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德尼·斯塔克在《基督教的興起——一個社會學家對歷史的再思》一書中，通過人口增長模型對公元一世紀至四世紀中期基督徒的增長趨勢進行了模擬與計算。具體而言，他假設公元40年基督徒的數量為1000人，并設定每十年增長40%。根據這一假設，到公元300年，基督徒的總人口將達到6299832人。雖然這種簡化的人口模型無法精確反映真實歷史中的信仰傳播和人口增長過程，特別是忽略了諸如宗教迫害或瘟疫等突發事件的影響，但令人驚訝的是，這一模型不僅符合現代宗教傳播理論的增長數據，而且其中的一些大致節點也與歷史文獻中所記載的基督教人口數量基本吻合。例如，在公元二十幾年的中期，模型估算的基督徒人數大約為40000人，這一數據與威爾肯斯的研究結果相符。因此，可以推斷，在尼西亞會議召開之前，基督徒的數量至少已突破千萬大關，到了公元350年，基督徒的數量可能已超過三千萬。

當然，隨著信徒數量的不斷增加，增長率難免會出現下滑。正如“歸信曲線”所示，信徒增長在初期可能勢如破竹，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增長勢頭會逐漸減弱。然而，在君士坦丁青年時期，基督教恰逢迅速擴張的黃金時期，盡管遭遇戴克里先和加勒里烏斯的宗教壓迫，基督教的崛起依然表現出一股強勁的趨勢。君士坦丁最終的信仰選擇，以及尼西亞會議上對帝國意識形態的確定，顯然與基督徒數量的飛速增長及其與羅馬社會的日益融合密切相關。

此外，阿道夫·哈納克在其著作《基督教會在前三個世紀的使命與擴張》中，詳細呈現了公元325年之前，早期基督教會在各個地區的擴展情況及信徒數量的增長。特別是在耶路撒冷被毀之后，基督教會迅速擴展到整個羅馬帝國的范圍。約公元190年時，德爾圖良曾驚嘆道：“現在，幾乎每個城鎮都有基督徒。”在當時的羅馬帝國各行省，基督教的教會幾乎遍地開花，且各地教會間保持著緊密的聯系。盡管奧利金承認在某些地區基督徒的數量仍然較少，但他也指出，這些地區的信徒數量在不斷穩定增長，且他預言基督教最終將取代其他宗教，成為無可匹敵的主導力量。從二世紀末至三世紀初，基督徒的數量明顯上升，且在各地建立了家庭教堂和城鎮教堂。

雖然有一些地方的文獻無法確鑿證明，在尼西亞會議之前就存在相當數量的基督教社群，但尼西亞會議的參與者名單本身便提供了有力證據。參會的各省包括：埃及、底比斯、利比亞、塔波利斯、巴勒斯坦、阿拉伯、亞該亞、色雷斯、赫勒斯滂、亞細亞、卡里亞、利西亞、呂底亞、佛里吉亞、潘菲利亞、加拉提亞、皮西迪亞、本都、卡帕多西亞和亞美尼亞等地。哈納克進一步對腓尼基、安提阿、埃及、小亞細亞、潘諾尼亞、羅馬和高盧等地區的基督徒數量進行了詳細估算，并指出這些地方的信徒數量和增長趨勢表明，到了公元325年，基督教已經準備好接管整個帝國的公共宗教領域。

另一方面，東漢初期的儒家思想面臨的內部分裂與沖突，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讖緯神學與經學的思想矛盾，二是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之間的爭議。特別是第二章提到的讖緯思想與儒家意識形態的結合，以及這種結合與傳統儒家經學思想的沖突，成了這一時期儒學發展的主要障礙。

正如前文所述，讖緯思想自西漢末年便開始盛行，它是當時人們試圖將陰陽學說與儒家思想結合，以解釋世界和歷史的工具。到了東漢初年，光武帝宣布讖緯思想為官方信條，但這一思想與儒家經學體系始終存在著顯著的沖突與矛盾。光武帝越是支持讖緯思想，儒家經學派對其的反對也就愈加激烈。

然而，讖緯思想之所以能夠進入儒家意識形態的框架，并成為當時用以解釋世界和儒學經典的工具，背后也有一定的儒家內部支持者。東漢初期的班彪、賈逵、王梁等儒者，曾嘗試通過引入讖緯思想來鞏固儒家思想在東漢政權中的地位，以求通過天命和神化的儒家經典來獲得各階層的支持，并迅速安定動蕩的社會。班彪在《王命論》中強調劉氏政權繼承了唐堯的“火德”，并通過舉例高祖斬白蛇、赤帝之符等祥瑞現象，試圖證明漢朝的天命和統治正當性。

但與少數支持讖緯思想的儒士相比，更多儒者對讖緯思想持批判態度。例如，儒家大儒鄭興明確表示“不為讖”，并因在光武帝征求圖讖意見時提出反對意見而遭到斥責。即使得到了皇權的支持，許多反對讖緯學說的儒學大儒依然堅持自己的立場。此外，儒家思想經過西漢后期和兩漢之際的傳承和發展，已經成為具有強大社會影響力的思想體系，東漢建立時，政府力推正統經學，力圖維護儒家經典的權威。

在東漢時期，儒家思想經歷了嚴峻的內部爭議。光武帝修建太學，正式推崇經學，明確規定“依經守義”的儒士以規范社會行為和維護政治穩定。隨著社會的變動，這一文化沖突在桓譚被貶、光武封禪后依然沒有得到徹底解決。儒家思想體系的鞏固和完善，需要進一步調和經學與讖緯思想之間的關系與沖突，才能為東漢政權的穩定與發展提供更加堅實的思想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