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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最近幾年，關于西方偽史論的爭論甚是激烈。

客觀評價，就跟夏商周斷代工程一樣，對于西方歷史中缺乏確鑿史料支撐的部分，提出質疑很正常。

這種學術界的爭論，校尉原本不敢置喙。畢竟，咱們也不是專業的考古人員。

但拋開專業的考古，從民族性格的角度、文化的角度，我們依然可以窺得一線天機。

作為西方文明源頭之一的希臘文化中，有一個狼來了的寓言故事。

這個故事，幾乎所有中國人都知道，無非就是一個放羊的孩子撒謊成性，老用狼來了欺騙大人，結果真到狼來了的時候，卻沒有一個人過來幫忙。

同樣的故事，東方也有，那就是周幽王的烽火戲諸侯。

雖然文化背景不同，故事場景也有極大的差異，但內在邏輯是一樣的，撒謊成性的人，他的話不值得信任。

同理，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文化，即便在信息高度發達、透明的今天，依然習慣于編造歷史、篡改歷史、否認歷史，甚至公然篡改、否認剛剛過去八十年的二戰歷史，我們又怎么能夠相信，他們嘴里的古代歷史，就一定會是真的呢？

壹：

2025年3月29日，美國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在硫磺島出席“美日戰死者悼念儀式”時，用“Warrior Ethos（武德，戰斗精神）”一詞盛贊當年守島的日軍，并稱自己“敬佩他們的勇氣和犧牲”。

新聞剛出來時，很多人都在嘲笑赫格塞思的無知，以為他是因為無知而產生的口誤。

但是很快，美國國防部就在社交媒體賬號上專門貼出演講要點，并配上了現場視頻截圖：“我們沒有忘記在硫磺島作戰的美國人和日本人的勇敢精神，這種精神將在歷史上、在這片神圣的土地上、以及在美日兩國的盟友關系中永垂不朽。他們的英勇永不褪色。”

口誤可以理解，文字版的東西，就只能是處心積慮的結果。

只能說，我們從自己的道德標準出發，習慣性地高估了美國人的道德標準。就如當年在安克雷奇，楊潔篪對美國人說，我們把你們想得太好了！

如果不知道二戰歷史，單看美軍的宣傳稿、單看赫格塞斯的演講，還以為在八十年前，美軍和日軍并非敵人，而是在聯手與敵人戰斗。

昔日美軍將國旗插到硫磺島，成為二戰期間美軍士兵英勇戰斗的標志，鼓舞了幾代美國人。今天赫格塞斯跑到硫磺島向日軍士兵默哀，并將英勇二字送給了日軍，卻不知又羞辱了誰。

至少，對于當年在硫磺島乃至整個二戰戰場與日軍、與德軍英勇戰斗的美軍士兵來說，他們已經變成了一個笑話。

這種來自歷史的反諷，不僅可笑，而且可悲。

八十年過去，二戰最兇殘的敵人，變成了美國政客嘴里武德高尚、永垂不朽的戰士，變成了美日同盟關系的代表；而真正與美國并肩戰斗的中國、蘇聯，卻變成了美國人嘴里的國際秩序破壞者，變成了美國的敵人。

對二戰歷史的顛覆，并非個別現象，而是整個西方國家的潮流。

尤其是在克里米亞事件和俄烏沖突爆發后，為了配合針對俄羅斯的輿論戰，整個西方集團，掀起了一場有組織、系統性的二戰歷史篡改大戲。

烏克蘭將二戰中積極配合納粹占領軍的班杰拉奉為民族英雄，并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組建了亞速營等現代納粹組織。

2020年1月，美國駐丹麥大使館和德國《明鏡》周刊分別發文，宣稱是美軍“解放”了奧斯維辛，“拯救”了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

2025年1月，波蘭舉行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80周年紀念，與英、法、德、加等國首腦一同獲邀出席的，不是繼承蘇聯政治遺產的俄羅斯領導人，而是曾經帶著納粹德國黨衛軍士兵雅羅斯拉夫·洪卡到加拿大議會演講的澤連斯基。

出現在加拿大議會的雅羅斯拉夫·洪卡

加入納粹軍隊的雅羅斯拉夫·洪卡

2025年4月，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相當于歐盟外長——卡拉斯，公開呼吁歐洲領導人抵制俄羅斯5月9日的衛國戰爭勝利日暨歐洲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日。也就是說，卡拉斯代表歐盟官方，開始正式否認蘇聯在二戰中的作用。

2025年5月，烏克蘭原總統新聞秘書尤利婭在批評俄羅斯二戰勝利閱兵時，聲稱中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無關。

雖然尤利婭的胡說八道，更多是因為無知。但無視中國在二戰期間付出的巨大犧牲，本身就是對二戰歷史的篡改，本身就意味著歐洲政客對二戰歷史的極度不尊重。

歸納一下，西方國家對二戰歷史的抹黑，主要三個源頭。

一是日本。

篡改二戰歷史，日本乃是始作俑者與慣犯。從二戰結束那天起，日本就開始有預謀地篡改歷史。

不過日本的重點是否認侵華史，尤其是否認七三一、南京大屠殺等罪大惡極的反人類罪行，很少涉及歐洲。但美國等西方國家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一直在故意忽視、縱容日本的小動作。

二是兩前國家，也即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和前華約國家。

早在蘇聯解體之前，因為對蘇聯不滿，兩前國家內部就有通過否認二戰歷史來否認蘇聯的輿論傾向，蘇聯解體之后，這種輿論開始大規模擴散。

日本篡改歷史的目的，是為了美化自己，兩前國家篡改歷史的目的，則是為了徹底搞臭蘇聯、俄羅斯。

因此，后者的重點，始終是否認蘇聯在二戰中的作用，甚至將蘇聯與納粹德國并列，認為蘇聯也是二戰的發起方。

三是美國與西歐國家，下面簡稱美歐。

美歐對二戰歷史的否認與涂抹，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冷戰時期，美歐開始有意識地淡化蘇聯在二戰中的作用；克里米亞事件和俄烏沖突發生后，美歐與兩前國家合流，對二戰歷史的篡改越來越囂張，開始直接抹殺蘇聯在二戰中的貢獻。

而赫格塞斯在硫磺島的最新表演，充分說明，在篡改二戰歷史、否定蘇聯與中國的歷史貢獻上，美歐、兩前國家、日本這三股勢力已經勾結到了一起。

作為中國人，我們通常很難理解，為什么對于近在咫尺、證據確鑿的二戰歷史，美歐等西方國家，包括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日本，就敢于當面撒謊，并且表現得如此理直氣壯、如此理所當然。

道理很簡單，文化背景不同。

校尉一直說，文化塑造民族、民族強化文化。

有什么樣的文化，就會有什么樣的人民；有什么樣的人民，就會有什么樣的文化。

西方政客敢于公開撒謊，是因為他們背后的選民群體、他們背后的民族文化，只在乎利益、不在乎道德，只要有利可圖，民眾愿意接受謊言；是因為在他們的歷史上，通過撒謊，已經獲得了無數利益。

中國人認為歷史是寶貴的經驗教訓、絕對不容篡改，為了汲取歷史教訓，我們把最屈辱的歷史寫得最多，最光榮的歷史反而一筆帶過。那些通過修改歷史文過飾非的人，不管他的地位多崇高，也總是會被中國人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西方人認為歷史只是道具，為了支撐他們的文明人形象、為了實現他們的政治目的，他們什么歷史都敢編、什么歷史都敢改。

在拿《圣經》當權威史書的文化土壤中，怎么可能誕生真實客觀的歷史？

貳：

中國古代的史官，最初本是國家祭祀、占卜等儀式的主持人和記錄者，同時還負責觀測天象，也即所謂的祝史。

因此，中國最初的史官，其實可以視為神權的代表，因為他們擁有對占卜和天象的解釋權，社會地位崇高。

比如司馬遷家族，祖上就是周朝的太史，中間丟掉了太史職務，變成掌管軍隊的司馬，因此以司馬為姓。

按照后人的看法，軍權才是核心權力，司馬的職務要比太史高得多。可在司馬遷家族心目中，太史才是最大的榮耀。

因為在周朝早期，太史是神權代言人，口含天憲、職權獨立、地位超然、身份尊崇，甚至可以轄制君權。司馬的權力再大，卻只是國君的下屬。

關于這點，看看印度的種姓制度、伊朗的神權政體就知道了，代表神權的婆羅門、最高宗教領袖，社會地位要高于代表行政權的剎帝利、總統。

不過隨著中華文明的進化，迷信程度逐步下降，尤其是實現徹底的宗教世俗化之后，祭祀、占卜的實際作用幾乎消失，占卜徹底退出歷史舞臺，祭祀則演變為純粹的儀式，不再具有指導實際政務、軍事活動的功能。

祝史的職責，也就重點轉移到了對國家重大事件的記載上，因而也就變成了太史。但史官尊崇的社會地位，卻依然延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禮記》記載：（君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漢書·藝文志》記載：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什么意思？

就是古代君王的一舉一動，都會被史官記載到史書之中，因此，君王的言行舉止必須高度謹慎，這樣才能為天下人起到遵守道德、法度的帶頭示范作用。

也就是說，史官雖然失去了神權代言人的職責，但依然可以通過對歷史的記錄來監督君主。與此同時，史官依然保持了觀測天象的職責，通過對天象的解釋，史官依然可以影響君主的行為。

啰嗦一句，史官觀測天象與記錄歷史的雙重職能，從曹魏時期才開始逐步分離，宋朝才分別設立對應的機構。

司馬遷就具有很高的天文歷法造詣，曾經倡導并參與修訂《太初歷》。因為當時的史官，必須掌握天文知識。

因為上述原因，對于如實紀錄歷史的職責，中國歷代史官，都有著非常崇高的榮譽感與使命感，甚至不惜用生命來維護。

關于史官的氣節，春秋時期有個著名的事例。

齊國權臣崔杼弒君之后，威脅齊太史伯遮掩事實，將齊莊公的死寫成病故，但太史伯不為所動。

崔杼殺了太史伯，他的弟弟太史仲、太史叔同樣不肯屈服，相繼被崔杼所殺，直到老四太史季，依然堅持秉筆直書，崔杼無奈只好放棄，因而留下了“夏五月乙亥，崔杼弒其君”的官方歷史紀錄。

雖然在后來的歷史中，由于皇權的侵奪，史官逐漸淪為皇權的附庸，但這種千年傳承下來的史家氣節，卻始終在發揮作用，使得中國的官方史書一直保持著非常高的置信度。

除了史家特有的氣節，中國能夠留下真實可信的官方史書，還有三大原因。

一是中國文化很早就擺脫了宗教的束縛。

校尉說過，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乃至世界上絕大多數文明最大的不同，就是早在信史時代之前，我們就完成了對宗教的世俗化改造，擺脫了宗教的控制。

正因擺脫了宗教的束縛，原本兼具祭司、史官職責的祝史，也就變成了只負責記錄歷史的太史。

這種職責轉變，對于保持歷史的真實性，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如果史官還兼職祭司，那么，在記載歷史的時候，就難免加入一些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東西——也即人為篡改、編造歷史以維持宗教的權威性，某些野心家，就會借用宗教的力量，逐步侵奪世俗政權，甚至將中國變成神權國度。

而一旦演變為神權國度，就只有《圣經》《古蘭經》這樣的宗教典籍能夠流傳下來，卻絕對不會誕生正規的史書，更不會形成經史子集這種基于歷史的學術經典。即便有，也會被神權統治者徹底銷毀。

中國之外無信史！

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只有中國成功擯除了宗教的影響。

而在中國以外的世界，不管是歐洲的白人，還是非洲的黑人，亦或是東南亞、美洲的土著民族，都沒有及時擺脫宗教的影響。

宗教的文化土壤中，只會孕育神話故事、極端宗教思想，卻不可能誕生客觀的歷史。

二是很早就形成了史官制度。

在中華文化已經擺脫宗教束縛的大環境中，失去宗教加持的史官，一方面不再對君權構成大的威脅，另一方面，又能維持貴族與君主之間的平衡。

正是這種權力的平衡性，確保了史官制度的形成與延續。

比如前面提到的例子，不管是齊國史官對崔杼弒君的記載，還是《禮記》《漢書》對史官職責的描述，都發生在君權相對受限的春秋戰國時期。

咱們常說的諸侯封建，其實就是貴族共和，君主的地位是要比諸侯高，但也高得有限。

箭射王肩、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燕噲讓國、債臺高筑這樣的故事頻繁發生，后人感嘆春秋弒君如割雞，本身就說明，春秋戰國時期的國君與貴族之間，并無涇渭分明的界限——相比貴族，君主的權威并非絕對、君主的地位也并不穩固。

而史官的獨立性，其實就是代表貴族階層對君主實行監督，客觀記錄歷史，就是對君主最有效的監督方式，因而也是史官的安身立命之本。

這種監督職責，完美融合了貴族的階層利益、史官的家族利益與中國古代士大夫的獨立精神、犧牲精神，最后升華為史家獨有的氣節。

導人向善，首先必須基于利益進行引導，后面才會逐漸升華為道德，這也是人類建立道德體系的基本規律。

子貢救人并拒絕領取報酬，卻被夫子責罵，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為子貢的行為違反了上面的規律。

三是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統的國家。

客觀評價，中國的統一，尤其是權力高度集中的皇權體制下的統一，對于記載歷史來說，也是有利有弊，不過總的說來，依然是利大于弊。

有利的一面，是從中央層面設立了官方修史機構，能夠動用國家的力量收集史料、招攬人才，保證中國官方史書能夠一以貫之地延續下來。

不利的一面，是皇權開始侵奪史官的權力，導致官方史書存在不客觀、不真實的部分。

不過這種不客觀、不真實，主要集中在皇帝的負面問題上，其余部分的歷史，還是真實可信的。

況且，中國史官都擅長春秋筆法，雖然為尊者諱，但卻依然能夠利用文字，巧妙地向后人呈現歷史的真相。

叁：

相比中國，西方的歷史紀錄則完全是另外一種模式。

中國有官方認定的二十四史，西方卻根本沒有權威的官方史書。

其中的原因，無非這么幾個。

一是歐洲長期分裂，并未形成大一統的國家，因而也就不會形成系統的歷史記錄。

二是長期處于教廷的神權統治之下，不僅壓制了民間的文化傳承，也壓制了民間的歷史研究。

因為客觀的歷史，必然與圣經之中各種神神道道的神話故事相沖突。

三是沒有史官的傳承。

前面說了，中國古代的史官，其實就是特殊的貴族，這既是一種文化傳承，也是一種家族傳承。司馬遷能夠寫成《史記》，正是得益于家族無數代的積累。

但在西方，知識長期被教廷與貴族壟斷。教廷雖然有歷史記錄，正如前面提到的，受宗教的影響，他們的記錄既不全面也不真實。至于貴族，由于戰亂的影響，歐洲國家變動頻繁，也不可能形成系統性的歷史記錄。

正因如此，目前歐洲比較正規的官方史書，最早的是公元9世紀開始編撰的《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但也只堅持到12世紀。

直到近現代，歐洲才開始大規模編撰史書，但由于史料匱乏，能夠找到的史料，也缺乏足夠的權威性，因此，所謂的歐洲歷史，尤其是關于希臘、羅馬等早期歐洲文明的歷史，都是后人根據零散史料和歷史遺跡進行的發揮，到底有多大的權威性，本身就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更重要的是，歐洲修史，正好與歐洲文明的強盛期重疊——正因通過大航海、全球殖民啟動了工業化進程，推動了文明發展，歐洲才有修史的能力與動機。

可以想象，當歐洲人帶著文化優越感、人種優越感編撰歐洲歷史的時候，必然會進行美化與粉飾。

相反，在中國，即便有人想美化歷史，也無法與正史對抗——歷代官方史書就是一座座威嚴的文化大山，你看得慣也罷、看不慣也罷，它都矗立在那，誰也無法撼動！

在中國，推翻王朝容易，篡改歷史卻很難、很難！

結語：

最后再歸納一下西方歷史容易引發質疑、甚至形成西方偽史論的幾個主要原因。

一是西方缺乏信史記錄。

中國的歷史，是一代一代的先人、一代一代的史官寫就的，既經過了當代無數親歷者的驗證，也經歷了漫長的歷史考驗。

西方的歷史，是后人根據零散的史料與考古遺跡編纂的，本身就缺乏足夠的權威。

二是西方文化深受宗教影響。

我們知道，西方文化深受基督教影響，而基督教最根本的教義，就是世間只有上帝一個真神，信奉基督教的上帝子民，天生要比異教徒高貴無數倍。

我們也知道，宗教與科學、宗教與客觀、宗教與唯物、宗教與理性、宗教與邏輯，從來都是天然的矛盾。

信奉宗教，就不可能保持客觀、理性的邏輯思維，就不可能堅持唯物史觀。

相反，為了維護宗教至高無上的神圣地位，他們必然會篡改歷史。

尊重歷史，才能回歸科學。

布魯諾為什么會被燒死？就是因為他接受了科學理念，對上帝的存在、基督的神性提出了質疑。

三是特殊的歷史背景。

前面說了，西方大規模修史，是在歐洲列強通過全球殖民興旺發達起來以后。

強盜富了，都必然會洗白自己的黑歷史，深受宗教影響、自詡上帝子民的西方列強，不管是為了更好地征服殖民地，還是維護自己的優越感，當然也會美化自己的歷史。

四是西方文化有撒謊的劣根性。

在德州農工大學演講時，蓬佩奧公開宣稱，我曾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局長，我們撒謊、我們欺騙、我們偷竊，我們還有一門課程專門來教這些，這才是美國不斷探索進取的榮耀。

當美國記者瑪麗亞·巴蒂羅莫污蔑中國對美國進行“網絡攻擊”和“知識產權偷竊”時，特朗普理直氣壯地反問：“你覺得我們沒對中國做這些事嗎？世道就是這樣，這是個骯臟的世界。”

對不想在歷史上遺臭萬年的中國人來說，撒謊是一種道德負擔，偽造歷史更是罪大惡極。

對信奉叢林法則的西方人來說，撒謊是理所當然的謀生手段，偽造歷史同樣如此。

作為非專業人士，校尉不知道，西方編纂的歷史中，到底有多少是假的。

但從人性的角度分析、從西方人的本性分析，校尉相信，假貨肯定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