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7日早晨，傅國涌先生因心臟病突發去世，他生于1966年11月，享年未滿59歲。

前些時我還看到他在發朋友圈，總是那么的樂觀的樣子，太不敢相信了，沒想到轉身就離去；就在昨天（7月6日），他的朋友圈還在更新，對社會熱點保持著敏銳的觀察和熱情的鼓呼；多年前，他還為我的著作《辛亥百年》撰寫推薦語，以他一貫的真誠與睿智提攜后進。真是天妒其才，真是是哀傷的一天！

在這個信息爆炸卻思想匱乏的時代，傅國涌先生的突然離世猶如一盞明燈的熄滅，讓無數讀者、學子和關注中國社會進步的人們陷入深深的哀思。這位以“布衣之身”在當代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留下深刻印記的知識分子，用他五十八年的人生，詮釋了什么是以言報國的責任擔當，什么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文人風骨。從歷史學者到時評家，從公共知識分子到兒童教育實踐者，傅國涌先生不斷轉型卻始終不變的，是對真理的追求、對正義的堅守和對下一代的殷切期望。他的離去，不僅是知識界的損失，更是這個時代良知聲音的又一次沉寂。

傅國涌1966年出生于浙江樂清雁蕩山腳下的一個小村莊，父母都是樸實的農民，在當地的鄉村完成基礎教育后，他進入溫州教育學院中文系學習，這段并不顯赫的學歷背景卻孕育了一位后來在思想界卓然獨立的學者。畢業后，傅國涌曾做過一段時間的鄉村中學教師，這段與青少年直接接觸的經歷，或許埋下了他日后投身教育實踐的種子。20世紀末，傅國涌正式開始了他的寫作生涯，這一寫就是二十余載，留下了等身著作和數百萬字的文章。

傅國涌的學術道路有著鮮明的個人特色，與學院派史學家不同，他沒有博士學位，沒有高級職稱，卻以獨立學者的身份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開辟了一片新天地。他較早引起學界關注的作品是他的《金庸傳》，這部傳記之所以與眾不同，在于它一改“以往《金庸傳》作者們無一例外的仰視之姿”，以平視的眼光、客觀的立場和翔實的史料，刻畫了一個真實而立體的金庸形象，不僅是武俠小說大師，更是報業巨子和社會活動家。這種不阿諛、不隱惡的寫作態度，雖然招致了傳主金庸本人的不滿，卻贏得了讀者和學界的尊重，著名金庸小說研究者劉國重評價傅版《金庸傳》是“歷來質量最高且最有影響的金庸傳記作品”。

傅國涌的歷史研究始終聚焦于中國近現代社會的轉型過程，特別是百年中國言論史、知識分子命運史和近代企業家的本土傳統。他善于從私人記錄中發掘歷史真相，在《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中，他通過梁漱溟、胡適、竺可楨、沈從文等十四位知識分子的日記、書信和回憶錄，真實記錄了那個大變動時代的脈搏。這種以個體生命體驗折射大歷史的寫法，成為傅國涌歷史著作的鮮明特色。在《百年辛亥：親歷者的私人記錄》中，他同樣摒棄了宏大敘事，而是通過那桐、榮慶、葉圣陶、吳宓等不同階層、不同政治傾向人物的私人記錄，還原了一個多維度、多聲部的辛亥革命。

傅國涌的歷史寫作之所以打動人心，在于他始終保持著“歷史的溫情與敬意”，同時又不失批判的鋒芒，他深受基督教信仰和啟蒙思想影響，2008年冬天受洗成為基督徒，這使他的作品既有理性的清明，又不乏悲憫的情懷。在《追尋失去的傳統》《筆底波瀾：百年中國言論史的一種讀法》等著作中，他追溯了中國言論自由和公共空間的興衰起伏，為當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建設提供了寶貴的歷史鏡鑒。傅國涌曾說過：“寫史就是要用資料說話，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這種嚴謹的治學態度，使他的作品在思想性和學術性上都達到了很高的水準。

傅國涌不僅是一位埋首故紙堆的歷史學者，更是一位積極介入當代社會生活的公共知識分子。在2000年代中國媒體相對開放的時期，他成為多家重要報刊的專欄作家，“一些風格新銳的日報和新聞周刊，遇到突發新聞事件，爭相約稿，希望以他的時評為媒體增色”。面對國內發生的許多大是大非問題，傅國涌總能在“第一時間做出反應，熱烈地是其所是，鮮明地非其所非”。他從百年中國言論史的研究者，轉變為“以言報國的實踐者”，“以一介布衣之身，完全憑自己的正氣、熱情和才華，在公共領域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

傅國涌的公共寫作涉及領域廣泛，從教育問題到社會公正，從歷史反思到現實批判，他都能以深厚的歷史素養和敏銳的現實洞察力，提出獨到見解。在《南方周末》《經濟觀察報》等媒體上，他發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文章，這些文字既保持了學者的嚴謹，又具備公共寫作的銳度，在知識界和普通讀者中都產生了廣泛影響。

傅國涌的時評寫作有著鮮明的特點：一是以史為鑒，善于從歷史縱深中把握現實問題；二是文風樸實，避免學術腔和八股調；三是立場堅定，不隨波逐流。他的言論在當時的輿論環境中需要不小的勇氣，但傅國涌從不畏懼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正如學者丁東評價他的恩師許良英時所說：“在學術和思想問題上，他特別認真和直率，有意見從來不含糊，總是直率地表達”，這一評價同樣適用于傅國涌本人。

隨著中國媒體環境的變化，“報紙雜志媒體式微，出版空間日益逼仄”，傅國涌的公共寫作面臨著越來越大的挑戰。但他并沒有因此放棄言說的責任，而是不斷調整表達方式和傳播渠道，在可能的范圍內繼續發出理性的聲音。甚至他的朋友圈成為了與讀者交流的新平臺，直到生命最后一天，他仍在關注社會熱點，仍在為公平正義鼓與呼。這種堅守令人動容，也彰顯了一個真正知識分子的風骨。

面對日益逼仄的言論空間，傅國涌沒有選擇沉默或逃離，而是進行了一次令人敬佩的“戰略轉移”——“潛心于教育，特別是兒童作文”。這一轉向看似突然，實則有其內在邏輯：早年的中學教師經歷讓他對教育始終懷有熱情；對歷史傳統的關注使他自然思考文化如何傳承；而作為父親，他更切身感受到當代教育的缺失。于是，傅國涌開始了他的教育實驗，“招收了一些十歲上下的孩子，傳道授業解惑”，將畢生所學所思傳遞給下一代。

傅國涌的教育實踐極具創新精神，打破了傳統教育的時空限制。他“開門辦學，帶著孩子們，遠赴俄羅斯的皇村講普希金，波良那的莊園講托爾斯泰，到英國的哈什福德講莎士比亞，到意大利的佛羅倫薩講文藝復興，甚至把國語書塾開到東京”。這種“行走中的課堂”不僅讓孩子們在實地感受文化的魅力，更培養了他們的世界眼光和人文素養。傅國涌深信，教育不應局限于教室和課本，而應該在廣闊天地中進行，在與偉大文化遺產的直接對話中展開。

傅國涌特別重視兒童作文教學，認為寫作不僅是語言表達，更是思維訓練和人格養成的過程，他反對應試作文的套路和虛假，鼓勵孩子們觀察生活、真誠表達。在他的指導下，許多孩子的作文擺脫了陳詞濫調，展現出驚人的觀察力和想象力。傅國涌曾說過：“作文是生命的流露，是思想的體操”，這一理念使他的作文教學超越了技巧層面，觸及教育的核心，人的全面發展。

盡管“桃李遍天下”，傅國涌始終保持著教育者的謙卑和熱情，他不以權威自居，而是與孩子們平等交流，共同探索知識的奧秘。他的課堂沒有嚴厲的紀律約束，卻有強烈的思想吸引力；沒有標準答案的灌輸，卻有無限的探索空間。這種教育方式需要教育者付出更多心血，但收獲的也是孩子們真正的成長和終身受益的能力。

傅國涌的教育實踐在功利主義盛行的時代顯得尤為珍貴，當大多數家長和學校都在為分數和升學率焦慮時，他堅持著“育人”“而非”育分”的理想。雖然他的學生數量有限，影響卻可能非常深遠，這些孩子長大后，將帶著傅老師播下的種子走向四面八方，在不同領域開花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傅國涌的教育事業是他留給未來最寶貴的遺產之一。

五十八歲，對一位學者而言正是思想成熟、創作力旺盛的黃金時期，傅國涌的突然離去，留下了太多未竟的事業和未完成的思考，這是最令人痛惜之處。他那些正在進行的研究項目、尚未成書的教育心得、計劃中的海外教學行程，都隨著生命的戛然而止而成為永遠的遺憾。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傅國涌在有限的生命里已經創造了豐富的價值，他的作品和精神將繼續影響后來者，他的追問和思考也將由那些受他啟發的學生和讀者接續下去。

在悼念金庸的文章中，傅國涌寫道：“我們將繼續追問、尋找他所關心的問題的答案，他依然與我們同在”。今天，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話來告慰傅國涌先生：他關心的教育問題、歷史課題和社會正義，將繼續被我們追問和探索；他的著作和精神，將“依然與我們同在”。在這個意義上，傅國涌并沒有真正離開，他只是加入了從王韜、梁啟超到魯迅、金庸、許良英的那個行列，那些用思想和文字參與民族命運的中國知識分子行列。他們的生命有限，但他們點燃的思想火種將長明不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