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教授 作者/供圖

2025年正值《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印發十周年。十年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取得了可圈可點的成就。為了更好地回顧這十年的光輝歷程，總結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過程中積累的寶貴經驗，同時展望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未來的發展，本報特邀請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教授進行專訪。

為黨和政府決策

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中國社會科學報》：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15年1月印發《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以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取得了長足進步。您如何看待十年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取得的非凡成就？

鄭永年：我認為，這十年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建設成就至少體現在三個層面。

第一，《意見》印發十年來，中國智庫作為一個具有自我認同意識的研究系統真正建立起來了，并且規模在逐漸擴大。經過十年的發展，今天中國的智庫系統已經呈現出多層次、多樣化的特點——其中既有政府內部的智庫，也有半政府背景的智庫；社會各界也開始認識和重視智庫系統的建設，成立了眾多的民間智庫。不同性質和類型的智庫，有不一樣的聚焦方向和研究重點，起到了連接政府和社會的橋梁作用。

第二，智庫系統逐漸形成了“政策研究”的意識。這里所說的“政策研究”有別于大學里的“學院派”的公共政策分析。“學院派”的政策分析傾向于事后分析功能，而智庫系統的政策研究是基于實操性的公共政策研究，強調政策的預見性和可行性，是政策研究領域的“實戰派”。

第三，智庫系統的建立和發展對我國社會科學發展產生很大的推動作用。經驗地看，我們國家的社會科學知識有些來源于西方，有些大學“學院派”的社會科學研究還停留在西方的教科書里。智庫則更多地從實證研究的角度出發，關注中國實踐中的公共政策，探討其形成、演變和未來的發展方向，以及政府是如何決策、如何執行、如何監督和反饋等。

從上述三個角度來看，中國的智庫系統在過去十年確實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和堅實的進步。

智庫體現

國家“軟力量”的核心與靈魂

《中國社會科學報》：今天中國智庫的核心發力點，還是要回到“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這一核心使命上來。智力資源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寶貴的資源。在當前國內外形勢下，中國智庫更應側重于從哪些領域和方向發力？

鄭永年：一個國家的崛起，絕不僅僅是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等層面的崛起，更深層次的根源和力量是“思想的崛起”。思想既是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力量崛起的起源與反映，也是物質崛起的精神積淀和濃縮，并且通過思想，物質崛起向未來開拓和延伸。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智庫就是國家“軟力量”的核心與靈魂。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的智庫將如何發揮建設性作用，請談談您的看法。

鄭永年：只有真正構建基于中國實踐經驗的自主知識體系，實現“以我為主”，才能真正解釋中國的實踐、預測中國的未來。具體到智庫研究，我認為需要聚焦于三個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傳統專業類型的政策分析，包括風險分析和預判分析；其次是思想型的分析，政策分析沒有思想就等于沒有“靈魂”，思想型的分析對于我們實現“思想引領”非常重要；最后是實踐類的，因為這關系到如何讓思想和政策真正落地。這三個層面的工作關乎政策研究的方法論，方法論的改進就會體現在對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等各個領域政策的分析。其中，對政治領域的智庫尤其重要，因為這個領域的智庫關切的是執政基礎和治理方法及其有效性等問題，進而面向未來，探討體制機制如何改進，如何進行更好的治理。

聚焦于人工智能所不能

突破“從0到1”

《中國社會科學報》：人工智能技術的飛速發展對于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會帶來沖擊還是機遇？

鄭永年：就目前來看，人工智能的出現和大規模應用，基本上可以取代我們傳統智庫所做的不少工作，尤其是側重于量化和邏輯推演的部分。人工智能出現后，我們首先要厘清幾個問題：在人工智能時代，如何構建知識體系，人工智能在構建知識體系過程中能夠為我們做什么、不能為我們做什么，人類借助人工智能能夠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們如何聚焦于人工智能所不能做的事情？

我認為，與“AI for social science”（賦能社會科學研究的人工智能）相比，“AI for public policy”（賦能政策研究的人工智能）甚至更加重要。

現在的人工智能基本上仍是“先人工、后智能”，缺少原創性的東西。原創性的部分還是需要依靠人類自身，這也是智庫的責任。作為智庫，我們一定要深入社會經濟的第一線，觀察到新的現象，繼而將其概念化、理論化、體系化，并提出政策建議。這是人工智能無法做到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從無到有，原創性的東西往往也是最難的。

鄭永年：人工智能作為一種高效的工具，我們一定要主動擁抱、善加利用。“從1到10”甚至“從1到100”的非原創性部分可以由人工智能做得更多，而“從0到1”的原創性部分則應該由我們人類研究者來完成。

當然，在擁抱人工智能的同時，我們也要明確人類與人工智能的分工。比如，人工智能可以收集、處理、分析材料，但很難作判斷。政策分析本質上是一個判斷的問題，這種判斷目前而言是不能交給人工智能的。

建立獨立的評估考核系統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人工智能時代，如何著眼未來進行人才隊伍建設呢？

鄭永年：在智庫人才隊伍建設這一塊，我們同樣存在著短板。目前，我們主要的智庫人才仍來自高校，但高校側重于做理論研究，無法全方位應對公共政策的實踐性工作。所以，在建設智庫系統的同時，我們需要思考如何培養智庫人才。所以，智庫和政府、大學、企業之間的人才應該交流輪轉起來，如果人才不輪轉的話，智庫工作就像“在籠子里轉圈”。目前，中國智庫的人才流動性還不強，一些智庫人員缺乏接觸和了解實踐的機會。我認為，可以先在一些省份或地方嘗試建立一些智庫與大學、智庫與政府、智庫與企業之間的人才交流機制，采用諸如兼職、雙聘等機制進行人才交流。

《中國社會科學報》：人才交流機制消除了人才的后顧之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促進人才合理流動。

鄭永年：我們尚且缺少系統化的智庫人才培養系統。大學培養的是理論型公共政策人才，很多對公共政策的分析都是基于過去發生過的事情。而我們眼下急需的是實踐型的公共政策人才，更加關注當下和未來的政策。比如，在國際競爭加劇的大背景下，傳統的國際關系理論時常無法提供有效的分析，怎么辦？

過去十年，我們已經初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智庫系統。那么，“庫”建立起來了，“智”如何培養？如何規劃智庫人才的職業發展？如何吸引和留住人才？舉個例子，大學里有“終身教授”制度，而在智庫中終身制幾乎是不可能的。我認為，可以考慮為智庫人才設置相應的編制。但這個問題的解決也不容易。高校系統的人員可以一輩子從事教育，但智庫系統的研究人員，一旦缺失了新的思想，那么能夠做什么？這些人的未來又在哪里？

融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力爭多元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提出這些前瞻性的問題往往是盤根錯節的，從根本上說還有待于理順智庫發展建設機制。能否展望一下中國智庫發展的未來？

鄭永年：過去十年，中國的智庫體系建設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其中最主要的動力，我認為還是政府的高度重視。

《中國社會科學報》：這可以說是中國智庫發展的根本優勢所在。

鄭永年：目前，中國的智庫體系還沒有完全轉化成社會自覺的一部分。對我們國家而言，智庫建設“自下而上”的動力和機制在哪里？我認為，社會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智庫建設經費來源渠道應該多樣化，鼓勵智庫以市場化的方式運作。智庫可以向企業、政府和社會提供服務，這樣可以讓智庫與政府、社會同時產生聯系，能夠同時了解兩邊的情況。再比如，我們可能需要吸納社會資源的基金會來支持智庫的運作，需要比較靈活的政府采購服務制度作為智庫發展的重要支撐，尤其是作為知識服務的采購。實際上，這也有助于培養當前中國社會需要的“軟力量”。

適度的治理才能讓智庫發揮作用。現在，很多橫向課題、縱向課題的資金使用還是有些死板。當然，如果資金使用過于靈活，也可能會滋生腐敗現象。因此，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智庫治理機制”問題，這也需要整個智庫行業的系統性改革，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建設符合我們自身特點的智庫治理模式。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袁華杰 謝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