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創建夏朝，歷史上被認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然而另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夏朝盡管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世襲制的王朝，卻并不是第一個王權性質的政治體制。

換句話說，在大禹建立夏朝之前，黃河流域已經有一個統一的王國，統治著各方諸侯，這就是堯帝的唐國（陶唐氏）和舜帝的虞國（有虞氏）。根據文獻記載，堯舜時期發生了一系列重大戰爭事件，例如“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流共工于幽陵，放驩兜于崇山，遷三苗于三危”等。這些歷史事件表明，堯舜時期的方國聯盟體制已經在軍事和地區影響力方面展現了強大的實力。

因此，隨著新興的夏后氏的崛起，想要取代由有虞氏主導的軍事同盟，成為新的天下之主，夏后氏必然面臨著一場權力交接的挑戰。正如荀子所說：“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是不然。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于天下，夫有誰與讓矣？”這句話指出，堯和舜并未“禪讓”，因為天子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誰能主動放棄這樣的權力呢？

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夏朝的建立時間大約在公元前2070年左右，而在此之前的近三百年里，山西南部臨汾地區已經存在著一個由堯舜領導的政權，這就是陶寺遺址所揭示的陶唐氏和有虞氏的王朝。陶寺古城的歷史可追溯至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跨度長達400年，其中約有100年的時間符合夏紀年的時間范圍。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堯和舜并不是單獨的歷史人物，而是陶唐氏和有虞氏每一代最高首領的統一稱號，這也有助于解釋堯舜超長壽命的現象。

從考古學的角度來看，陶寺古城可分為早期（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2100年）、中期（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和晚期（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900年）。在陶寺
早期，城市已經形成了一個約100萬平方米的文化區域，建設了封閉的宮殿區、完整的手工業作坊區以及象征帝王權柄的天文觀測臺，還出土了用于測定天下的圭尺。這個時期的陶寺，與堯帝陶唐氏的統治時期相契合。

進入陶寺中期，陶寺逐漸受到了來自晉西南和豫西三里橋文化（即有虞氏文化）的強勢影響，宮殿規模進一步擴大，形成了新的王族墓地群。隨著墓地的更替，中期墓地與早期墓地有明顯的不同，隨葬禮器也從木、陶器逐漸轉向玉器，這一變化代表了舜帝有虞氏的統治。

顯然，在陶寺的王族群體發生了變化，但從考古發掘的結果來看，文化的延續性依然存在。因此，這種權力交替對大多數平民并未帶來顯著的變化。陶寺的地位依舊沒有動搖，仍然是黃河流域的政治中心，繼續主宰著包括夏后氏在內的周邊部落和氏族，這與舜繼位后堯國的變遷相吻合。

然而，進入陶寺晚期（公元前2000年），統治階層發生了第二次王權交替，夏后氏開始在豫西一帶崛起，而陶寺則轉變為從屬于夏王朝的二級城邑。從曾經的王者都城到夏朝的附屬城市，這一變化實際上反映了舜帝與大禹的帝位交接。

儒家和墨家學者的文獻普遍認為，舜禪讓給禹是和平而自愿的，而法家文獻卻對這種交接持批評態度，認為禹逼迫舜，讓這個交接充滿了暴力的色彩。考古證據顯示，陶寺中期和早期之間王族的更替并未引發大規模的報復行為，但陶寺晚期所有王族的墓葬卻遭到了徹底破壞，墓主的尸骨和隨葬品被摧毀，甚至出現了堆積的灰坑和破碎的人骨。

此外，陶寺晚期的遺址還顯示出外來文化的強烈影響，特別是陶鬲這一典型的商文化器物。陶鬲的出現表明，陶寺晚期的破壞和文化變動可能與商文化的擴張有關。考古學家發現，陶寺晚期墓地的布局和殷墟西區的布局相似，進一步支持了這一推測。

在大禹繼位后，晉南和豫西地區都落入了夏朝的控制范圍，但商均依舊占據陶寺并與大禹對抗，直到大禹最終建立了新的都城陽城。陽城的遺址面積遠小于陶寺，這一變化反映了大禹在取得真正的天下主權之前，必須剿除商均及其支持的敵對勢力。考古資料進一步表明，陶寺晚期所經歷的暴力破壞，可能正是大禹及其盟友所為，旨在摧毀堯舜舊部，確保夏朝的統一與穩定。

考古研究發現，陶寺晚期的文化特征明顯與商周文化相似，這一變化很可能與商周族群在大禹治理下的聯盟有關。考古學家推測，參與摧毀陶寺的外族可能與商周文化相關，而這些文化群體可能是大禹最強有力的政治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