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炎唐同志，馬上到總院報到，有首長病情緊急！”——1975年12月中旬，武漢清晨的電話聲像鑼鼓般敲在耳邊。 趕到急救中心，李炎唐看見副院長蒲榮欽正拿著體檢資料來回踱步，神情罕見地凝重。資料最上方的名字“楊得志”映入眼簾，他這才意識到，一場在和平年代同樣驚心動魄的“戰斗”即將打響。

事情起于前一夜的宴席。時任武漢軍區司令員的楊得志陪同代表團洽談，餐桌上連干幾杯白酒，本沒在意；半夜起夜過頻，伴隨下腹鉆痛，他仍咬牙準備第二天去機場送客。到了機場，疼痛愈烈，他被隨行參謀直接送往武漢軍區總醫院。總醫院先按泌尿系統急癥處理，可反復評估后，醫生們面面相覷——病情復雜，需要進一步手術，但誰也不敢貿然為開國上將動刀。于是他們向中央軍委發電：“請示后續處置，請指示。”

軍委很快批復：安排專機，將楊得志火速送往北京解放軍總醫院。命令簡潔，卻透出兩層意思，一是肯定武漢方面的應急處置得當，二是要求在政治與醫療雙重安全中取得平衡。

專機抵京當晚，李炎唐與多學科會診組連夜檢查。心電圖排除心肌梗死隱患后，經B超確認是膀胱結石嵌頓伴感染，若拖延可誘發腎衰。手術勢在必行。寫手術報告并不是簡單行文：既要說明病理依據，又得報送名單、設備及備勤方案，上到軍委首長、下到麻醉護士都須明晰——那是一份真正的“作戰計劃”。 葉劍英看到報告，批了三個字：“同意，速辦。”此時離楊得志送到病房不過十二小時。

手術定在第三天下午。換作常人，難免緊張，楊得志卻一臉輕松，還拿戰場軼事給醫護打氣：“我在湘江戰役挨過槍子兒都沒皺眉，這點小刀口不算啥。”他調侃完就主動配合進手術間。三小時后，結石被完整取出，膀胱壁清理完畢，麻醉蘇醒后他第一句話是：“手術室溫度有點低，同志們辛苦了。”

術后七天，恢復良好。病房里，他常支起枕頭與年輕護士拉家常，話鋒一轉就能講到飛奪瀘定橋。一次查房，李炎唐順口問：“大渡河強渡名單您記得清嗎？”楊得志放下報紙，閉眼逐一說出部隊番號和犧牲戰友名字，連誰端機槍、誰炸碉堡都沒漏掉。聽者無不動容——這位上將，把戰爭的硝煙鎖在心底，卻在和平歲月里用溫暖面對眾人。

老戰友聞訊來探望。楊勇來了，兩人一見面開玩笑：“我是大楊，他是二楊，別搞錯喲。”一種久違的戰友情在病房里蔓延，比藥劑更能療傷。 然而政治風云悄然變化，社會氣氛緊繃。楊得志有心出院后看望幾位受沖擊的老同志，被李炎唐婉言勸阻，他默默點頭：“明白，現在形勢特殊，我配合組織安排。”

進入1976年1月，在周總理追悼會的哀樂中，李炎唐接到去廣州軍區會診的命令，順道為楊得志復查。列車到漢口，他先行下車。此刻的武漢籠罩在汽笛與人群的低泣聲中。楊得志迎進辦公室，一句“歡迎老朋友”化解旅途疲憊。復查顯示恢復良好，他自豪地拍著腹部：“結石取了，人輕松，一口氣能走五公里。”

午飯設在老字號“東陳記”，豆皮與熱干面端上桌，席間氛圍卻不輕松。談及周總理逝世，楊得志聲音發顫：“昨天長江客輪汽笛從早鳴到晚，江面霧都被悲傷壓低。”沒人接話，唯有筷子輕觸瓷碗的細碎聲，成了對總理最質樸的懷念。 飯后短暫合影，各自奔赴任務。廣州會診順利完成，回程時李炎唐再度在武漢下車，與總醫院研討長期護理方案。面對繁忙工作，他暗自慶幸當初接起那通電話：或許正是那幾小時的迅速決斷，為人民軍隊保住了一位寶貴的統帥。

1978年春，楊得志上調北京出任總參謀長。身體已無大礙的他偶爾來院體檢，總愛遠遠揮手：“小李，最近忙啥？”李炎唐被升任科主任，卻仍覺得自己像當年的住院醫生，那些夜里亮著的無影燈，那份生死攸關的托付，一直照進記憶深處。 他常和年輕同事分享這段經歷：“救治首長，不只是醫術，更是政治責任。要膽大心細，既要敢動刀，又絕不能逞能。”一句話道出七十年代保健醫療的復雜環境：既要保障高級干部健康，又要避免盲目越權。

回看楊得志，從湘江、臘子口到抗美援朝前線，炮火錘煉了鐵骨；而在和平年代，一塊結石卻讓他躺上手術臺。醫者、軍人，各有職責，卻共同護衛國家與生命。不得不說，1975年的那場急診，讓人再次明白：戰爭年代靠血性，和平時期靠制度；無論時代如何更迭，慎終如始的敬畏之心，永遠都是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