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最后一期的《書屋》“絮語”說：

“2000年10月12日，是令至少100位大陸和海外的中國作家心里的五味瓶被悄悄打翻的一天——這個數字和判斷來源我一位朋友不無夸張的幽默；我倒覺得，這是令上帝又一次偷偷發笑的一天。

這一天，有一位叫高行健的法籍華人作家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從“五味瓶被悄悄打翻”的那個晚上以來，我斷斷續續想起了一些與此相關的人和事，從魯迅到到沈從文，從中國作協負責人的談話到老舍兒子的不滿，順便記下，也算是《書屋》絮語的絮語。

魯迅：“我不愿意如此”

1927年瑞典考古探險家斯文·赫定來中國考察研究時，曾與劉半農商量，擬提名魯迅為諾貝爾獎候選人，并通過臺靜農寫信征詢魯迅本人的意見。但魯迅先生毫不猶豫地拒絕了。

再度回首這段往事，這是魯迅的謙虛嗎？從他1927年9月27日給臺靜農的信來看，他的拒絕不僅僅是謙虛而已。有了這封彌足珍貴的信，后人的許多解釋幾乎都顯得多余。先生在信中說：

“九月十七日來信收到了。請你轉致半農先生，為我，為中國。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那里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國人，靠著這‘中國’兩個字罷，那么，與陳煥章在美國做《孔門理財學》而得博士無異了，自己也覺得好笑。

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

這就是這個死后被稱作“民族魂”的精神巨人對自己深愛的這個民族冷靜、理性的認識，話雖然顯得有些“刻薄”，卻未嘗不是一針見血。對自己的文學成就，他固然有謙虛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他對自己民族的虛榮心、虛驕之氣清醒，徹底的認識，他不僅僅是謙虛，雖然他是多么渴望這個民族能站起來啊！

另外有一點完全不可忽略的是，魯迅先生對他自己也不無擔心，他怕接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崇高榮譽后，自己又沒有條件安下心來從事文學創作，寫不出什么好作品，有負于這一榮譽，所以他才會說：

“我眼前所見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頹唐，此后能否創作，尚在不可知之數。倘這事成功而從此不再動筆，對不起人；倘再寫，也許變了翰林文字，一無可觀了。還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為好罷。”

事實上，自從《吶喊》《彷徨》兩本小說集之后他再也沒有去寫小說了。由于時代的黑暗、處境的險惡，他把畢生的精力主要用于寫雜文，與各種各樣的勢力斗，與明槍暗箭斗。他構思中的反映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四代知識分子命運的長篇小說也終于沒有完成。魯迅先生深深知道中國新文學起步僅僅10年，用世界文學的尺度來衡量，中國確實還沒有產生足以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作品。先生是有自知之明的，不會被諾貝爾獎的光環照暈了頭。因而，拒絕諾貝爾獎也是他的明智，在巨大的榮譽誘惑面前，又有多少人能夠免俗、能夠拒絕呢？偉人就是偉人，他的偉大之處是常人所無法企及的。一個人偉大與否并不取決于他是否獲得了諾貝爾獎之類，比如兩個曾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德國科學家勒納德、斯塔克充其量不過是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走卒而已，諾貝爾獎的神圣光環也掩蓋不了他們人格上卑微、無恥的一面。

魯迅先生雖然失去了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機會，但無損于他在中國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他是當之無愧的20世紀中國文學的代表。

原題為《打翻的五味瓶——中國人走近諾貝爾文學獎的歷程》節選自《偶像的黃昏》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