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年，兩廣總督兼福建巡撫楊琳向朝廷發出八百里緊急奏報，臺灣反了，有人僭越稱帝，這是自康熙二十二年收復臺灣后，第一次發生如此嚴重的叛亂，面對“反清復明”口號支配的夢魘卷土重來，康熙別無選擇，出路只有一條：“出兵”。

臺灣為何發生武裝叛亂，實際上就是四個字：“官逼民反”，據楊琳向朝廷的奏報所言，帶頭起事者并稱帝的人，是一個叫朱一貴的老百姓（關鍵姓朱）。此人原籍福建長泰，移居臺灣后以養鴨為生，也許是生活的不如意，或者說是心懷天下，朱一貴開始和前明移民交往日益頻繁，受其影響，思想“日益反動”，常言“痛譚亡國事，每至悲歔不已”。

而此時的臺灣知府王珍又是一個貪污腐化份子，在當時的官員看來，凡是被派往臺灣當官的都是發配，是沒有政治前途人才去地方，因此被派的臺灣的官員都是“守土恬嬉，絕不以吏治民生為意”。

沒有任何責任心，當時的臺灣知府王珍作為知府不理政務，卻將縣務全部交由兒子打理，其子巧立名目，橫征暴斂，當地百姓已經是怨聲載道。

朱一貴有一個好友叫黃殿，此人鼓動朱一貴起兵造反，之所以找朱一貴，就是因為他姓朱，這是天然的政治旗號，于是二人帶著一群被壓榨的貧苦老百姓舉事，養鴨人出身的朱一貴振臂一呼，臺灣民變隨即爆發。此后，義軍迅速擴大，立即形成星火燎原之勢，一度達到三十萬之眾。

由于事發突然，臺灣鎮總兵歐陽凱倉促應敵，被朱一貴麾下主將楊泰當場斬殺，最高軍事首腦身亡，清軍群龍無首，頓時大亂，史載：“全臺俱陷，文武守臣或死，或逃澎湖”。臺廈巡道梁文渲、知府王珍、同知王禮及縣丞、知縣、典史等大小官員敗逃澎湖。叛軍幾乎控制整個臺灣。四月十九日，朱一貴自稱為中興王，年號永和，廢除剃發令，脫下旗裝、剪斷長辮，祭祀天地列祖列宗及延平武王朱成功。同時大封諸將四十余人；隨后發布文告，號令天下。朱一貴起義是清朝時期臺灣聲勢最為浩大的一次農民起義。

康熙得知之后，立即調閩浙總督滿保趕赴廈門，調南澳總兵藍廷珍領兵出師討伐。水師提督施世驃也速奔澎湖。在平叛大軍渡海的船上，有一位年逾四旬的老秀才，名叫藍鼎元。

藍鼎元是平叛大軍指揮官、南澳總兵藍廷珍的族弟。他多次參加鄉屢試不第，在這種情況下，藍廷珍帶著這位族弟出來，也就想讓族弟混點功勞，戰后弄個小官當當，因此此番赴臺，藍鼎元的身份是隨軍幕僚，為族兄平叛出謀劃策。但讓所有人都想不到是，此日居然在平叛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當時，叛軍勢頭如日中天，但藍鼎元經過調查卻認為朱一貴叛軍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其中大多數都是被脅迫的，也就是：“畏死脅從，知非本愿，或掛名賊黨，以保身家”的普通百姓。于是，他給水師提督施世驃（施世綸之弟）的往來書信中，他主張：剿撫并用，減少殺戮。只誅首惡，脅從不問。

這份策略一出，叛軍軍心動搖，并引發了連鎖反應，清軍尚未正式進剿，叛軍便已然瓦解，藍鼎元不禁自夸起來，稱此文為“平臺第一妙著也”。經此一變，島內叛軍實力大損，更嚴重的是，此時叛軍內部也發生內訌，叛軍內土豪出身的杜君英、杜會三父子因圖謀王位不成而作亂，雖沒成功但帶著部下幾萬人出走，叛軍力量因此被削弱。其他臺灣本土的士紳在目睹朱一貴登基后的所作所為，就此斷定朱一貴的朝廷是一個草臺班子，幾乎成不了氣候。于是不愿意支持朱一貴。

六月十六日，清軍在鹿耳門登岸，打敗當地的叛軍。二十一日，臺灣府城被清軍占領。叛軍準備退守諸羅，又遭藍廷珍伏兵襲擊，并于數天后收復臺灣首府（今臺南市）。朱一貴只能分散向島內后撤，憑借熟悉地形的優勢進行游擊戰。

七月某夜，已經被包圍并走投無路的島內叛軍的第二號人物杜君英在藍鼎元勸說下投降，藍鼎元一直表示：“朝廷一向寬仁大義，對于投誠的叛軍皆許歸正”。杜君英這一投降，其他叛軍也紛紛投降清軍，此后，藍鼎元隨軍奔波于臺灣各地，繼續負責追剿叛軍余孽。四處躲藏的叛軍殘部陸續被剿滅或招降。而此番叛亂的最大頭目朱一貴，也在投誠叛將的誘騙之下，于當年七月初被設計抓獲。從叛亂到平息也不過三個月。

但問題是，叛亂雖然平息，但帶來的沖擊無疑是巨大的。閩浙總督滿保事后仍心有余悸，為翦除禍源，他向藍氏兄弟下達了善后命令——在羅漢門、阿猴林、檳榔林等叛軍興起之地實行焦土政策，將臺灣三縣的山民全部遷出，并封鎖所有進山通道。

藍鼎元認為這種做法極為不妥，他在給閩浙總督滿保的信中表示，強行封山遷民將面臨巨大的經濟成本和社會隱患，值此叛亂初定，更不宜再生事端。滿保閱后，當即撤銷了這些“一刀切”的命令。

藍鼎元在臺灣經過調查發現，逐漸發現，這場民變的背后，就是光棍太多以及是社會疏于管理而結出的惡果，島內男女嚴重失衡的性別，依舊讓人瞠目結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滿清清擔心人口增長過快，臺灣有復為邊患之地的風險，于是出于“為防臺而治臺”的需要下令：“渡臺者不得攜帶家眷，業經渡臺者，亦不得招致。”此舉頗有“截留人質”于大陸的玩味與考量。

大量“單身漢”涌入，因無家累，政策效果適得其反。正如藍鼎元所觀察到的，“客莊居民，從無眷屬。合各府、各縣數十萬之傾側無賴游手，群萃其中，無室家宗族之系累，欲其不逞也難矣。婦女渡臺之禁既嚴，又不能驅之使去，可為隱憂”。當養鴨人朱一貴振臂一呼，這些缺乏家庭約束的男丁很容易就被裹挾，轉化為叛亂生力軍。此后，在藍鼎元的建議下，雍正九年，朝廷開始實行憑照攜眷入臺。

赴臺與駐留期間，島內的經歷深深鐫刻在藍鼎元的腦海里。后來，他將所見所聞與自己的觀點全部書于紙上，寫成了《平臺紀略》《東征集》等書籍，刊印發行。但他的建議基本上都沒有被采納，乾隆五十二年當乾隆讀到藍鼎元所著《東征集》后，不由感嘆“其言大有可采”。他還叮囑閩浙總督常青和福建巡撫李侍堯，可以借鑒一下這位治臺先驅的看法與見解。

雍正元年，朝廷下令詔天下學臣考選文行兼優之士貢入朝廷，藍鼎元因平臺小有名氣，榜上有名。雍正三年，藍鼎元被安排到內廷校書，又因大學士朱軾所賞識。經其引薦，藍鼎元得以與雍正帝相見，命運的齒輪開始轉動。

雍正五年，48歲的藍鼎元48歲被任命其為普寧縣令。同年冬，朝廷又令他兼任潮陽縣令。一人兼任兩縣父母官，看似為朝廷倚重，但普寧、潮陽兩縣由于民風彪悍，很難治理。因此歷任縣官眼中的燙手山芋，吏部派誰去都不去，所以在這種情況，藍鼎元才能脫穎而出，得以兼任兩地縣令，后經過藍鼎元的悉心治理，兩縣從歷任縣官談之色變的“難治之地”，逐漸改頭換面。史載，藍鼎元“蒞普兩月，四境大治”，其兼管的潮陽縣也“已臻大治，夜戶弗扃，民有仁讓之俗”。一切似乎都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

但不久之后，一場彈劾卻讓藍鼎元的仕途戛然中斷。耿直的藍鼎元因不愿同流合污以致先后得罪了兩位上司。連續和兩位上司搞不好關系，加之在治理縣務時某些舉措過于激進，樹敵過多，雍正七年，被人誣告貪污下獄，仕途也戛然而止。

此時兩廣總督郝玉麟不信此等誣告，在調任閩浙總督前出面周旋，為其爭取到保釋的機會。雍正八年，在郝玉麟和一眾士民的努力下，一千七百兩的罰金很快湊齊，繳納到位，藍鼎元得以保釋出獄，經此牢獄之災，藍鼎元似乎變了一個人，與早年的積極進取判若兩人。盡管他已經為自己在縣令任上的“魯莽”付出了代價，成為“戴罪之身”，但仍感受到四處襲來的陣陣寒意。

雍正十年冬，鄂彌達經深入調查，已掌握了充分的證據，藍鼎元得以平反，雍正帝特命其進京會面，與之談話良久，并賞賜了貂皮、紫金錠、香珠等貴重物品。雍正十一年三月，藍鼎元被雍正任命為廣州知府一職，但想不到是，三個月后藍鼎元突發疾病，死于廣州知府任上，年僅54歲。

近三百年過去，風息潮落，若有人翻開藍鼎元的著作，將拾起一粒硌痛歷史的沙——那是他的，正直而無奈，渺小而堅硬，卑微而偉大。

我是我，歷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關注和點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