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的關系

李明斌

摘要:基于蜀文化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的不同研究視角,學術界出現了對二者所處青銅時代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的關系的不同認識。本文從分析兩者主要考古遺存和文化現象的同與不同、近似與差異,認為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的青銅時代遺存應分別屬于兩個不同的考古學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是兩個連續的發展階段,以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為代表的考古學文化,形成了古蜀文明發展史的兩次高峰。同時認為,基于考古發現的微觀研究,會使復雜化、多面性的古蜀文明圖景更加平衡和整體。

關鍵詞: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考古學文化,關系

三星堆遺址發掘現場(圖源:岳南《天賜王國——三星堆與金沙遺址驚世記》)

不同認識的出現

長江上游流域的古代文明,作為中國早期文明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已是學術界的廣泛共識。北京大學李伯謙先生下面這段話,指出了成都平原古代文明在研究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發展中的重要意義:

“三星堆遺址所在的長江上游成都平原,是研究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發展不可或缺的區系之一。其文明因素產生之早、文明特征之獨特、文明演進道路之曲折,口耳相傳傳說史學資料之豐富,都足可與長江中、下游,黃河上、中、下游,遼河流域及嶺南地區等區系相媲美,研究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發展,忽視長江上游成都平原的特殊性,其所做出的結論是不可能全面的。”[1]

三星堆遺址發現90余年、金沙遺址發現20余年來,一次次新的、重要的考古發現,不斷刷新學術界對古蜀文明的認知,由此對原先的一些學術觀點或結論帶來反思、檢視和更新。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的新發現為學術支點,全面撬動了四川盆地先秦時期考古學文化的研究進程,一大批學術成果涌現,一支考古新軍也順勢成長了起來。在四川盆地先秦時期考古學文化眾多的研究領域中,首先要解決的問題,無疑是建構起基于考古發現和研究的時、空框架及其文化內涵,其中,考古學文化序列的建構是首先要面臨的研究課題。我們認為,這一課題至今仍在不斷地完善之中。

檢索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四川盆地先秦時期考古學文化序列主要觀點有兩類:

一是四川大學宋治民先生提出的,按古代族屬命名的考古學文化序列和分期,即將本地區商到戰國時期的考古學文化命名為蜀文化。

經過對蜀文化拉通的分期和編年研究,將蜀文化分成五期七段,它們對應的以典型遺址命名的考古學文化分別是:蜀文化第一、二期,為三星堆文化(商代至西周前期),蜀文化第三、四期,為十二橋文化(西周后期至春秋),蜀文化第五期,為戰國時期的考古學文化(有“上汪家拐街遺存”“青羊宮文化”等提法,但目前學界暫無相對公認的命名,筆者注),同時指出四川西部的新石器文化為蜀文化的淵源[2],宋治民先生還進一步指出,“蜀文化源于成都平原上的寶墩文化”“從考古學文化方面看,十二橋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接近,而和戰國時期相比階段性明顯。為研究方便,故將前二者稱為早期蜀文化,后者稱為晚期蜀文化。戰國時期因為巴蜀兩地文化面貌有許多相同之處,故也有稱為晚期巴蜀文化。”[3]

二是北京大學孫華先生對三星堆遺址分期研究,將三星堆遺址三期代表的考古學文化,分別命名為邊堆山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4],這一基于典型遺址命名的考古學文化序列研究成果,得到學術界普遍認同。

后結合新的史前遺址的考古發現,有學者提出了更有典型意義的寶墩文化代指大體同時代的邊堆山文化。[5]近十年來,針對寶墩文化的來源,以及寶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之間的發展缺環等重點問題,逐漸完善的四川盆地先秦時期考古學文化(遺存)發展序列可歸納如下:桂圓橋遺存、寶墩文化、魚鳧村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戰國時期文化。[6]

從以上簡要梳理中,就本文討論的話題,我們不難看出,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是作為考古學蜀文化兩個時代前后銜接的發展階段來認知的。由于金沙遺址對十二橋文化內涵的典型意義,故本文以金沙遺址為主代表十二橋文化(十二橋遺址依然是十二橋文化的重要代表性遺址),討論和以三星堆遺址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的關系。

近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施勁松先生提出的“三星堆—金沙文化”命名,豐富了相關研究課題內容,觀察視角和所得推論讓人印象深刻。他認為,“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的青銅時代的遺存代表同一種文化的兩個階段,并贊同將這種青銅時代文化稱為‘三星堆—金沙文化’”,同時指出,“由于擁有幾乎完全相同的知識體系和價值體系,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實為一個考古學文化。兩者所呈現出的一些差異,在于發展階段不同,這就包括陶器的變化。”[7]

那么,以三星堆遺址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同以金沙遺址為代表的十二橋文化,究竟是兩個考古學文化、還是一個考古學文化的不同認識就自然呈現出來了。

接下來,我們簡要分析這兩處都位于成都平原、相距約50千米的蜀文化典型遺址,它們的同與不同,進而試著推導出它們及命名的考古學文化的關系。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考古遺跡館(新華社發,金沙遺址博物館 供圖)

對考古遺存和文化現象的分析

我們首先來看看最引人矚目的城墻,一種在考古發現中的大體量遺存。

成都平原的城墻建造始見于寶墩文化城址群。溯源這種以斜坡堆筑、而非平行夯筑為主要特點的建造技術,則明顯受到四川盆地的東方——長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筑城技術的影響,這種筑城技術的傳入和被接受,無疑是族群的交流所致。寶墩文化斜坡堆筑的這種筑城技術經過魚鳧村文化[8]——介于寶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間的考古學文化——的發展,為后續三星堆文化城墻的出現和堆筑所繼承和使用,形成了迄今為止長江上游流域考古發現的先秦時期規模最大的城址,而在隨后的相當于西周時期的十二橋文化中心遺址——金沙遺址、十二橋遺址和東周時期的晚期巴蜀文化中卻都沒有發現城垣。

寶墩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這背后的原因不應是技術的,推測應是當時的古蜀文明的社會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從三星堆時期的單一的超大中心模式,“回歸”到史前時期的分散的多中心模式(如寶墩文化時期的城址群,也許這些城址間有中心、次中心或“團組”之分,但超大體量的城墻和圍合十數萬、數十萬平方米空間的出現,明顯區別于普通的聚落,因此仍可視其為中心聚落)。這種“回歸”情形的出現,正說明了四川盆地早期文明形態的復雜性和多變性,背后人地關系的適應和社會結構的演變發揮了重要作用:從史前時期族群沿岷江兩側試探式多地選址聚居筑城[9](應為龍山時代[10]長江上游流域的代表性城址群,反映出社會結構呈現出外在的層級化、復雜化),到商時期的神權王權高度統一(因過于追求高度統一,加上四川盆地青銅文明發展尚處在比較早期的階段,所以商時期的三星堆文化遺址至今沒有太多發現,而以遺址面積超大且數量稀少、社會內部結構的復雜化為顯著特色。這似乎和顯得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就“必然”有“擴張”的文化版圖的理解不太相稱,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研究),再發展到王權的逐漸強化、相應地神權的逐步弱化(在與中原商周和長江流域文明的長期交往中,蜀地早期歷史的腳步大致同步地和北方、東方的歷史進程和方向保持著一致,這也在考古發現的遺跡和遺物上有比較充分的反映),這些重要的變化,也就自然而直觀地表現在城墻的有和沒有以及聚落的層次、結構和布局上面來。這種從考古中城墻的演變推導出來的歷史發展節點,即是蒙文通先生指出的必須“把握歷史的變化處”[11]。這種變化和不同,我們理解應是考古學文化間的不同。

下面,觀察兩處遺址的祭祀遺存,我們也會發現有明顯的差異。

三星堆遺址3號祭祀坑出土的喇叭形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供圖)

金沙遺址的祭祀遺存,也形成一處專門用于祭祀的區域(金沙遺址博物館的遺跡館即依此而建立),但有明顯不同于三星堆遺址祭祀遺存的特點,如:濱河筑高臺祭祀、散點式分布的祭祀點(淺坑或無坑)、青銅器、玉石器、象牙等不同地點埋藏等,說明金沙遺址時期的祭祀模式有自成一體的特色:祭祀遺存散點式布局而非三星堆遺址明顯的集中式布局,淺坑(或無坑)而非深坑埋藏(淺坑或無坑埋藏,是否代表著祭祀對象和頻次的不同?),不同材質的器物大體上分地點埋藏而非同坑分材質有序埋藏。金沙遺址祭祀活動大體呈現出的一種“形散神聚”的狀態,有別于三星堆遺址祭祀活動“形神皆聚”的特點,這背后的原因如前文分析,推測當是金沙遺址時期的祭祀理念,隨著聚落形態的結構性變化,與三星堆遺址時期相比同步發生了的重要變化。

金沙遺址博物館

讓我們把觀察的重點再聚焦到兩處遺址出土的文物上來。

對于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來講,獨具特色、獨樹一幟的青銅器、金器、玉器和象牙(器)的出現,是為兩者“同”的一面,為我們大時空范圍研判其文化屬性提供了關鍵支撐,即兩處遺址所體現出的文化屬性和四川盆地周邊同時代考古學文化有明顯的區別,這種不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文化最重要的載體——族群的不同。

但認真分析上述幾類器物,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也是有比較明顯的不同之處的:

三星堆遺址青銅器的種類和數量明顯多于金沙遺址所出,簡要歸納,三星堆遺址青銅器有三類:三星堆青銅文明獨有的神像、人像、面具、神樹、神壇等,中原商文明的禮器(尊、罍),三星堆文明和商文明器物的組合體(頂尊跪坐人像)。金沙青銅文明中雖有立人像,但由于體量上的過于微縮和功能上“可能是一大型銅器上的配件”[12]而與三星堆立人像表現出形態和功用上的巨大落差。面具、神樹、神壇在金沙遺址沒有發現(哪怕是殘片),中原禮器的“支離破碎”、撲朔迷離以及組合式青銅器沒有發現,都表達出兩處青銅文明遺址最核心內涵的重要差異。

三星堆遺址新發現的六個祭祀坑里,金器的出土種類和數量,修正了原先認為的金器是金沙遺址有別于、優于三星堆遺址的看法,從而回歸到兩處遺址間在青銅器方面大體一樣的性質判斷,即三星堆遺址金器的種類和數量明顯多于金沙遺址所出,新出土的黃金箔片、鳳鳥、面罩(具)等,無疑豐富了我們對三星堆青銅文明內涵的認識。金沙遺址那件鳥、魚、箭和人面圖案組合的金王冠帶,盡管和三星堆遺址1號祭祀坑金杖上的圖案組合幾乎完全相同,證明了兩處遺址間的聯系,但同時還應該看到,由于兩者載體的不同(冠帶與權杖)而出現使用時的差異,是我們在研判兩者的文化結構時不得不仔細考慮的。

關于玉器。金沙遺址“出土先秦玉器一項就達到2000多件,其中大小玉石牙璋的數目,超過300件之多……據統計東亞迄今除金沙遺址外,發現出土的牙璋尚不足200件數。因此從數量上,金沙是東亞地區牙璋出土最豐富的遺址。從質量上看,金沙玉璋美輪美奐,精致刻劃和鏤空工藝,別樹一幟,奪人眼目。”[13]香港中文大學鄧聰先生對金沙遺址最具代表性玉璋的研究,指出了金沙遺址和三星堆遺址在這類重點器物上的區別。

金沙遺址出土文物

我們認為,三星堆遺址祭山圖案的玉璋,是商周時期玉璋的典型代表作,金沙遺址四節玉琮和十節玉琮的造型及制作工藝,更加精細于三星堆遺址的玉琮。以上兩種分別源自北方和東方的禮器,在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里表現出的功用結構上的不同,應是觀察兩處遺址差異的一個重要視角。另外,金沙遺址出土的“一些特殊的玉器,例如玉劍鞘、玉眼睛、玉人面等。這些特殊玉器在全國應是首次發現。”[14]這些因素的存在,也是我們在理解兩處遺址差異時不應忽視的地方。

然而當我們仔細觀察時,就不難發現,兩者對象牙埋藏的方式有明顯不同,三星堆遺址是把大量的象牙集中掩埋于形狀、面積、方向近似的祭祀坑里(主要是二號、三號、四號、七號和八號坑,它們均是同時一次性掩埋形成的),為堆積層次的最上一層,其下則依次分別是青銅器堆積層和其他小件器物堆積層(四號坑略有不同);在金沙遺址祭祀區散狀分布的祭祀遺存中,象牙和青銅器、玉石器等一樣,基本上都是按材質的不同而分別掩埋在有一定距離的遺存里,金沙遺址的祭祀遺存“既有平地堆置,亦有坡地堆置,還有挖坑堆置等情形”[15],幾乎沒有像三星堆遺址祭祀坑內那樣明顯的分層堆積的情況。三星堆遺址一號、二號祭祀坑象牙焚燒的遺存[16]與金沙遺址出土象牙的原狀情況也是十分明顯的區別。

三星堆博物館內的青銅大面具(張迪 攝)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這種祭祀遺存形態的明顯不同以及對祭祀用器處理方式的明顯不同,極有可能折射出兩者在不同時期祭祀活動的明顯差異,我們認為這種差異是文化結構上的差異,誠如金沙遺址考古報告編撰者所講的那樣,“金沙遺址祭祀區未見對先公先王崇拜,說明祭祀區可能是一處專門祭祀自然神祇的圣地,祭祀對象主要是太陽、山川、河流、土地等;這與羊子山土臺和三星堆祭祀坑為代表的祭祀方式和對象有著明顯的差異,這種差異性正是商周時期古蜀人祭祀傳統復雜而多元的反映。”[17]孫華先生關于金沙遺址祭祀區內象牙、野豬獠牙、鹿角、石器等的成片堆放,是否是作為當時高級作坊遺存的研究[18],為我們仔細厘清金沙遺址和三星堆遺址在祭祀行為及其遺存間的不同,貢獻了極有價值的啟迪。

從更微觀的視角,兩者間象牙器的差異也同樣是存在的。金沙遺址可以稱為象牙器的象牙餅形器“可能作為象牙器坯料”[19],且尚未發現有成型的象牙器。反觀三星堆遺址,僅從見諸報道的消息里,我們不難看出五號坑出土的近乎微雕技藝的、令人嘆為觀止的象牙器,無疑代表了蜀文化象牙制品工藝的最高水平。這種差異同樣是不應被忽視的。

以上種種關鍵性、結構性文化因素差異的出現,不太可能僅僅是同一考古學文化的發展階段的不同,我們初步推測更與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屬性有密切關聯。

再接下來,我們結合最大數量的陶器來分析一下兩者間的關系。

在所有考古學文化因素的不同中,最應引起重視和有標識意義的不同,就是陶器組合的不同。

對反映時間刻度最敏感的陶器研究,是甄別、界定不同考古學文化的關鍵元素,重點從陶器組合著手分析文化因素,進而研判文化屬性,是考古學文化研究的一種基本方法。當一處遺址有大量陶器的出現,無疑說明了陶器具有的社會屬性,其所包含的技術史、生產組織、社會經濟、社會分層、習俗、文化和族群、社群等以及環境、經濟類型因素,特別是陶器組合的風格,是辨識由不同族群形成的不同考古學文化的重要標準。[20]

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的陶器組合變化,宋治民先生有系統的分析結論:從小平底罐、高柄豆、高柄豆形器、圈足盤、盉組合到新的尖底盞、尖底杯、尖底罐、圜底罐、釜組合[21],我們不難看出,兩者間的陶器組合風格的差異是十分明顯的。

我們認為,就器物的變化和文化屬性來講,當器型、組合不易發生變化的青銅器、金器“遇到”器型、組合容易發生變化的陶器時,或者說當它們一并出現在某個考古單位時,考古學研究方法告訴我們應以陶器的變化來判定最需要首先確認的時間問題和隨之而來的文化屬性問題,猶如工具類石器出現在歷史時期早期遺址里時,遺址的時代和文化屬性的判定當然是以陶器為最主要標準,其他類器物的出現更應是“因地制宜”的存在:因地理環境的宜、因利于生產生活功用的宜、因文化傳統分層存在的宜。

具體到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的青銅時代遺存,文化傳統的分層研究可能會顯得格外重要。金沙遺址玉匠墓的發現與辨識,是社會分層[22]研究的有益探索,而我們可以進一步把這種社會分層提煉到其背后的文化傳統分層的層面,即社會分層會歷史性地形成與之對應的文化傳統分層,文化傳統分層的形成會更加結構性固化社會分層,而這種分層自然是以人為載體的。在金沙遺址的族群中,以陶器為主要代表的社會層和以青銅器、金器等為主要代表的社會層的差異顯而易見,玉匠墓作為第三種社會層存在的發現,豐富了金沙遺址青銅時代族群的構成,同時也反映出了蜀文化青銅時代社會結構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根據考古學文化屬性判定的基本研究方法,陶器組合變化與考古學文化屬性的關聯性,依然是最重要的文化因素指標。

不一定是結語的思考

從三星堆遺址到金沙遺址,我們依據城墻的有和無,祭祀遺存的種種差異,青銅器體量的大到小、器類的多到少,金器種類的多到少,金沙玉璋的獨樹一幟,兩者象牙器制作的技術落差,再加上陶器組合及風格的明顯變化等諸多方面來看,特別是最敏感的文化屬性指標——陶器組合及風格的顯著不同,認為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的青銅時代遺存還是應分別歸屬于兩個不同的考古學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

兩處遺址上述代表性遺存和器物的種種“不同”,是空間帶來的差異?還是時間造成的差異?同時,兩者之間也有似曾相識的“不變”,如何認識這種變與不變?這種幾乎同時存在的變與不變,對認識古蜀歷史的多面性有怎樣的作用?恐也是我們應認真思考的問題。

不同考古學文化之間的差別程度,與這些考古學文化所在地理環境、族群規模、內部結構的穩定性、對外交往等方面都有著密切的聯系,是所在特定時空條件下,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種結果中的一部分就以考古遺存的形式遺留了下來。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作為蜀文化兩個重要的發展階段,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的文化因素由于較明顯的近似度而體現出來的緊密發展的文化模式,也許它就是這個地區的文化特色。李伯謙先生指出,“其間可能出現過從三星堆到金沙·十二橋這樣的文化和政治中心的轉移,但其主要因素并未隨時代的變遷而產生大的變化”[23]。這種情況的出現,我們認為應和它們所在地理環境有很大的關系,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四川盆地及其北部、東部相鄰地區是青銅時代蜀文化的主要分布范圍,這個相對獨特的地理單元,為早期人類的活動和文明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舞臺。

作為長江上游流域適合人居的成都平原及其東部廣大的丘陵地區,陸續發現史前時期人類活動、聚居的遺址,到了距今4500年前后的龍山時代,以新津寶墩古城為代表的成都平原城址群的出現,文明的曙光已照進該地區,處在了“古國時代的第三個階段”[24],并由此開啟了該地區社會復雜化進程的歷史大門。到了青銅文明時期,以三星堆遺址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其前期與二里頭文化,其后期與商文化發生了密切的聯系交往[25],在基于從寶墩文化以來土著文化占主要地位的文化傳統上(早期可能通過岷江上游與更北方的考古學文化有交流。近年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川西南發現的早到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一條沿著川西高原、由北向南傳播的文化線路正越來越清晰,隨著族群的不斷遷移和對新環境的探索,從成都平原的西北、西南兩個維度向平原推進的線路也許是有的。當然,這一假說需要新的考古發現來驗證),結合時代發展和對外的深度交往,產生了獨特的三星堆青銅文明;隨后發展起來的以金沙遺址、十二橋遺址為代表的十二橋文化,是蜀文化文明中心的一次重要轉移,這種轉移不但有政治權力的轉移,而且有古代藝術品精華的轉移[26],還更是對環境的適應性的選擇,這種選擇從寶墩文化城址的選址和營造就開始了,是早期族群在人地關系中的主動性表現。由于三星堆城址處在因沖積而成的平原西北部,離山口過近,極易改道的洪水造成的威脅始終存在,毀于今鴨子河的三星堆北城墻和今馬牧河對西、南、東三面城墻的沖毀[27],城墻重要的防洪功能已嚴重受損,對三星堆人來講已是非常現實的生存威脅,因此,重新選址就成了必然。《蜀王本紀》和《華陽國志》關于蜀地早期洪水的記載,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水患對當時社會結構的顛覆性改變。

隨著這次中心的轉移,以成都平原為主、廣泛分布于四川盆地及長江三峽地區的十二橋文化面貌也發生了顯著改變,反映在平原的腹心地帶的廣大區域內,大體同時出現了羊子山土臺、十二橋大型宮殿性木結構建筑、金沙村祭祀遺存、黃忠村大房址和岷江小區大房址、青銅尊等遺存。因此,同時對照上文金沙遺址和三星堆遺址更多差異的存在,很難說金沙遺址的主體遺存和其他同時期的遺存不是一個新的考古學文化出現了。

至于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兩者在神權色彩方面的近似之處,與其后東周時期的晚期巴蜀文化更重世俗的文化面貌的顯著差異,當我們用長時段的視角來考察這種現象,也許可以提煉出一種推論,那就是寶墩文化和魚鳧村文化是以土著文化因素占主流,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已吸納更多的中原夏商和西周文明的因素,“此一時期,四川盆地的青銅文明在保持自身特色同時,與外界交往更加強烈而深刻”[28],到了東周時代,盆地內外的文化融合持續深入,尤其是秦并巴蜀之后,四川盆地在長江上游地區率先開啟了融入漢文化系統的進程,并對盆地周邊(主要是西邊、南邊諸山地)文化的“漢化”起到了帶動效應[29]。

由此,我們知道了,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是古蜀青銅文明的兩個連續的發展階段,以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為典型代表的考古學文化,形成了古蜀文明發展史的兩次高峰[30]。古蜀文明的發展在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間拐了個大大的彎,這個彎即是必須“把握歷史的變化處”。[31]

經過漫長歲月的沖刷,能保留下來的古代遺存當是當時極少的一部分,而經過考古發掘面世的又是這極少部分中的極少部分,學者正是通過對這些“碎片”的研究——那些大體量的考古遺跡(城墻、房址、墓葬等)也只能是較長時段歷史中的“碎片”——從個案、細節和微觀著手,來努力重建當時的社會景觀,從而發現歷史的走向,并試圖逐漸接近歷史的真實,這些“碎片”對我們拼圖歷史場景,解碼隱藏在歷史深處的信息就具有了特別的意義,“當我們了解越來越多的碎片,我們也就在日益接近對歷史的整體認識。”[32]因此,從這個學理邏輯來講,盡量分析出文化的看似碎片化的個性,突出這種個性在歷史長河中的特殊作用,對于反映歷史圖景的復雜性、多樣性,應是有幫助的。

如果說對出土重器或重要遺跡的考古學研究,是建構歷史“宏大敘事”的話(這固然是歷史的重要部分),那么對出土重器或重要遺跡以外其他考古材料的深入而微觀的研究,則應是對復原歷史“生動細節”的一種學術追求,因為這些“碎片”背后的故事也曾是最真實的歷史,這些“特寫”也許會讓我們看到歷史更有意思的一面,進而見微知著,使復雜的古蜀文明圖景更加平衡,也更加整體。我們認為,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豐富的考古材料足以支撐這種學術理想的逐步實現,任何對這種構想的探索和努力,都必將對相關問題的認識向前推進一步。[33]

李學勤先生曾指出:“三星堆遺址的發現,足與世界考古學史上特洛伊、尼尼微等著名發現相比。……特別是三星堆器物坑的發掘,以及成都金沙等等新的發現之后,古蜀文化的大門已經是洞開了。”[34]更是預見性地講出了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在古代文明研究中的關鍵作用,因此,對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開展持續深入的、以宏觀視野而局部及具體的研究就是十分重要的,這種個案研究不僅深化我們對古蜀文明的認識,而且有助于理解其他古代文明。

最后,茲引用北京大學趙輝先生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有關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研究則進一步揭示出,這個叢體內部的各地方社會也分別有自己的文明化演進方式和特點。近年來,將這些地方文明視為個案,分別就其演進過程、原因機制、方式道路等開展研究,正成為新的學術熱點。”[35]

后記:筆者在寫作本文時,隨著行文所至,時時想起曾經一起共事過的諸位同仁和一起經歷過的值得回憶的情景,深深欽佩他們的執著與堅守。從過去到現在,我在學術上關注和思考的重點,從未離開過成都、四川,是我認識的每一位同事的卓越努力,成就了四川文博工作在全國甚至更廣遠范圍的良好聲譽,我本人也在這種良好的工作環境中成長、收獲,謹以此文致敬盡職盡責守護著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的可敬的師友。文稿修訂提交之時,值三年新冠陰霾終散之際,感慨萬端。最后,要特別感謝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鄭漫麗副研究館員的支持和幫助!

2022年12月11日,上海寶山,桃浦右岸

(初刊于《回眸與瞻望:金沙遺址發現2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編著,成都地圖出版社2024年9月版第159-169頁)

注釋:

[1]李伯謙:《三星堆——新發現、新成果、新認識》,《從古國到王國:中國早期文明歷程散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66頁。

[2]宋治民:《蜀文化》,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52~255頁,第15頁。

[3]宋治民:《蜀文化》,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7頁,第6頁。

[4]孫華:《試論廣漢三星堆遺址的分期》,《四川盆地的青銅時代》,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66~67頁。

[5]江章華、王毅、張擎:《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論》,《考古學報》2002年第1期,第1~2頁。

[6]李明斌:《四川盆地先秦時期考古學文化的發展階段和模式研究綱要》,《西南要會》第一輯,巴蜀書社,2021年,第8~9頁。

[7]施勁松:《論三星堆—金沙文化》,《考古與文物》2020年第5期,第66頁,第69頁。

[8]李明斌:《再論溫江魚鳧村遺址第三期文化遺存的性質》,《華夏考古》2011年第1期,第77頁;雷雨:《淺析三星堆遺址“新二期”文化遺存——兼談“魚鳧村文化”》,《四川文物》2021年第1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唐飛先生也指出:“三星堆新二期”極大地豐富了三星堆遺址的文化內涵,更為重要的是解決了三星堆遺址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與青銅時代文化遺存陶器群的淵源和傳承關系,唐飛:《長江上游近年史前考古新發現——以四川為例》,南京大學考古名家講壇“長江文化考古”系列講座之三,2022年12月9日;李明斌:《再談魚鳧村文化:三星堆文化來源的考古學觀察》,待刊稿。筆者認為,此處的三星堆新二期應就是本文提到的魚鳧村文化。唐飛先生還講到,在成都平原南部的眉山東坡區新發現了寶墩文化時期面積約24萬平方米、有城墻(東、南、西三面保存較好)、陶片、石器和紅燒土塊、城墻內碳樣測年距今約4800年的登云古城。該古城沿岷江向北約50千米即為新津寶墩古城,它的新發現,為研究岷江中游成都平原段該時期的文化發展、聚落形態和社會格局演進無疑是十分重要的新資料,值得關注和重視。

[9]李明斌:《四川盆地先秦時期考古學文化的發展階段和模式研究綱要》,《西南要會》第一輯,巴蜀書社,2021年,第8頁。

[10]嚴文明:《龍山文化和龍山時代》,《文物》1981年第6期,第48頁。

[11]蒙默:《蒙文通學記:蒙文通生平和學術(增補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頁。

[12]李明斌:《從三星堆到金沙村——成都平原青銅文化研究札記》,《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第25頁。

[13]鄧聰:《〈金沙玉工Ⅰ〉后記》,《鄧聰考古論文選集Ⅰ(港澳考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2021年,第501頁。

[14]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編著:《三星堆與金沙:古蜀文明史上的兩次高峰》,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9頁。

[15]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編著:《金沙遺址祭祀區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27頁。

[16]陳顯丹:《三星堆祭祀坑發掘記》,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14頁,第56頁。

[17]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編著:《金沙遺址祭祀區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27頁。

[18]孫華:《從三星堆到金沙村——新發現與新認識》,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古蜀文明系列講座”,2022年11月28日。講座海報名稱為《從三星堆到金沙村——古蜀歷史的新認識》。

[1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編著:《金沙遺址祭祀區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33頁。

[20]趙輝:《當今考古學的陶器研究》,《江漢考古》2019 年第 1 期,第10~12頁。

[21]宋治民:《蜀文化》,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53頁,圖四七。

[22]周志清:《古蜀文化玉匠墓管窺》,《江漢考古》2021年第6期,第169頁。

[23]李伯謙:《三星堆——新發現、新成果、新認識》,《從古國到王國:中國早期文明歷程散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65頁。

[24]趙輝:《認識中國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江漢考古》2022年第5期,第4頁。

[25]孫華:《從三星堆到金沙村——新發現與新認識》,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古蜀文明系列講座”,2022年11月28日。講座海報名稱是《從三星堆到金沙村——古蜀歷史的新認識》。

[26]張光直:《中國古代藝術與政治——續論商周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中國青銅時代》(二集),三聯書店,1990年,第114頁。

[27]江章華、李明斌:《古國尋蹤——三星堆文明的起源和發展》,巴蜀書社,2002年,第153頁,第157頁。

[28]李明斌:《四川盆地先秦時期考古學文化的發展階段和模式研究綱要》,《西南要會》第一輯,巴蜀書社,2021年,第7頁。

[29]李明斌:《四川盆地先秦時期考古學文化的發展階段和模式研究綱要》,《西南要會》第一輯,巴蜀書社,2021年,第10頁。

[30]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編著:《三星堆與金沙:古蜀文明史上的兩次高峰》,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頁。

[31]蒙默:《蒙文通學記:蒙文通生平和學術(增補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頁。

[32]王笛:《顯微鏡下的成都》,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5頁。

[33]周志清:《古蜀文化玉匠墓管窺》,《江漢考古》2021年第6期,第162~171頁;田劍波:《略論三星堆與金沙遺址出土的綠松石制品》,《江漢考古》2022年第4期,第45~52頁;王方:《從石家河玉器看長江中游玉文化對古蜀青銅文明的影響》,《江漢考古》2022年第4期,第71~82頁。

[34]李學勤:《三星堆研究》總序,肖先進、張耀輝編著:《三星堆研究》(第一輯),天地出版社,2006年,第2頁,第3頁。

[35]趙輝:《認識中國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江漢考古》2022年第5期,第5頁。

來源:蜀川勝概

作者:李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