爭上來。此時的張逸仙，已年屆不惑，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他毅然把妻子孩子送回山東老家，請求去蘇聯學習。

1934年春天，在組織的精心安排下，張逸仙和楊奠坤越過邊境，踏上了蘇聯的國土，他們乘坐火車在西伯利亞大鐵路上奔馳了整整15個晝夜，到達莫斯科，隨后，被送往郊區的情報學校，開始接受正規而嚴格的訓練。

張逸仙在自述中回憶，情報學校的校長是德國人，40多歲，少將軍銜。每天從莫斯科來一個教官，教一天，晚上回去，學員每隔五天休息，除講授政治、秘密工作外，還有一些專業性的課程，比如諜報人員必須學會接收發報、爆破、化裝術等。

出于保密的需要，學校規定學員不得私自外出，不得和外界交流，甚至學員之間也不能隨意交往。學員住的房間門都是關著的，記得有一天有人叫門，楊奠坤去把門打開來了，后來遭到教官和校長的嚴厲訓斥，說你為什么開門，這是很危險的，你們這些人不能同任何人接觸……對于教官，學員們只知道他的樣子、他的領章，連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代號“古斯達夫”、“瓦爾德爾”

1934年冬天，在中蘇邊境的山林里，幾個被厚厚棉衣裹住的人，在雪地里艱難地走著，他們就是完成培訓回國的張逸仙一行。

通過滿洲里時，非常危險，如果被日本人發現，那是必死無疑，因此必須繞過日軍的哨兵，穿越冰封的茫茫雪原。張逸仙掉到冰窟窿里，把腳凍壞了，后來在哈爾濱濱江醫院開刀，把大拇指割掉了，從此走路腳一歪一歪的。

1935年初，天津租界的一座小樓里，住進了一個新房客，這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木材商人。沒過幾天，一個自稱是大北廣告公司業務員的人就找上了門，兩個人在房間里一直聊到深夜。

這個木材商人，就是剛剛從蘇聯受訓歸來，代號“古斯達夫”的張逸仙。來找他的業務員，不是別人，正是他的戰友，代號“瓦爾德爾”的楊奠坤。他們回國之后，受蘇軍總參情報部指派，要在天津成立一個情報組，開展針對日軍的諜報活動。

為了掩人耳目，每個情報人員都必須有一個公開的身份，于是，木材商人張逸仙和廣告業務員楊奠坤就出場了。

這個組織是為戰爭服務的，戰爭迫在眉睫，戰場就在蘇聯國土的邊緣上。從中國看，日本人已經占領了中國，東北地區是日本關東軍駐扎的地方，關東軍又是日本最精銳的一支部隊;從整個日本對蘇聯的軍事動向上看，日本曾與希特勒達成過協議，戰略意圖就是希特勒發動西線戰爭，日本人發動東線戰爭，然后整個解決蘇聯戰場的問題。所以，眾多中國人受訓回來之后就是便于從事這種諜報工作。

在天津安頓下來后，楊奠坤的首要任務是發展人員，建立情報網絡，為了更好的掩護身份，張逸仙把妻子張琴玲從山東老家接到了天津。

來到天津以后，張琴玲成為情報組的通訊員，負責和分散在各地的情報員聯系，發放經費物資、收集匯總各種情報，比如到火車站去看那些來往的火車，火車向什么方向，一列火車上裝多少人，過去多少軍隊;看飛機，看機場，在那兒站著數，今天起來幾架飛機，朝什么方向飛等等，這都是情報。

各地情報開始源源不斷地傳到天津，由楊奠坤整理匯總之后，再轉由上級伊萬諾夫用電臺發回蘇軍情報部。除了搜集情報，有時還奉命購買儲備燃燒材料，配制炸藥，自制雷管引火等，對日寇戰略儲備及軍事設施進行有計劃有目的的燃燒、爆炸。

1936年1月，楊奠坤突然接到上級的指示，要他跟隨伊萬諾夫到上海工作，天津的情報站改由張逸仙負責。由于時間緊迫，兩位戰友匆匆告別，楊奠坤踏上了南下的列車，沒想到自此一別，他們再也沒能見上一面。

張逸仙：以鄉村教師身份溘然長逝

時間進入1937年，種種跡象表明，日本全面侵華的步伐加快了。6月的一天深夜，日本占領區大連飛機場油庫突然起火爆炸，化為一片灰燼，成為當時轟動一時的事件。這次爆炸正是張逸仙親自帶著助手完成的。

不久后，張逸仙的助手被捕，為安全起見，上級命令天津情報站撤離原址，隱蔽人員，另組機關。

一個月后，1937年的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楊奠坤轉移到上海后，住在法租界的一幢小樓上。在這里，他又吸收了幾名新的成員加入到情報組。此時的上海已經成為遠東地區的情報中心，幾乎匯聚了國內外各路諜戰高手。當時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組織總部就在上海，領導整個東北的情報組織，最多的時候情報組織達到50幾個情報組。

為安全起見，楊奠坤與其他情報人員接頭的地點每次都不一樣。不僅如此，每次接頭或者出去搜集情報，他們還會喬裝成各種不同的身份。楊奠坤有時候呢衣，呢帽，狐貍領大衣，穿戴得像個商人，為了掩護身份，他還假扮過商人、醫生、傳道士，甚至還化裝過女人。

一天傍晚，楊奠坤在去和上級伊萬諾夫接頭的路上，發現自己被特務跟蹤了，情急之下，他猛然想起在蘇聯受訓時學到的應急手段。于是他突然停下來，這時跟蹤的人如果也停下來的話就會暴露身份，所以只好繼續往前走。當特務走近身邊的時候，楊奠坤突然站起來，一把將特務推進河里，自己迅速轉身跑掉了。

1941年8月，哈爾濱木介街的蘇聯領事館門前，一個人在領事館的欄桿外一邊偷偷向里張望，一邊快步走向一扇開著的小門，正當他快要沖進門里時，鐵門突然關上了。這個人正是張逸仙。一年多之前，他給上海的楊奠坤連寫了兩封信，卻都石沉大海，沒有回音。因為秘密工作都是單線聯系，和楊奠坤失去聯系，就意味著和總部失去聯系，情報工作被迫陷入停滯狀態。萬般無奈之下，張逸仙想到哈爾濱的蘇聯領事館試一試，看能不能和領事館內的情報官取得聯系，可惜，那扇偶然打開的門，還是把張逸仙擋在了外面。

此時，全國的局勢日趨緊張，張逸仙只好在哈爾濱郊區呼蘭縣的裴家窩鋪，以私塾先生的身份，和妻子張琴玲暫時住了下來。一年后，由于身患嚴重的肺結核病，張琴玲離開了人世，在她留下的一封遺書中，這樣寫到：“我有二子未娶，一女未嫁，滿紙傷心事，盡在不言中。”

1944年，張逸仙輾轉回到山東老家，由于共產國際已經在一年前宣布解散，他的組織關系再也無法恢復。他在一所中學當了一名教員，也從此把自己曾經從事的情報工作深埋在了心底。

1958年，這位反法西斯戰爭中的無名英雄，以一個鄉村教師的身份在家鄉溘然長逝。去世前，他回顧了自己的革命經歷，留下一份自述作為歷史的見證。

楊奠坤：用改名紀念曾經的特工生涯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國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未經宣戰就向蘇聯發動全線進攻。保衛紅色蘇聯，成為當時共產國際的首要任務。

此時的蘇聯兩面受敵，西線希特勒已經發動了全面進攻，轉瞬之間，莫斯科兵臨城下;東線日本關東軍早就虎視眈眈，伺機燃起戰火。在此危急時刻，日軍的下一步動向，是蘇軍總參謀部最關心的情報。

很快，一份份情報隨著電波，從各個情報站匯集到了蘇軍總部，經過綜合分析，蘇軍判定日軍的軍事意圖是南下而非北上。斯大林果斷命令，從東線防御部隊抽調26個師的兵力投入西線戰場，全力反擊入侵德軍，為最終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對美國駐珍珠港的太平洋艦隊實施突然襲擊，同時分兵多路對美、英等國在太平洋上的屬地進行入侵，太平洋戰爭爆發。半個月后，日軍開進了各國設在上海的租界，楊奠坤小組的工作驟然陷入被動局面。

1942年9月14日，是楊奠坤與上級在公園接頭的日子。可是一連三天，都沒有見到對方，楊奠坤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16日這一天，楊奠坤等到很晚才回到住處。剛回到屋里，樓下公用電話房東喊有電話，楊奠坤下去接電話的時候，日本便衣就闖了進來。

楊奠坤被押到了日本憲兵司令部，連夜接受審訊。日本人問他認識什么人，跟什么蘇聯人接頭，楊奠坤說，是在咖啡廳認識的，都是正常的朋友關系。

日本憲兵見楊奠坤不肯招供，就開始嚴刑拷打，他們叼著煙卷，一邊審訊一邊用煙頭燒他，胳膊上被燒得都是一個個坑。用盡各種酷刑仍然得不到口供，日本軍官對楊奠坤攤了底牌，說蘇聯人喬治已經承認了，你跟他們是一個組織的，是反對日本人的……但是楊奠坤始終沒有吐露情報組織的系統。最后，日本軍事法庭判處楊奠坤8年徒刑，關進上海提籃橋監獄。

1945年抗戰勝利后，楊奠坤得以獲釋出獄，這一年他34歲。他輾轉與中共黨組織取得了聯系，組織上將他派回哈爾濱工作。

重新回到哈爾濱，楊奠坤深感物是人非，他的家人早已音訊全無。因為從事國際情報工作以后不允許跟家里通信，楊奠坤與家人斷絕了一切聯系，家人也以為他早就不在了。

1948年，楊奠坤和公安局的同事蘇風組成了家庭，此時，他名字已經改成了楊佐青。新中國成立后，楊佐青歷任哈爾濱外事處處長，黑龍江省外事處處長等職。

楊奠坤的妻子蘇風說，老楊在監獄里遭了多少罪我明白，他身上的傷都在這兒擺著呢。但是究竟他搞國際情報，具體都干了些啥，老楊從來不提，從來不宣揚，從不跟兒女說，也不跟我說。

1970年，楊佐青去世了，他在臨終前留下一份個人自述，詳細回顧了自己一生的革命經歷。在楊佐青的自述中，他寫道：自己的名字“佐青”這兩字分別代表兩個人，“佐”是指共產國際情報組織中的杰出人員，后來被稱作“紅色諜王”的佐爾格;“青”字代表則是蘇軍總參情報局的局長彼爾青。在長達十年的共產國際情報工作結束后，楊佐青用這種方式來紀念自己曾經的特工生涯。

選編自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系列紀錄片《紅色國際特工》

代號“波波夫”

1936年11月18日，駐守在齊齊哈爾的日本憲兵，破獲了一起震驚整個關東軍的“張惠民通蘇間諜案”，時任關東憲兵司令官的東條英機，親自督陣，布置勸降。兩個月后，東條英機卻密電指示，殺害了本案的8位涉及者。隨著二戰的結束，此案被歷史塵封。半個世紀后，因為一本日本老兵的書而重新浮出水面。

戰斗在日軍中樞的情報站

1935年4月，齊齊哈爾的日軍經常探測到異常電波，于是突然采取緊急行動，在整個城市開始斷電排查。但折騰了許久，憲兵隊卻一直查不到電臺所在地。

張永興，中共黨員，1934年受黨派遣，進入蘇聯遠東局第四情報部工作，后受蘇軍情報部派遣，進入被日軍占領的齊齊哈爾，組建齊齊哈爾東線情報站。據張永興的女兒張阿麗回憶，她的家，就是父親的情報站，發報機就放在后院一個小倉房里。

當年，齊齊哈爾是北滿重鎮，更是日軍軍事中樞地區，所以，從“九一八”之后，蘇軍即安排優秀情報人員，秘密潛入敵占區，搜集日本軍事情報。張永興領導的齊齊哈爾東線情報站，代號為“波波夫”，不久就在淪陷區發展抗日人士20多人，很快，一個偵查目標明確、分工嚴密、情報準確快捷的情報系統，開始運行。

這個諜報組織各有分工，其中有新聞記者，有鐵路司機，還有開店鋪作掩護的，每個人各有分工，有的人到機場附近察看飛機的起落架次、起降時間、飛機機種;有的人到鐵路部門了解軍列發車的時間，運送的地點，運送的物資，以及去向等等。

短短兩年多時間，“波波夫”向蘇軍提供了大量的日軍極密軍事情報。他們的活動范圍從海拉爾、扎蘭、諾爾訥河一直到南邊的泰來、白城子、公主嶺，還有內蒙王爺廟等地都有了情報點。

遠行前的特殊道別

1936年8月，張永興接到蘇軍的指令，要求他火速到伯力去匯報工作。于是，張永興果斷地停止了發報，攜帶大量日軍軍事情報，由三道溝過江送往蘇聯。就在他離開齊齊哈爾一個月后，情報站突然出現意外。

1936年9月20日，日本關東軍北黑線孫吳警務所接到報告，說在中蘇邊境巡邏中，抓獲了一個可疑分子，名叫高立良，從他身上搜到了日軍重要的軍事情報，孫吳警務所頓感案情重大，立即把情況匯報給中央警務委員會。中警委派人連夜趕來，對高立良進行突審，高立良供出，在三道溝的情報站中，有兩名中國人，化名蔡秀林和關奎群，受伯力、海參崴的蘇方派遣，目前正在附近搜集日軍的軍事情報。

于是日本憲兵隊包圍了這個活動點，逮捕了蔡秀林等人，在嚴刑逼供下，蔡秀林供出了齊齊哈爾情報站的全部情報，特別供出了張永興等情報站的領導人員。

莫非這個張永興領導的情報站，就是讓他們頭痛了兩年多的秘密組織?中警委立即把此事密電致時任關東憲兵司令官和中央警務委員長的東條英機，東條英機很快就簽署了抓獲通蘇間諜的通緝令。這樣日本憲兵隊在齊齊哈爾以及邊境撒下大網，準備逮捕張永興。

11月4日，多雪而又寒冷。雖然已是夜深人靜的午夜，但是密探和特務的身影卻不時在齊齊哈爾的街頭晃動。剛剛從蘇聯秘密回到國內的張永興，敏感地發現這里的氣氛有些異常。事實上，兩個月來，密探和特務，還有日本憲兵隊，早已在以張永興家做掩護的情報站，布下了一張大網。

17日晚，張永興悄悄潛回家中，想要轉移電臺、收發報機和那小庫房里的幾百封文件和情報。張永興之女張艾琳留下的日記中，記載了當年的一幕：

那一天晚上，母親突然把我們幾個叫醒，讓我們穿好衣服，在屋里唱歌跳舞。我們不知道，那時父親躲在屋簾的后面，正在看著我們，那是他在遠行前，在跟他的孩子道別。

就在這時，突然傳來敲門聲，密探闖了進來，情急之下張永興從后院逃走。他非常著急，因為按約定一起回來轉移情報的五弟張克興，正在回家的路上。

張克興，張永興胞弟，齊齊哈爾東線情報站發報員。1934年，追隨大哥張永興進入蘇聯受訓，之后被派往淪陷區齊齊哈爾，協助張永興工作。

1936年11月18日，張永興等5人在中央路情報點被捕，到25日，除聞漢章外，又有14名嫌疑人被抓。隨后，在張永興家后院，日本人起獲了秘密電臺和幾百份尚未發出的日軍機密文件。齊齊哈爾東線情報站全部被破壞。

臨刑前泰然自若

1987年，一個叫土屋芳雄的侵華老兵，在日本出版了一本名為《一個憲兵的記錄》的書，同年12月，該書被翻譯成中文，以《我的懺悔》為名在國內出版。這本書的面世，讓塵封已久的“張惠民通蘇間諜案”浮出水面。

在這本書里，細致地描述了張永興及其兄弟張克興被捕投敵的過程，這令張永興的家人看后非常氣憤。

為了弄清張永興案件的真相，有關方面在吉林省檔案館里，找到了當年日軍投降時因匆忙逃走而未來得及銷毀的關東軍審訊記錄“關憲高第1154號(敵偽)檔案”，其中詳細記載了張永興等被捕的經過，審訊的經過，以及全部口供。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張永興和張克興在審訊過程中英勇不屈，對情報組織的任何情況和其他同志都堅持不供。

出于對張永興出色才能的贊賞，張永興等被捕后不久，東條英機隨即發來密電，指示屬下極力收買張永興，希望發展他為日軍秘密工作人員，再打入蘇聯，為日本人服務。

為了達到目的，日本特務做了周密的設計。在利誘之前，先進行酷刑威逼，他們用涼水從張永興的嘴和鼻子里灌進去，肚子灌大后，再騎在他身上把水壓出來，張永興多次被折磨得昏死過去，但是仍然不吐露一點情報。

令日本特務機關沒有想到的是，在用盡各種酷刑后，張永興卻給他們背組織條例，張永興說我們的組織有嚴格規定，凡是在蘇聯聽到的話，認識的人，不準和外人談論。更令日本特務吃驚的是，張永興的胞弟張克興，在遭受酷刑折磨后，說的話竟然同大哥完全一樣。

遵照東條英機的指令，第二步開始勸降，希望張永興等為他們工作，條件是可以在日本定居，在滿洲國可以擔當縣一級的官員。張永興很堅定的回答：“你們侵略我們的國家，我們怎能為你們做事情?”

隨后，侵略者打出了第三張牌：親情戰略。日本人把張永興的妻子抓到憲兵隊，通過翻譯告訴她，如果張永興同意與日本人合作，馬上就把你們的一兒一女送到日本最好的學校去讀書。他妻子就一直哭，一句話也不說。同時被帶來的張永興此時已決心一死，開始跟妻子交代后事，躲在一旁偷聽的日本特務使出了最陰損的一招，在走廊里毒打他最疼愛的年僅三歲的兒子，張永興的臉變得煞白，緊緊地咬住牙。

不久，東條英機密電批示：蘇聯間諜張永興，此人頭腦清醒，生性頑強，保留下來對日滿危害極大，應按當初擬定方針，收買不成則槍決。

1937年1月5日，齊齊哈爾下起了鵝毛大雪，幾輛警車在呼嘯的寒風中迅速地開到了北郊的白塔附近，在一片亂墳崗前，警車停了下來，“張惠民通蘇間諜案”的八位情報員，在這里被秘密執行死刑。

按照慣例，臨刑前，劊子手發給每個人一支香煙，他們接過煙后，泰然自若，微笑著互相道別。

1948年，黨組織找到了張永興兄弟的遺骨，把他們移葬到西滿革命烈士陵園。1988年7月7日，齊齊哈爾市人民政府會同黑龍江國家安全局及北京市有關部門，為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英勇犧牲的張永興、張克興兄弟重新修建了紀念碑和銅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