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策調整到市場反饋，銀行業旗下金融資產投資公司（AIC）的核心命題或從化解母行不良資產，轉向股權投資。

日前，招商銀行宣布預備發起的招銀金融資產投資公司（下稱“招銀投資”）已獲得監管籌建批復。

作為全資子公司的招銀投資牌照獲批后，招行正式成為興業銀行、中信銀行后，第三家持有AIC牌照的股份行。

更多股份行的入場，對應著2024年以來AIC定位的悄變。

2024年9月，金融監管總局將AIC股權投資試點范圍由上海擴大至18個城市；

今年3月，試點范圍由城市輻射至所在省份，監管更是明確支持銀行、險資設立AIC，并將AIC表內資金股權投資上限，由總資產4%提升至10%。

落地僅4個月時間，股份行中規模最大的招行、中信銀行與興業銀行均已攬獲AIC牌照。

另據信風統計，2025年以來5家國有大行AIC旗下私募基金管理人發行基金數量，已超越2018年以來的歷年水平。

種種變化印證著，AIC作為銀行業打開股權投資等混業通路的踏板，正逐漸登上更大的舞臺。

“零售之王”拓土

雖然牌照姍姍來遲，但巨量的注冊資金仍體現出招行對這枚AIC牌照的重視。

招銀投資將成為招行一級子公司，150億元的注冊資金不僅高于股份行同業設立的興業投資、中信投資，即便比之五大行AIC亦不遑多讓，僅次于“宇宙行”工行。

年初監管支持商業銀行設立AIC之時，招行行長王良就曾表態，擴容政策有利提升銀行在股權直投、投貸聯動業務上的綜合化服務能力。

《商業銀行法》要求下，銀行的股權直接投資有嚴格限制；

但實際展業過程中，銀行并非沒有開展股權投資的需求，畢竟成為股東后除了分紅與退出時的收益外，還可能將企業的供應鏈結算、員工代發等業務收入麾下，提高中收。

不具備AIC牌照的情況下，銀行想從事股權投資只能由理財子發行私募理財產品募資，間接投資未上市企業股權或基金；再或繞道境外，通過持牌子公司投資境內資產。

招行先前對于股權投資的嘗試，是通過香港子公司招銀國際的私募資管業務間接進行。

2024年，招銀國際的境外私募股權產品中共有4個投資項目成功上市并退出；境內亦有4個項目成功IPO。

王良坦言，招行層通過招銀國際在股權投資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

招行如今表示，AIC的設立有助于專業化開展市場化債轉股及股權投資試點，為企業提供全方位、多層次的融資支持，提升綜合化經營能力。

可見AIC雖同樣具有化債功能，但招行申請牌照之所圖，或更多在于補足股權投資能力，豐富投行業務，進而發揮母行信貸資源的協同效能。

未來，招銀投資的團隊主力或來自招銀國際；投資銀行部、戰略客戶部（私募股權團隊）、資產負債部（投資管理團隊）等多個總行部門也將直接參與。

招行內部對招引投資亦有較高熱情，團隊搭建或采取內部競聘形式。

從化險到投資

AIC的初始設定是純粹的大行債轉股工具，其設立初衷在于化解大行在次貸危機后積累的資產質量風險。

201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將去杠桿納入重點任務；一年后作為化債轉股實體的AIC誕生，用于承接母行不良債權、實現風險隔離。

盡管距離AIC機構進入金融市場已近十年，但2024年以前，業務始終限制在債轉股和以債轉股為目的的股權投資范圍內，僅可在上海進行非債轉股的純股權投資試點；

全行業AIC牌照數量也不過寥寥五張，對應著工、農、中、建、交五家國有大行。

對于彼時債務高企的國企，AIC的化險作用顯著。

例如某鋼鐵國企通過工銀投資的債轉股操作，負債率從80%降至60%，年節省利息支出高達數千萬。

長期以來，AIC業務范圍嚴格限制在債轉股及其配套措施中；

直至2020年，監管批準5家AIC在上海開展“不以債轉股為目的的科技企業股權投資”；

并強調AIC重點參與長三角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優化升級和協調發展相關的企業重組、股權投資、直接投資。

不過彼時AIC的股權投資仍有明顯試水特征：

一是試點地區局限在上海、機構僅為5家AIC；

二是明確表內資金進行股權投資的金額不得超過總資產4%，并通過窗口指導來提示AIC機構審查資金用途。

中國銀行研究院指出，AIC資金的7-8成由母行定向降準資金構成，亦可來自于發債、同業借款等表內融資。

但定向降準資金、債轉股發債融資所得均有明確使用范圍限制，不可用于純股權投資。

這意味著，AIC純股權投資的資金源，多為母行自有資金及經營積累。

這決定了債轉股是AIC該時期的絕對主力業務。

例如工銀投資2023年的91.98億元投資收益，主要源于債轉股分紅；截至年末，其純股權投資基金投資項目僅為5個，累計金額不足6億元。

更關鍵的轉折發生在2024年。

當年6月，國務院辦公廳提出擴大金融資產投資公司直接股權投資試點范圍，支持資管機構增加對創業投資的投入；

3個月后，金融監管總局表態“適當放寬金融資產投資公司股權投資金額和比例限制”，將試點城市范圍由上海擴大至北京、天津等18個大中型城市；

同時，表內投資占比上限由4%提升至10%，投資單只私募基金占比由二成提升至三成。

至此AIC的業務形態逐漸發展為核心債轉股、表內直投與表外業務三類；資本金占用較高的表內直投業務，又多以認購私募基金份額的方式出現。

2025年3月，監管進一步支持全國性銀行設立AIC，將試點范圍由城市輻射至所在省份，股份行由此正式入場。

這成為了各家AIC股權投資熱情直線提升的拐點。

據信風不完全統計，截至7月7日，五大行AIC旗下私募基金管理人共發行基金185只（含純股權投資與以債轉股為目的的股權投資）；

2025年的7個月時間里發行數量達34只，已超越2018年以來的歷年全年。

信風自一家國有大行AIC處了解到，如今AIC業務中的債轉股與純股權投資兼具，尤其政策落地后純股權投資持續發展、覆蓋面廣，其中有多以私募基金出現。

但資金用途、展業規模仍然受限，與之伴隨的資本消耗過高問題也依舊存在。

為了提升有限資金的效用，更多AIC開始尋找更多合作方提高允許杠桿。

例如在部分AIC股權投資中，已有不少地方產業引導基金、險資、產業資本加入；雙GP架構則在與地方國資的合作中尤為常見。

工銀投資就在今年3月與山東省新型工業化基金、山東國企改革基金等4家地方主體共同出資設立濟南工融國惠股權投資基金；

這筆10億元規模的基金設有工銀資本、山東國惠基金管理2大GP，投資重點明確指向山東省內高端制造、集成電路、新能源、新材料等產業。

未來暢想

從政策到市場，AIC的定位已不止于單純的化債；

市場需要更多資金流向“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的長期資本運作，商業銀行需要股權投資形成投貸聯動，進一步挖掘對公資源的價值。

對大行業而言，目前AIC仍只是眾多業務的一角，員工規模甚至比不上地方分行；

但不論是設立時100億元的實繳門檻，或是后期的業務資源對接，AIC確實高度依賴母行。

這決定了目前熱衷于設立AIC的玩家，仍是不折不扣的大行。

國有五大行之外，今年新獲批AIC牌照的招行、中信、興業銀行，規模與利潤均為2024年股份行中的前三名；

目前未有其余股份行對設立AIC表態，寧波銀行、蘇州銀行等城商行則公開聲明暫無設立AIC計劃。

從已有成績看，各AIC對于母行的利潤反哺并不明顯，2024年5家大行AIC的利潤總額為凈利183.54億元，僅構成母行利潤總額的1.4%；

AIC作用仍更多在于化險并撬動綜合效益，實現低成本存款沉淀、增加手續費營收空間。

從增速上看，中銀資產、工銀資產與農銀資產的利潤增速分別為35.74%、7.24%、3.98%，均大幅領先母行利潤增速；

5家AIC機構2018-2024年的利潤年復合增長率，更是高達57.93%。

距離AIC純股權投資由上海推廣至18個省市，僅過去不到一年時間；

在銀行凈息差收窄、財富管理疲軟的當下，股權投資業務進一步放開的AIC，仍有望實現更大利潤、反哺母行。

只是在商業銀行長期的債性思維影響下，從監管的頂層框架設計，到機構的組織架構、人員配備，都需要更多的突破和改變。

李云澤在2024年9月的發布會中，也表示未來監管應引導商業銀行優化考核機制，適當給予股權投資業務一定的風險容忍度，避免過度的風險厭惡行為。

從傳統的債轉股業務走向純股權投資，AIC機構眼下的挑戰還有很多。

一是高資本消耗問題。

2024年生效的《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中，對于將參與市場化債轉股持有的工商企業股權投資風險權重，已由400%降至250%；

但對于純股權投資所對應的其他股權投資風險權重，仍高達1250%。

這也導致AIC機構的股權投資拓展，可能直接影響母行的資本消耗，進而拉低ROE（凈資產收益率）。

二是IPO節奏放緩后的退出難問題。

目前我國股權投資的退出路徑仍高度依賴IPO，以至IPO節奏放緩的時點，AIC收益或面臨較大影響；

例如交銀投資2024年高達22.27%的利潤同比降幅，就由報告期內無投資項目上市導致。

這也要求AIC機構在加大股權投資業務的同時，積極拓展并購重組、股權轉讓等多元化退出路徑，保障資金回收與收益。

三是長期債性思維下的專業能力短板。

銀行主導的AIC機構，團隊亦多來自銀行體系，而科技行業早期投資風險大，正與銀行較低的不良容忍度存在天然矛盾；

偏向短期業績的考核機制，也可能使得投資團隊不愿介入初期企業。

或因此，政策對AIC股權投資雖有“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導向，但真實案例中的股權投資仍集中在企業發展中后期。

據此，AIC機構在人才建設層面，或仍需強化對投研能力要求、引入外部人才；同時也需建立長周期考核機制、落實盡職免責制度，并防范利益輸送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