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細細勾勒，人人都是傳奇。“歷史縫隙里的人”旨在調動密匝的清代史料，打撈歷史夾縫中的跌宕人生。

按照清朝的制度設計，如果一個人熱衷做官，做大官，以知縣為起點，顯然不是個理想選擇。這個職位上升通道狹窄，又任繁責重，如琉璃瓶，一觸即碎。故時有“前生不善，今生為縣”諺語，形容知縣之難。不過，對于想做事，做正事，樂于體驗“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實干家而言，知縣一職又最能彰顯個人價值。哪怕到了考績極為嚴苛，體制高度僵化的清后期，像左宗棠這樣的第一流人物，仍然提出：“鄙人二十年來所嘗留心，自信必可稱職者，惟知縣一官……此上惟督撫握一省大權，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可知在權力使用的靈活性、有效性方面，知縣一職，較“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近民而民不親，近官而官不畏”的其他官職，更利于才能卓著者發揮所長，建功立業。

做知縣，對人的綜合能力要求極高。讀書人由青青子衿而身膺百里，想要聽弦聽訟，簞食壺漿，光憑著五經四書、圣賢之道，是很不夠的，必須有充沛的行政知識與實踐經驗，才能通其門徑，漸次游刃有余。不過，也總有一些人，天生具備處理復雜問題的慧根——譬如本文的主人公張我觀就是如此。他既沒有做官的父祖，也缺乏現實歷練，頭遭作縣，就博得“天下之良牧宰”的美譽，還留下一部公牘匯編《覆甕集》，是為清代重要的官箴著作。筆者因為做研究的關系，多次閱讀該書，又常讀常新，每每為其用心之精細，情理之通透，斷事之明達，措辭之動人而擊節稱嘆。這樣的循吏智慧，哪怕相隔數百年，仍能與當今讀者最現實的社會需求產生共鳴：作為一個處在上上下下關系網、利益鏈、人情債中的基層管理者，到底怎么做，才能在權力的夾縫中生存、發展，達成做好官、辦實事的最終目標。

《覆甕集》書影

北人今作江南客

張我觀字昭民，山西平陽府太平縣牛席村人，因該地另有“東敬”別稱，遂以“東敬張昭民”自謂，題于《覆甕集》書封之上。他的出生年月不詳，大致在康熙初年。康熙三十二年，張我觀鄉試中舉，此后居家奉母，未獲進士功名，也無甚仕宦經歷，直到康熙五十八年，才銓得浙江會稽縣職。他的家鄉位于汾河中下游盆地，雖然環境相對閉塞，但土壤肥沃，農業發達，民風也較醇厚。會稽是紹興府附郭縣，履任后，他常把“予西北人也”掛在嘴邊，又喜歡將平陽老家的民風與紹興本地對比，這是其他官箴書中不太多見的表述。

張我觀語境中的西北，當然不是今天地理概念中的西北五省區，只是相對于東南劇郡紹興而言。這是自謙示弱，卻充滿智慧的話術。畢竟，張知縣初出茅廬，就撞上經濟、文化優越感極強，又精通衙門之道的紹興城里人，輕慢之心，不言自明。而“西北人”之言一出，那一種傳統、樸拙、清貧、耿直的氣質，便堪堪在人眼前，言外之意，自然是本地的民風澆薄，光怪陸離。這句口頭禪，張我觀對上司用、對縉紳用，對百姓用，用法不一，但都為后話預留地步，甚至占得先機。

譬如他給藩司提改革建議，就以“卑職樸魯西人，忝茲褊邑”發端，哪怕見識不到，也是出于至誠。又前任知縣留下虧空，他不欲用自己的耗羨代填窟窿，就干脆掛上“西北人”的清貧標簽，大呼“卑職一介寒儒，家徒四壁”。對那些出入官府，包攬詞訟的本地縉紳，張我觀鐵面正告“嗣后若有面言情分，定當面呵叱之；若以簡札乞求，必刷之照壁間”，緊接著一句“本縣西北率直之人，絕無委曲”，真如鼓角齊鳴，擲地有聲。再浙東多黠捷之士，有童生在縣試中連作數卷，公然為同場考生代筆。他行文訓誡，先由“會邑人文之盛甲于江東”起首，復以“本縣章句迂儒，諸事率真，更于文字之間不留情面”收煞，是板起質樸的面孔，責備輕佻的文風，讓試圖在北儒面前耍小聰明的南士赧赧而退。至于民風鄉俗，兩地也有差別。紹興婦女氣質潑辣，多有當家主事、拋頭露面舉動。思想保守的北方縣官對此很看不慣，發下告示遍諭屬民：“吾山右風俗，婦女一經出入衙門，鄉黨即莫不賤之。故俗語云：婦女一入衙，三世莫結親。雖地有南北之分，而理無彼此之別。今會邑無論大小事件，每多婦女呈訴，甚至沿路喊冤，不惜臉面而何至于此。”照今天的價值觀，如此說法，自然不是進步言論。但以清朝官府規矩，特別是對婦女極不友好的衙門運行模式，這些話一定會被當時的主流社會視為君子正言。

山西人的精明毋庸置疑，以為樸拙率真為甲胄干櫓的張我觀，更像是給自負的浙江人擺了個迷魂陣，打了個信息差。在杭州籍幕友金祖望眼中，這位北方來的中年縣官“貌樸而恭”，說得委婉些，可稱為“恂恂乎篤實君子”，直白些，便可改作“言不出眾，貌不驚人”。然而稍加接觸，就發現此人極有吏干：“臨大事、剖大疑，果斷明敏。公廷定判，援筆立就，情罪悉當，無少遺憾。”如此強烈的反差，令金氏大為心折，連贊這位東翁：“惟誠則明，明則智，生而才亦出，不必規規成法，用意與古人合。”

張我觀的祖父、父母都是地方上的道德模范，故其出身雖非顯達，但家世班班可考。他的祖父名闇然，字淡夫，拔貢出身。據說此人頗有才氣，“讀書破篦，其文不可一世”，可惜趕上明末亂世，一輩子隱居鄉里。縣志為他加上“躬耕樂道，晦跡邱園”的說辭，或是對清政權不甚認同的迂曲表達。

父親張璜，字黃玉，是本地有名的孝子。順治六年，因為大同守將姜瓖反正復明，山西境內陷入戰火，平陽各縣也遭到波及。張闇然時已故去，張家一貧如洗，年僅十四歲的張璜徒步南下，到數百里外的河東鹽場背鹽販賣，奉養母親。縣志描述他“自運城歸至聞喜七里店，雪二尺許，徒步抵家，襪履俱穿，足為血裂”，是令人動容的細節。除事母至孝外，他還竭力照顧年長三十歲的異母兄張玠，友悌之情更屬難得。

這里有個細節值得注意。張我觀家族大致以耕讀為業，幾代人安土重遷，較少負笈遠游。他初到會稽，即以此標榜：“照得本縣凡屬親知宗黨，若非躬耕南畝，即屬肄業蕓窗，并無在外閑游浪跡之人。”示意本家并無親友在這兩江所匯、舟楫易通的南方都會往來，一切打著自己名號的招搖訛詐，都可以當作政治騙子，即刻扭送縣衙。然而細究其父履歷就會發現，張璜中年后的家境已較富裕，照管家人之外，還能捐納監生，讀書深造。但其致富之道絕非在土地上精耕細作，而是往返運城，“鬻鹽”營生。清代食鹽由政府專賣，張璜既非在官鹽商，鬻鹽之舉即屬私販，只是因為孝悌感人，此等節目便無足論。如此一來，張我觀非耕即讀，乃至“家徒四壁”的自我描述，就更近于溝通策略，而不能做絕對化解讀。山西人通權達變的生存智慧，也在張家父子身上顯露無遺。

張我觀的母親趙氏是傳統時代最標準的貞婦與賢母。她是張璜繼妻，二十四歲就沒了丈夫。青年寡婦料理家政的難度不言而喻，但趙氏公正能干，不但與丈夫前妻所生三子和睦相處，更將唯一的親子培養成材。張我觀與母親感情極深，他在會稽縣一任六年，循聲卓著，也很得上司器重，以雍正朝舉賢任能，不拘一格的政治風氣，前途未可限量。不過，出于對寡母的惦念，他在會稽任滿后掛冠歸里，家居盡孝，又與叔伯兄弟極盡友愛，作為德高望重的縉紳先生，備受鄉人敬仰。

河東鹽場今貌

清官能斷家務事

清代州縣斷理戶婚田土等輕微糾紛，并不需要嚴格引用律例條文，總以情理法相互通融，取得便于執行的衡平結論，是以州縣官個人的生活經歷、脾性作風，對審斷結果的影響就變得直接而強烈。譬如《儒林外史》中，嚴貢生謀奪弟弟嚴監生留下的萬貫家財，為此謊告他已經扶正的繼妻趙氏為妾，意圖剝奪趙氏作為死者遺孀的繼承資格。主審此案的高要知縣湯奉是庶出，推己及人，同情趙氏遭遇，繼而對其財產權加以保護。類似情況在張我觀身上也有體現，因為孤兒寡母的童年經歷，他對宗族矛盾中的弱勢群體，總帶有深切同情，又因在母親身邊耳濡目染，也具備調處家庭糾紛的過人才能，且能在情法之間游刃有余，創造性解決現實問題。

《覆甕集》所輯判牘中，涉及不少立嗣糾紛，其中李胡氏繼子一案，很能體現張我觀的處事智慧。李胡氏青年喪夫，但家資富饒，只有一女已嫁。亡夫李三錫只有一位親兄，名六皆。六皆夫婦亦早亡，留下年方三歲的幼子廷芝，由寡嬸胡氏撫養長大，前后二十七年。族人覬覦胡氏財富，聲稱廷芝是六皆獨子，又患有精神類疾病，不能再為叔嬸后嗣，應該另以遠房堂侄廷柱入主胡氏家門，承繼三錫一支。后因廷柱品行不佳，難孚輿論，又議立廷柱之子李炎為嗣孫，當即就要分撥田地房屋。因胡氏不肯，族長等出具繼單，呈送縣審，張我觀洞燭其奸，寫下一段辯理明析，又情透紙背的判詞：

胡氏守節年甫十八，年已四十有六，其撫育廷芝不知費盡幾許心血，方得娶媳抱孫。一旦舍現在之親支，而嗣同祖之堂侄，能弗痛心酸鼻乎?......噫！陽為繼而陰為奪，玩胡氏于股掌之上，吾知其操筆時，六皆、三錫必相對而泣于九原矣！夫六皆只生一子，不應出繼。然三歲孤兒，茍無胡氏顧復，早已委棄荒郊，尚能留貽至今乎？若近日之與母別居，必有以其身染瘋疾，從中離間者。惡疾可醫，良心難昧，廷芝于爭繼撥產絕無一言，天必佑之以福！仍令廷芝主六皆、三錫之祀，以長子為六皆孫，將來諸子為三錫孫，即或僅生一子，亦承兩支宗祧。是誠準經酌權，合天理而當人心也。若依該族之議，適啟日后訟端，烏可哉！廷芝即奉胡氏歸家贍養，母子如初，所有田產除分給氏女九畝外，俱交廷芝承受，合族不得覬覦干究，是為案。

李廷芝與三錫夫婦血緣最近，自幼得胡氏撫養，在承祀與繼產問題上，本是當仁不讓之選，能被宗族抓住的唯一把柄，就是他的獨子身份。關于獨子能否出繼，傳統中國存在著兩種矛盾觀念，一出于宗法，一來緣于人情。宗法講：大宗不絕，小宗可絕。人情則曰：不舍本生。前者源自《禮記》，認為小宗獨子有義務承繼大宗，大宗獨子不能出繼小宗，這是世卿世祿時代的倫理要求。兩宋以后貴族政治被消滅殆盡，宗法的界限逐漸模糊，家族內貧富分野，遷徙流動，所謂大宗小宗，更傾向于一家之內的嫡庶、長幼。在人情漸重而宗法漸輕的社會氛圍里，獨子不能出繼的觀念得到強化。因為獨子一旦出繼，就與親生父母變成叔侄關系，不但斷絕本家香火，也使親生父母從有子變為無子，成了乏人祭祀的孤魂野鬼。

從倫理觀念回到社會現實，民間繼承的常態是無子而有產者絕不乏愿繼之人，甚至群起爭繼也不少見。相反，無產或少產者，應繼之人百般推諉，又哪管親疏遠近。歷朝歷代關于繼嗣的立法，標準在于“承祧”原則，而非財產分配，只是因為財產分配引發的問題太多，才將處理辦法付諸律例。面對基于倫理的法律原則，與基于現實的民間糾紛，地方官員往往要將染指叔伯財產的獨子置于敗訴位置，卻又不得不承認，由于立嗣承繼不可避免，在獨子與被承嗣人血緣關系最近，生活距離最短的情況下，如果因為倫理原因使其無緣財產，會引發一系列社會矛盾。

具體到會稽李氏家族，孤孀侄嬸相依為命，感情比尋常母子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強行拆散，另立別支，只怕苦節多年的胡氏，與身患瘋疾的廷芝，都要承受巨大的身心打擊，不定還有性命之憂。兩難之下，張我觀創造性采取了新的立嗣辦法，即由李廷芝一人同時繼承父親六皆、叔父三錫兩家宗祧，日后生下兩子，長為六皆孫，次為三錫孫，如僅生一子，亦承兩支宗祧，到下一代再分彼此。該辦法與“獨子出繼”的區別在于：后者是以獨子身份過繼叔伯，舍棄本支；前者則是一人之身充當兩個角色，本支為主，兼顧叔伯，等到子孫一輩人丁興旺，問題就自然而然地解決了。

李胡氏案發生在雍正二年，半個多世紀后的乾隆四十三年，張我觀提出的立嗣辦法，被刑部律例館提煉為“獨子兼祧”例條，修入《大清律例》。兼祧例的形成以金川戰爭為特殊機緣，先在旗人、軍人群體內部使用，后上升為成文法，適用于全社會。這與張我觀所斷個案并無直接關系，但過程的復雜性卻更能引起觀察者興趣——法律的修訂，要以長周期、大數量的社會需求為基礎，像張我觀這樣具有前瞻智慧，又敢于進行創造性司法實踐的基層官員更是必不可少。在司法實踐的影響下，社會需求被反復調整、修正，促成自下而上的有效經驗，再借某種契機激發出來，最終形成國家意志。

兼祧繼承的代表人物——京劇大師梅蘭芳

動于利害計秋毫

清官斷家務，只是張我觀最不起眼的日常工作。會稽縣是“上接寧臺，下連省會，商賈絡繹，百工叢集”的水陸通衢，社會問題復雜而多元。除常規的戶婚、田土、錢債糾紛外，在貨物云集的東關曹娥壩一帶，有牙商霸市，船戶勒索，腳夫爭斗，欺壓客商等種種亂象；城關地區人口稠密，縉紳尤多，娛樂活動豐富。為數眾多的戲班名角，酬神賽會，常常男女混雜，沿街夜唱，由此引發的酗酒、爭風、斗毆、盜竊、奸淫、火災，都令管理者頭疼不已。再者本地庵觀寺院鱗次櫛比，香火旺盛，不但房屋、土地歸屬多有爭執，即教俗、師弟之間，也是麻煩不斷。城外多丘陵，林地墳山久有爭奪。更奇特的是雍正二年夏天，會稽山南麓忽見兩頭猛虎，公然在官道旁攫人而食，數月之內傷人近百。當地百姓“午后不敢出，午前亦必十輩為群乃敢行，以致茶筍俱荒，農桑皆廢”。縣域又近海，惡虎橫行的同時恰逢颶風大作，浙江沿海狂瀾彌漫，潮水奔涌，會稽縣也有不少農田被淹，人畜漂沒，朝廷為此飭修海塘，民夫征調，經費籌集，又成了頂大的難題。縣官為民父母，事來有萬，都要他一力應對。張我觀在會稽作縣六年，終任時“發髭皆白”，令赴浙探親的長子喟嘆不已。

不過，他任職期間的最大壓力，來自中央政府強勢主導的清理虧空運動。康熙五十八年，西陲用兵頻繁，開銷龐巨，而央地各級存在普遍性錢糧虧空，致使國家財政支絀。在充分征詢各方意見后，康熙五十九年七月，朝廷下旨，開始全力追繳各地倉帑虧空，且特別強調上司揭參與分級賠補之例，使督撫、藩司大員不敢照舊徇隱。雍正帝即位后，清理虧空的“穩財政”目標與新君的清除異己需求榫卯結合，相關工作更開展得如火如荼。為此丟官罷職、傾家蕩產者比比皆是。

張我觀自康熙五十九年初蒞任會稽，雍正三年告歸，從某種意義上說，做的是一份高危職業。會稽縣附郭府城、地當孔要，衙門應酬眾多，開銷甚大，而可資使用的公費嚴重不足。清理嚴令下達之日，張我觀上任未幾，首當其沖。除了潔身自好，力爭不欠新賬外，他必須盡可能妥帖地解決舊賬，避免代人受過，糊里糊涂背債丟官。

他的五位前任留下錢糧積欠四千余兩，其中最棘手的，是一位昝姓知縣。此人從康熙四十七年起，任職會稽十年之久，虧空銀、米折計九千六百三十三兩九錢。昝某去職后，三任署理知縣，以及正式繼任的張我觀，都不斷催促他東挪西湊想辦法，但直到康熙六十年，也僅追回半數。張我觀為此上報，稱其人“老病龍鐘，食且不濟，只存殘喘”，頗有矜憐之意，但筆鋒一轉，就言其原籍尚有房屋，并有親友可以挪借，建議上司行文當地，另想辦法。任內無著，轉而抄賣祖產，這在官場同僚之間，是很不厚道的做法，但張我觀的選擇余地不大，因為總督的命令很快遍發全省，要求現任官員以五年為限，為這些無力追繳的陳年老賬補窟窿。至于填還辦法，憲令交代得清楚：先以奉上之節規、后以官吏之工俸。換言之，是從州縣官的主要灰色收入——耗羨中勻出一部分，將歷史遺留問題就地解決。

接到命令的張我觀大不以為然，那句“一介寒儒，家徒四壁”的苦情便是為此而發。他很快覆稟各憲，力陳不可。又打著算盤珠子說：會稽每年賦稅正額五萬有奇，且未必全數完繳。作為知縣，他按照百分之四的比例提取火耗，年收入約兩千兩。至于支出，從辦公經費上說，“如起解各憲庫錢糧，則有火工耗折，以及船腳盤費、飯食之用，兼有各項工捐，往來差事皆取給于此”。從日常開銷上說，“凡有家口衣食，并幕中束脩、隨從工食，又俱藉此耗銀以作支吾之計”。從康熙末年浙江省的整體情況看，提取四分火耗，算是十分清廉的表現，而會稽縣政務殷繁，支出又較別處更高，常態下捉襟見肘，尚有入不敷出之虞。張我觀由是痛陳：“今賠補前官虧空，彼盈此縮，勢必挪動正項。則前官之虧空尚未補清，后官之挪移復且立見矣。此卑職不得不搶地呼天，備陳于憲案也！”隨后，他又重申了搜查虧空官員原籍，將其房屋土地變賣抵欠的辦法，這倒與后來的雍正帝不謀而合。

這篇稟文中，張我觀看似守柔居弱，實則以退為進。他一面訴苦叫窮，做出頂可憐樣子，一面把問題的嚴重性推到極致，示意上司如果對昝知縣心存惻隱，不肯做抄家變產的刻薄事，那么卑職這個現任官便斷無一線之生，將有身命之累。既然事情被歸納成“你死我活”的選擇題，浙省上司也只好舍舊從新，允其所請。

不過，張我觀的語氣雖然激切，但絕非危言聳聽。在清代，積欠破產，有家難回，甚至累及子孫的州縣官并不少見。清初的黃六鴻在《福惠全書》中就記有：“鴻承乏郯城時，前任四官彼此不受交代，前后留十余年，苦難殫述。”“（縣官）一旦詿誤卸事，因交代未楚，流落舊治，襤褸饑寒，慘同乞丐。”袁枚則寫過更駭人的故事：嘉慶初年，進士韓廷秀到廣西馬平縣上任，衙役中有襤褸少年，自稱前任之子。言乃父在任時，因虧空庫銀驚悸而死，自己資財罄盡，不能還鄉葬父，只好在衙門充役，以免饑寒。新任知縣物傷其類，回署后先找來兒子相見，隨于當夜懸梁自盡，冀免舉家之禍。康雍之際力行清理，州縣官因“交代未楚”而陷入窘境的可能性相當之大，且挪支正稅，又不免變相增加民眾負擔。幕友陳之璐為張我觀犧牲前任的舉動做出辯解，說他礙于“同官之誼”，也曾有代還虧空打算，但“欲緩則功令森嚴，欲征則災后黎民不忍遽加鞭撲”，只好狠下心腸，力陳不可。

昝知縣的命運無關本文主旨，也無需做后續考證，但以情理推斷，怕是不容樂觀。因為繼續翻閱《覆甕集》，就可以看到，作為虧空官員的原籍地方官，張我觀遇到的燙手山芋同樣不少：會稽是人文之藪，在外做官的人多，負累虧空，要從原籍抄家追比的情況也比別處更多。追得太輕，與朝廷大政方針有悖；追得太狠，落下個刻薄名聲，大不利于安撫本地縉紳，維持合作關系。

那么張我觀如何措置？書中有已故知縣章琬的例子。此人生前是平涼府莊浪知縣，西北官員的日子很苦，他的應追虧空只有五百零四兩，但自莊浪任所而至會稽本籍，追繳欠款的周期長達二十七年，甚至連累了家鄉父母官——前面提到的昝知縣，就因為承追章氏家產不力，四年之間三遭參罰。

按照張我觀說法，到雍正初年，章琬一家已經慘不忍睹，比袁枚筆下的馬平知縣還要可憐。他本人死在莊浪不說，隨任的侄子章邦治于康熙四十九年解回會稽原籍，十數年監押縣署：“歷經三令嚴比，受杖不為不多，其如縲紲窮囚，惟余一喘，不但立錐無地，茲已以獄為家，縱有嚴刑，苦無長物。”張我觀深知此款追無可追，如再施嚴刑，其人必死無疑。于是稟請上司，建議將章家的未完之贓報部豁免。

然而朝廷既作金剛怒目，省府大員也不便菩薩低眉。很快，他的報告就被按察司衙門“嚴檄駁斥”。既然臬司都發了話，換作那乖順圓融、惟上命是從的縣官，自不會反復陳情，為無干之人冒險。倒是張我觀向來戴著“西北率直”的帽子，被駁回后，又連續兩年上呈兩稟，替“皮骨之外僅存一息”的章邦治辯解乞命。

他說章琬自幼在外，原籍無家，只有一侄邦治相依為命。邦治十四歲就被關押追款，二十七年的監禁生涯，從無親友前來探問，又何得田產房屋可以抵當？其家是真正的人亡產絕，完全沒有藏匿資產，或是借貸于親友的可能性：“此案人屬久亡，產真絕盡，徒留一邦治在慘苦縲紲之中，間日受刑于幾案之下，除皮發而外，何有尺寸補此賠項？”既然追欠完帑全無指望，不如題請豁免，使命如螻蟻的章邦治得保殘生。

張我觀的文字誠樸而懇切，矜憐仁恕之情充斥字里行間，數百年后展卷于前，仍令人不忍卒讀。清前期的題本保存較少，三篇稟文止于雍正二年，至于后續如何處置，是經浙江巡撫題請寬免，抑或如行文所言，使章邦治以獄底游魂化燐而后矣，《覆甕集》未經提及，讀者也難以揣測。不過，哪怕事情結論不得而知，張我觀外圓內方，精明周全又不是失于仁厚的為政之道，已經表現得淋漓盡致。

放眼望去，在皇帝拍案而起，舉國厲清虧空的政治形勢下，四個方面的利益交織在矛盾漩渦當中：一是以督撫為代表的各省大員。他們與百姓無休戚之關聯，也不必親自面對虧空官員及其家屬的狼狽窘迫，但要承擔來自上司、中央特別是皇帝的考績任務乃至情緒壓力，所以核心利益，是盡快完成清理任務，向上表功交差。二是被革職追比的虧空官員及其直系親屬。他們中不乏貪官巧吏，將家產四處藏匿，寄希望于挨過一時，保半生富貴；但也有因公拖累，或是代人受過而致虧空者，這樣的人如果家境清寒，那么傾家蕩產、牢底坐穿的命運就在所難免。三是境內的百姓。現任官如必欲清還積欠，則難免拆東墻補西墻，歸根到底，還要在地丁、耗羨上巧立名目，取之于民。如果數額巨大，又有災荒相伴，吏役侵蝕，則窮嫠之苦，倍于平日。四是包括張我觀在內的州縣官。他們是虧空清繳的第一責任人，不但要把所在崗位的新欠舊欠照數填還，連本籍在外的虧空官員，也要由其執行抄家任務。庫帑不能完賬，州縣官要受處分；為了完賬自行墊補，則日常開銷有所不逮；盤剝百姓，保不齊官逼民反；刑逼同僚，又不勝兔死狐悲，且多于事無補。

事情越是煩難，越能凸顯基層官員的政治智慧、政治道德，與政治手段。上面所舉的昝、章兩案，雖然情形不同，但張我觀的處置策略一以貫之：首先是自我保護。他對昝的苛刻，與對章的憐憫，核心訴求都是減輕自己的催欠壓力，避免責任轉嫁，危及自身。其次是務求實效。昝令虧空較多，不可能爭取到豁免政策，且他在富庶縣份任職十年，家中有產，將清查責任轉移到原籍，能使會稽官民兩便。至于章氏，人亡產絕，追而無益，不如網開一面，避免虛耗行政成本。第三是保持底線，不肯殺人媚人，這在章案的處理上已得到充分體現。再者昝令雖然“老病龍鐘，食且不濟”，但并無受刑記錄，亦是張我觀用心矜恕的表征。這些原則總結起來不過只言片語，但落到行動上，卻要承擔很大的政治風險。萬一被剛愎自用，或是曲意承旨的上司，扣上個因循推諉，不以國帑為重的帽子，后果不堪設想。

電視劇《雍正王朝》抄家場景

豈有文章甘覆甕

當然，張我觀的底氣來自于他的卓越才干和顯著政績，像這樣堪勝繁劇，能“五季之間肅清八年之欠帑而民力不困”的縣官，在地方上是不多見的。從他在紹興的工作經歷可以窺知，康雍之際的官場氛圍，大體還呈現著能者居其位、安其職、盡其才的積極面貌。省府大員尚有敬賢之心、容人之量，哪怕下屬堅持己見，也不以為忤，反而“交相譽之”“莫不心折”。雍正年間，張我觀曾兩次署理紹興府同知，并兼理附郭同城的山陰知縣。山陰一職事極繁冗，他以一人而兼兩劇縣，其得上憲倚重可知。

鑒于張我觀一任終了，便有返鄉奉親打算，他的長子張訒與諸弟、幕友商議，擬將乃父任內重要公牘匯編刊印，攜歸故里，這便是《覆甕集》的由來。全書分為正、余兩部分：前者十卷，錄公牘一百五十五篇，系會稽任上所作；后者不分卷，錄公牘二十七篇，系署理紹興府同知，及兼理山陰知縣所作。幕友陳之璐、金祖望，門生何大鏞為正集作序言，而金序的評價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金祖望是位“浪游兩京，流寓齊魯，載過嶺南，經歷荊揚兗豫”的幕中老手，見多識廣自不必說。在他眼中，當今府州縣官，凡是才能過人的，大多“自矜而炫異”；質樸方正的，往往“泥古而以黯今”。至于紹興府的官長，更非常人所能勝任，一個外鄉人，要讓“黠而險”的越人心服口服，怕是古之圣賢也不易做到。難得張我觀是個例外，此人在紹興的口碑極好，且才德并茂，上下服膺，真可稱天下之良牧宰也。

諸序之后又有張我觀自序：

歲乙巳夏之六月，清晝甚永，雖在盛暑，時雨流行，暑氣亦不甚侵人。田土細事奉憲停訟，丁糧二米照數緩征，頗稱偷閑。時也，見兒侄輩與陳、金諸先生時常偶遇，予至則默然，始疑予政必有未妥，故而聚商。越數日，又不予告，予訐之，則相視而笑，再問之，則曰：以公蒞會五載余，凡讞語文告有裨于國計民生者，欲敘成次第，付諸梓，以公諸世。慮公必不許，故秘之。余曰：“此舉也，胡為乎來哉！予待罪五載，能為百姓興一利乎？能為百姓除一弊乎？雖刑名錢谷未嘗獲譴，此皆上憲寬厚之恩也，諸先生砥礪之功也，會之紳衿士民念予之樸拙，而無甚煩難之事以相擾也。況今任事方殷，后局未卜，朝夕懼隕越之不暇，而尚作災梨禍棗之舉，以貽笑大方乎？”

顧事已成，不能中心。爰思己亥、庚子歲謁選赴任時，諸姻友親族或踐以杯酒，或贈以贐儀。今宦游五六載，而依然故我也，歸老家鄉，一無長物，亦覺赧顏。即以此匯訂成帙以遺之，使其初見之則儼然佳本也，細閱之則索然無味也，可用之以覆甕耳，因名之曰《覆甕集》。雖然，于我心終有未愜焉。

序言寫于雍正三年，字里行間津津自得，流露出他為政后期的從容余裕——海塘告就、虎患清除，天值盛暑而無暑氣侵人，身兼兩縣卻能偷閑談笑，酷烈與悠游的鮮明對比，簡直到了無為而治、化民以德境界。豈料行文至此，陡然又作謙筆，一句“此舉也，胡為乎來哉”的戲嗔，用心與“西北人”之說何其近似。至于定名“覆甕”，意即此書是無用之物，只能聊贈親友，蓋在壇子上擋擋灰塵。同樣以“覆甕”形容自己的著作，時代稍晚的袁枚曾有詩云：“不負人間過一回，編成六十卷書開。莫嫌覆甕些些物，多少功勛換得來。”兩浙名士風發若此，怎不叫北來的父母官戰戰兢兢。于是將欲作巧，必先藏拙，成為張我觀獨樹一幟的文風與政風。

有清一代的官箴公牘蔚為大觀，留存至今成為史料，在研究層面占據要津。然其內容具體而微，涉及細密的社會背景與制度知識，故在非專業領域介紹有限，不易引起一般愛好者留心關注。事實上，這類著作蘊含的世情倫理、實用智慧，最能體現古今一轍，令人感同身受。且文字平實，富于說理，凡有職場閱歷，又粗通古文者，未嘗不能略過專有名詞，玩味筆底深意。即如《覆甕集》，就仿佛光澤可鑒的歷史鏡像，讀罷掩卷，便有位發髭皆白、藏鋒斂銳的長者含笑而出。他既是清人張我觀，又是我們可資求教的師友，面目清晰，親切而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