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宛如阿修羅》

一、你聽見了嗎？

我在電話那頭，數到了第二十七聲。

他才接。

聲音很輕，像躲在屋子深處。“喂”了一句，接著說：“你可以問了，慢一點問。”

我們約好上午十點連線。他遲到了整整十分十二秒。若他不來，我能理解。

這不是一場容易的談話。我得請他把那些早已結痂、很可能已經風干的傷口，再翻開一次，講給一個陌生人聽。

從通話開始，到我們結束，一共189分鐘。大多數時間，我們都在沉默。

我為什么要寫他？

一開始是因為《我知道你不是瘋了》那篇稿子。講的是一個女孩被家人送進“戒網癮學校”，五天后被救出。我采訪她姐姐時，她說：“要不是秋正他們，我妹妹現在可能已經‘瘋’了。”

“秋正他們”，是一群人。—個沒有名字、由親歷者組成的地下救援網絡。他們試圖把另一些人，從“矯正”之中，帶回來。

我順著這條線找到了秋正。

后來我發現，他不是“那群人”里的某一個。他是那個故事的反面，或者說，另一個入口。

我們習慣把這類報道的主角當作“受害者”：他很慘，他得救了，他說出來了。但秋正不是。

他不是撞上了一次暴力，而是親身進入一個系統，被它剝奪過、壓碎過，又試圖從內部轉身，把別人拉出來。他沒有完全“康復”。他不是義工，也不是社工。

他說：“我只是不想看著他們社死得像我當年那么干凈利落。”

我見到他的方式，是聽見他的聲音。他沒有直接講自己的故事。他說：“你有沒有發現，這個社會從來沒準備好，去接受一個和它不一樣的人。”

我聽見這句話時，窗外陽光正好。蟬鳴透過窗縫響起來。我想，這篇文章，大概就是從這句話開始的。

二、看起來“沒問題”的人

秋正說，他小時候很聽話，屬于那種走到哪兒都被人夸的孩子。

成績名列前茅，初中拿過化學競賽銀牌，高中念的是市里最好的重點班。話不多，規矩利索，老師喜歡，同學也服氣。“那時候的我，很干凈。像一張完成得很整齊的作業紙。”他說。

他出身再普通不過的家庭。父親開貨車，母親做點小生意。家里沒有讀過多少書，但對孩子的未來有著格外純粹的期待。

“他是我們家的盼頭。”這句話，從秋正上小學起，父母就不止一次在親戚飯桌上講。語氣里，是一種不容辯駁的自豪。

秋正從不覺得那是壓力。他確實努力，也確實相信：只要照著父母的方式往前走，就能成為一個“有出息的人”。“他們要的，我其實都盡量在做。”

直到高二那年，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懷疑：他是不是再也做不到了。

那天，他找父母談話。他說最近有點情緒波動，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壓力太大，也可能是因為“好像喜歡上了一個男生”。

他說得并不激烈，只是像在描述一件不太確定的事。還補了一句：“我想去看看心理醫生，問問我是不是生病了。”

這句話剛落，空氣像是凝住了一下。

“他們誰都沒吭聲，先是沉了一分鐘。”

“我爸站起身，出去抽煙。我媽則開始收拾桌子，拿鍋鏟擦來擦去，反復擦。像在擦掉什么沒看見的臟東西。”

那一刻，他意識到：不是他們不知道發生了什么，是他們拒絕承認那正在發生。

三天后，家里請來了一位能“通神”的“師傅”。過了幾天，又換了一個“更有法力”的。他被帶去焚香、跪拜、蘸符咒、甩雞血。他當然不信。但不敢說“不”。

“我知道，一旦反抗，他們就會認定我是徹底不對勁的那個。”他說。

有一次，他半夜睡著了，迷迷糊糊覺得有人在床邊撒東西。睜開眼，看到“師傅”正往他枕頭撒黃紙灰，嘴里念念有詞。他沒有動，閉上眼，假裝繼續睡過去。

“我媽說，有人在我身上做了手腳，讓我變成這個樣子。”

“她沒說出口的那句是：你本來不該是這樣的。”

他說這些時語氣很平，像在講別人的事。最后，他頓了一下，又補了一句：“其實，我只是想被他們看一眼。”

那句話落下，像是一聲無聲的嘆氣，不是控訴，是確認。

后來他上了大學，讀有機化學，分數線剛好卡進那所學校。他以為一切都開始了。第一次租房、第一次選自己喜歡的課、第一次一個人買菜做飯。他像所有的年輕人那樣，對自己未來有過短暫的想象：當實驗室助理、做個好論文、申請研究生，把“出息”這兩個字活成自己的。

大一過得平靜。到了大二，父親打來電話，說：“回來一趟吧。”他沒答應。

幾天后又打來：“你要是能養活自己就別回來。”他開始做家教，寫題庫，晚上打零工。后來實在扛不住，向學校申請了休學。

他沒回家，借住在一個朋友那里。每天讀書、做飯，日子簡單。他說：“那段時間，我還挺像個普通大學生。”

他和室友一起做飯。有時候放音樂，有時候不放。鍋里飄著飯香，空氣靜下來，像一段別人生活的片段借來暫住。“有時候我都覺得，那才是真實的我。”他說。

2024年7月，外婆去世一周年。父親打電話：“回來掃個墓。”外婆是帶他長大的。他說：“我欠她一面。”

那天傍晚，家里燉了排骨湯。兩葷兩素，一碗湯，一碗米飯，和小時候的餐桌幾乎一模一樣。父親舉杯，說：“咱也該放下了。以后會越來越好。”

他喝了一口湯。沒多想。低頭時，他看見刀口菜切得極整齊，每一片都薄而一致。

兩分鐘后，有人敲門。

三、沒有誰喊疼

他是在那天晚上被帶走的。

三個男人穿著統一的深綠運動外套，自稱“老師”。先是客客氣氣地說“麻煩配合一下”，再三確認“你愿不愿意去改變自己”。沒等他開口，一左一右，扣住了他的手腕。

秋正說，那一刻他沒有掙扎。

他覺得自己像一塊安靜的物體，不需要解釋，也不值得反抗。廚房水聲嘩嘩，母親還在洗碗，沒有人抬頭看他一眼。

他張了張嘴，想喊出聲。他們拿膠帶封他的嘴。夜色很深，一輛面包車等在門口。他就這么被穿過夜路，八小時后，送進一座叫“青少年成長培訓學校”的地方。

那是一棟改造過的老教學樓。墻面刷成磚紅色，窗戶加了鐵柵。牌匾上寫著“專注力提升”“情緒管理工坊”“心理減壓課程”，每塊招牌都帶著一種被包裹過的溫柔暴力。

門口站著一個教官模樣的人，見他們進來，問：“新來的？”另一個人點頭，說：“叛逆型的，家里簽了長期協議。”沒有人問他愿不愿意。

第一晚，他換上了統一的校服：兩件短袖，一條深藍褲子。住在三樓盡頭的十人間，鐵架床，一條鋪了兩層的被單。九個學員，一個教官。

那晚很熱，風扇像喘不過氣一樣吱呀作響。有人夢話，有人咳嗽。沒有人哭。也沒有人喊疼。

“疼這個詞，在這兒沒什么用。”秋正說，“只要你開口，別人就知道你還沒習慣。”

生活被分割成嚴格的模塊：起床、出操、吃飯、寫字，像流水線。站隊列，聽口號，復讀一套套“問題少年轉化宣言”。

教官會問：“你為什么來這里？”

有人回答：“因為我不懂感恩。”

教官點頭：“很好，再說一遍。”

那人再說一遍：“因為我不懂感恩。”

秋正說，這一切最恐怖的地方是你開始習慣這些句子了。

“我一開始還會在心里反駁，覺得‘我沒錯’、‘這不是罪’。但久了，會不自覺地想，是不是我真的有點問題？”

每天晚上都要寫一頁“自我反省”。教官不滿意，就抄五遍。“我曾經寫過一遍‘我愿意改’，但我根本不信這句話。”后來他不寫了，教官讓他整晚站走廊。

“有一天，我寫了一封信，不是寫給誰的，只是寫。”

“我怕哪天我真的不在了，連自己發生過什么都沒人知道。”

那封信，他是躲著寫的。用上廁所的五分鐘，寫上幾行。

后來他說服了22名學員一起寫聯名信，記錄他們的遭遇。大致是學員總數的十分之一。

“有些人在里面待久了，習慣到絕望；也有一些，適應得很好，成了教官的助手。”

“敢寫下名字，要很大的勇氣。一旦被發現，會打得很慘。”

他把字寫得極小，一頁縮成一張紙，藏進鞋墊里。

他已經偷偷找好了“信使”，一個即將“畢業”的高中男生，在機構待了八個月，即將出去。秋正求他把信帶出去，交給外面任何一個能聯系到他朋友的人。

那天晚上下著雨。他用塑料袋包好信，綁在那人的背心帶下方。

走廊上有學員在集體朗誦：“感謝教官的引導，我終于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秋正低頭系鞋帶，手指在微微發抖。

他說：“那是我第一次覺得，也許，我還在活著。”

四、誰來接住他？

那封信被帶了出去。幾天后，送到秋正朋友的手里。

朋友們建了一個臨時聊天群，開始商量怎么辦。有人說“報警”，有人說“警察不會管”，也有人問：“要不要試試發到網上？”

信的內容不長，但有幾個確定的坐標：學校外觀、幾個教官的稱呼、同學的名字以及他們為什么被抓進來，還有一句近乎遺言的請求：“如果我死了，請不要當作什么都沒發生。”

那封信，像一截生銹的鐵錨，從密封的黑盒里砸向現實社會。

他們開始行動。打電話報警，被問：“你是他什么人？”答：“朋友。”那邊沉默，隨后：“這是家庭內部事務。他父母說他沒事。”

他們試著找社區、找婦聯，幾乎所有回應都一樣：“父母可以教育孩子，旁人不要插手。”

警察還出示了一段從秋正父母那里取到的視頻。視頻里，秋正身著校服，在“學校”里生活得很正常。顯然，這是校方發給其父母的證明。

有人說：“我們把信發出去，讓更多人知道他還活著。”

他們截取了信的部分內容，模糊敏感信息，做了一張圖文求助貼，發到社交平臺上。配圖是信的照片、幾張視頻截圖。

視頻里，秋正穿著校服，站在院子一角，背對鏡頭，一動不動。像一棵不愿再彎腰的草。

那條帖子的轉發量不算高，但傳到了剛剛好的人手里。

有網友認出那是一家湖南地區的“問題青少年成長中心”，早些年上過新聞，后更換牌照重新開張。再往下翻，能找到一些舊資料。這些片段合起來，足夠成為線索。

朋友們帶著這些證據，跨省報案。

那天是8月16日凌晨三點，一輛警車停在培訓基地門口。兩位警察下車，走進那棟磚紅色的教學樓。半小時后，秋正被帶出，送往當地派出所。

他還沒反應過來。只記得有人問：“這些信，是你寫的嗎？”他點了點頭。

警察隨即帶他去醫院體檢。他的體重下降近10公斤，有輕度內出血、心包積液，醫生還標注了PTSD前兆。

然后是和父母見面。他聽見父親說：“我們是為了他好。”聽見學校負責人說：“我們都是正常訓練。”

警察把他送出了那所學校，但沒人告訴他下一步去哪。他只是被“帶出”了，并沒有被“接住”。

他站在派出所門口，感覺有點冷。身上沒錢，也不知道去哪。幾個小時后，他的一位朋友從另一個城市趕來，帶他住進了醫院。醫生翻完檢查單，只說了一句：“怎么現在才來？”

父親后來去過一次醫院，對他說：“你這是活該。要是早聽話，哪有這些事。”

秋正說：“我從來沒覺得自己是個有價值的人。可他們這么說，反倒讓我確定了一件事：我不能消失在他們寫好的劇本里。”

出院那天，陽光很足。他站在醫院門口，閉了閉眼。

那一刻沒有解脫，也沒有什么“幸存者”的光環。只有一個模糊的念頭：“我還在這兒。”

三天后，他加入了那個沒有名字的志愿網絡。群里有一些像他一樣剛被救出來不久的人，也有一些有援助經驗的朋友。“我還不確定自己能不能救別人。”他說。“但我可以試著，回應他們發出的信號。”

五、不是每一封信都有人收到

“我們大概接到了100多個求助請求。真正成功的，只有5個。”秋正說這句話的時候，語氣平緩，像是在報數，沒有怒火，也不激動。

“成功的，都是運氣好。”他說。

最近一個被救出的，是一個初中女生。家人說她“逃學、沉迷手機”，便送去了廣東一處矯正營。其實她只是喜歡看動漫，不愛參加周末的數學沖刺班。

她的姐姐在國外讀心理學，是那女孩生活里唯一的“出口”。她連夜翻譯資料、整理材料，與社區、派出所、媒體溝通，幾乎是憑一己之力拉起一場小型的營救。

“救她的是她姐姐。”秋正說，“我們只是過程里一個回應，讓她沒那么孤單。”

他記得另一個沒救出來的男孩。17歲，中度抑郁，曾休學。在母親簽下一紙“封閉成長營”的合同后，被人帶走。

那天晚上，一個年輕朋友慌亂地打來電話：“他剛剛被抓走了。”語氣顫抖，像是親眼看見什么不可逆的事正在發生。

秋正和伙伴立即啟動了應對程序：報警、查機構、寫材料、聯系當地社區。但每一步都被一句話攔下：“你不是監護人。”

當晚，男孩打出一通電話。他只說了一句：“別找了，我媽說那是為我好。”然后，就徹底失聯。

“我不知道他現在在哪，活得怎么樣。”秋正不愿再提那男孩的名字。“我有時候夢見他從高空跳下，在我面前回頭，說了句‘謝謝’。”夢里沒有聲音，只有那句“謝謝”。

不是每一封信都能被收下。不是每一個出逃的人都有地方可逃。

有的孩子剛被帶出，又被送回。有的被轉送至另一家更“隱蔽”的機構。還有個自閉癥少年，獲釋三天后失聯，至今無下落。

他們的“問題”，有時不過是沉默、遲鈍、懷疑、有自己的喜好，不愿按表演式的節奏長大。他們被貼上標簽：厭學、逃學、網戀、早戀、夜不歸宿、沉迷游戲……也或者只是因為不結婚、畢業不找工作。

秋正和伙伴們統計，全國像這樣打著“成長營”旗號的機構，至少有1400多所。多集中在中部、南部的三四線城市，郊區，縣鎮，外立面刷著“心理健康”“品格教育”幾個字，規模動輒上百人。“我們自己核對不清。”秋正說，“現實比這個數字多。”

“最難的是，講清楚這件事，為什么不該發生。”很多家長的邏輯近乎一致：

“我們是出于愛。”

“總比他出事強。”

“你們能負責他的一輩子嗎？”

“我們是監護人，法律站在我們這邊。”

“是的，他們是監護人，”秋正頓了頓，“可誰來監護他們？”這句話他說得很輕，像往寂靜水面丟下一粒小石子。

他常常陷入一種道德疲憊，不是身體撐不住，而是一次次試圖證明：某個人值得被救，卻一次次發現，他在自己的生活里，是個不被需要的人。

“我有時會想，我是不是打斷了別人命運的自然軌跡。”他低聲說，“也許，他們原本就注定要沉下去。”這不是放棄，而是一種自我寬恕。

“可如果我不出手，怎么對得起當初被人拉起的自己？”他笑了笑，像在輕輕嘲諷自己的矛盾，“其實我也沒真的被救贖。我只是，被推回了人群。”

不是有人拽他出深水，而是那些“處理他”的人，突然放手了。他被扔回了社會，一個沒為他準備位置的社會。

“回到人群之后，總得做點什么。不然心里過不去。”

“你哪怕只拉住一個，也算給這個世界挪了點地方。”

六、仍站在風里

人的命運，不總是升起的。有時候，它只是在泥濘里掙扎著不再下沉。

秋正“獲救”后，與他一同被困的學員們被轉移。根據公開資料，那所機構四個月后，因經營范圍不符合、超標準超時段收取培訓費、存在寄宿和接受成年人進行培訓等行為，被吊銷民辦教育辦學許可證。

他爸媽的精力撲向了秋正弟弟身上。現在的他，正在準備返校的資料。他說，不確定自己還能不能讀得進去，但還是在填。

宿舍的書桌上，攤著幾本翻舊的教材，邊角折起。還有一份心理評估表，只填了一半。是醫生出院時建議的，用來記錄情緒波動的時間點。

“我沒有完全照著來，”他說，“但偶爾記一筆，還是有用的。”

他醒得很早。有時候凌晨四點多，天還沒亮。他不開燈，不刷手機，只是看著窗簾后那一小片灰色，慢慢泛白。

“像開機的過程吧。”他說，“我得等自己一點點重新變成人。”

他有時會收到一些私信：

“你能幫我找到我妹妹嗎？”

“我朋友失聯了，好像被送去一個地方。”

“我該不該報警？”

他說，他一條條會看，但不是每條都能回。

“我不是組織，也不是專業人士。我只是還在這里。”

“你讓我全都接住，我接不住；讓我全都不管，我也沒法安心。”

“我也想過，如果從此不再回應這些，會不會輕松一點。”

“可輕松，從來不是我活下來的理由。”

“那就挑一個能幫的，幫。”

去年冬天，他去派出所咨詢改名。窗口的人問：“你想改成什么？”他說了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名字。“就是個能從頭來的名字。”他說。

工作人員看了他一眼：“但你需要戶口本。”他點點頭，說了聲謝謝，然后轉身離開。那天飄著雪，風正好刮過路口。他把頭埋進圍巾，在風里站了一會。

“我也不是非要改名。”

“我只是想要一個，別人沒替我決定的名字。”

“有些人以為我們是在抗爭什么。”他說，“其實不是。我只是想過得像我自己。我不想再對著鏡子練習‘我錯了’。不想再被人決定我要去哪。”

“我沒有錯。”他說得很輕。

“我沒好起來。”他說。

“我也不是非為了什么才活著。”

“有時候風很大，我就蹲下來一點，等它過去。”

“活著，就是還沒被吹走。”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