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學術大家”,題作“西方不亮東方亮——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的講演”,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同志們,原來我講好的是,十個八個人在一起座談,隨便講點什么。結果,這個架勢一擺(指被安排在主席臺就座),非高高在上不行了。在車上我跟他們兩位(宋柏年、劉蓓蓓)說講什么東西,我說希望先聽聽大家的意見,他們說講一講文化什么的和跟你們學院有關系的一些事情。剛才楊院長也說了,不是什么正式的報告。我就根據在車上那個幾分鐘的靈感,來談一點我的感想。
大家知道,我并不是搞什么文化思想的,我的出身是搞西洋文學的,后來亂七八糟搞點語言、文化、佛教,科技什么的也涉及了,是雜家,樣樣通,樣樣松,不行。要說特點呢,我喜歡胡思亂想。最近也寫過幾篇文章,是胡思亂想的結果。這胡思亂想有個好處,為什么?因為真正的專家呀,他不敢隨便說話。他怕。我不是什么專家,所以我敢說話,就跟打乒乓球一樣,我沒有心理負擔。現在我就講一點兒我的看法,當然,把所有的想法都講出來也不可能,占大家太多時間。
第一個就講他們兩位在路上講到的文化熱,眼前我們中國研究文化的一些情況。這個問題不是現在才開始的,大概是幾年前吧,提出了“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這個口號,得到了全國人民、海外華人華裔甚至不是華人的外國人的贊同。這證明這個口號提得正確。什么原因呢?就是我們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這絕對不是什么狹隘的民族主義。因為我們都認為,外國的一些有識之士,也認為我們的優秀文化中間有些東西,不但對中國有利,對世界也有利,所以我們要弘揚。因此,我自己感覺,這口號提出來以后,這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完全可以結合起來。有人把國際主義跟愛國主義對立,我感覺到,真正的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真正的國際主義就是愛國主義。我們這個口號就具體體現了這個關系。
據說現在全世界給文化下的定義有五百多個,這說明,沒法下定義。我們認為人文科學跟自然科學不一樣,有的是最好不下定義,自然科學像“直線是兩點間最短的線”,非常簡單,非常明了,誰也反對不了。而我認為社會科學不是這樣的,所以文化的定義我想最好還是不下。當然,現在好多人寫文章,還在非常努力地下定義,這個不過是在五百個定義外再添一個定義,五百零一、五百零二,一點兒問題不解決,所以我個人理解的文化就是非常廣義的,就是精神方面、物質方面對人民有好處的,就叫作文化。文化一大部分呢,就保留在古代的典籍里邊,五經四書呀,二十四史呀。中國的典籍呀,按照數量來講,世界第一,這是毫無問題的;按質量來講,我看也可以說是世界第一。大部分保留在典籍里,當然也有一部分不是保留在典籍里邊,比如說長城,長城文化。長城是具體的東西。現在的文化,吃的鹽巴也是文化,什么都是文化。這個正確不正確,我也不敢說,我說這是不是太過分了,什么都是文化,雖然這個沒什么壞處,說明大家對文化重視。不用說別的,就是從我們古代文獻里邊,好多話,到今天非常值得我們深思。大家也知道,宋代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從前年輕的時候我也很懷疑,我說一個人怎么能夠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呢?我到了望九之年了,我現在感覺到其實用不著半部《論語》,有幾句話就能治天下。例如像大家舉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句話,這個想法能辦到,我看不僅中國大治,世界也大治,世界和平就有了保證。這一句話就夠了。又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你到了共產主義也無非是這個境界吧。
今天中午我看《大公報》,現在的日本大使,他就講,“近者悅,遠者來”。我后來聽說我們國家一個領導人到印度去訪問,人家總理就講這個教育重要,說教育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引的我們中國的。后來這位領導人到了巴基斯坦,他們的總理(女總理)引用的也是中國的話。我不是說古籍里說的話全對,這個不可能的,有精華也有糟粕,這是必然的。可是精華畢竟多于糟粕。像這種話,我不是說別的國家就沒有,不能那么說,我也不說我們中華民族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文化是我們創造的”,這是希特勒的論調。文化不是哪一個民族創造的,是大家共同創造的。我們古代典籍里邊,就是片言只字,你只要認真體會,就能對今天有幫助。這種話多極了。《論語》我們都念過,當時念《論語》莫名其妙,新中國成立后有一段時期也批判《論語》,真是莫名其妙。現在你想一想呢,這里邊有些話確實是那么回事,對我們今天有用。所以林語堂寫了一本書叫《中國的智慧》(The Chinese Wisdom),他就是講這個,選中國古代典籍里邊非常精粹的,叫作中國的智慧。再回到我剛才說的,是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我說不但對中國有用,對世界也有用。大家都能做到的話,這世界會變好的。當然這種想法就是“烏托邦”,不可能的。不過無論如何,這種智慧代表我們老祖宗對社會的看法,對人生的看法,是非常正確的。
有一次開會,碰到那個蕭克將軍。大家也知道蕭克,他是炎黃文化研究會的執行副會長,他講中國文化中有精華,當然也有糟粕,他說孔子講“唯女子與小人之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他說這就是看不起婦女吧,他這句話是對的。當時在孔子那個時代,婦女恐怕是地位很低的。不過,我也跟他講,這句話里邊還有一半是對的。說小人那半對的,說婦女是錯了,不應該那么講,后來他也同意。這樣我也感覺到,我們弘揚文化,我剛才說,得到全世界,不但是華裔華僑,而且是外國人的贊揚,我是說有識之士,不是一般人,一般的西方人還沒到這個水平。
再說我們中國,跟這個有聯系的是講國學。國學嘛,好像是北大帶了個頭,《人民日報》大家也看了吧,去年有一篇文章,講國學在燕園悄悄地興起。實際上國學有一大部分就是講我們的優秀文化,我們搞國學的目的也不是什么復古主義,跟那個不沾邊兒。可現在呢,大家注意到沒有?就是在這方面,要用“文化大革命”的詞兒啊,叫作什么呢,叫作階級斗爭新動向。現在就是有人這么講,說搞國學就是對抗馬克思主義。這話我最初聽說時,大吃一驚,我說國學怎么能對抗馬克思主義呢,可是確實有人這么說了,而且有文章,大家要是愿意看的話呢,去年,哪一月忘記了,《哲學研究》上有一篇文章就是這觀點。也有人寫文章配以漫畫來諷刺國學研究。所以,問題就是我們認為正確的,人家不一定認為正確。咱們人文科學就這么復雜。這個問題請同志們注意,這種文章以后還會有,這種講話以后也會有。我的看法呢,說搞國學就是對抗馬克思主義,這根本不沾邊兒,應該說是發揚發展馬克思主義,這就對頭了。不沾邊兒,怎么對抗呢,好像是我們一提倡國學就是復古主義。
現在整個的社會,不但中國,而且是全世界,都是西方文化占壟斷地位。這是事實,眼前哪里不是西方文化?電燈電話,樓上樓下,就說我們這穿的,從頭頂到鞋,全是西方化了。這個西化不是壞事情,問題是怎么對待這個現象。現在,我們學界,你講那個西化大家沒人反對,不管你怎么西化,沒人反對;你講“東化”,就有人大為惱火。這“東化”報紙上沒有這個詞兒,是我發明的。不用說別的,我記得是1827年,還是清朝,歌德,德國那個大文學家,當時應該說歌德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人物,他在1827年1月30日,跟愛克曼談話,講一個什么問題呢,就講中國的《好逑傳》。《好逑傳》這本書,中國最多能夠擺在《今古奇觀》里邊,跟那個同等水平。歌德呢,看了那個翻譯,是法文翻譯是拉丁文呢,我忘記了,就大為贊美,說中國這個文化了不起。《好逑傳》,從這個名字你就能知道,是講才子佳人的。他講什么呢,歌德講,你看在這個屋子里面,這個公子跟小姐在那里談情說愛,可是坐懷不亂,倫理道德水平高。另外天井里面,那個魚缸里面的金魚,在那里悠然自得,在那里玩,說中國這個天人完全和諧,一點兒沒矛盾。雖然是講才子佳人,這種書咱們有一大批,歌德當然不知道,當時歐洲也不可能知道,一大批,可以說是已經公式化了。可他認為了不起,他批評當時法國一個最著名的詩人,就說是寫倫理道德啊,就寫這個男女關系,若跟中國一比啊,簡直是天上地下,中國好得不得了。1827年,不是很早的,不是漢唐,漢唐那時候確實東化,當時在漢唐,世界的文化中心、經濟中心是中國。到了法國,大家知道的伏爾泰,對中國也是推崇備至。萊布尼茨也是對中國的《易經》推崇備至。歌德比他們還晚,到了1827年,還這樣贊美中國。據我的看法,到了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用現在的話講就是紙老虎被戳破了,于是乎中國的威望、中國的文化,在歐洲人眼中一落千丈。鴉片戰爭是轉折點,在1840年。當然在1840年前,中國已經有一批人,感到閉關鎖國是不正確的,比如魏源。大家知道魏源的《海國圖志》,《海國圖志》這本書,寫作是在鴉片戰爭以前,鴉片戰爭以后才出齊,最后有一百卷,一大堆。這本書應該說當時是了不起的。可這本書產生的作用,在中國遠遠不如日本。一向有人講,日本在1868年明治維新,受這個影響,其中主要之一就是《海國圖志》,但是《海國圖志》在中國并沒有產生這么大影響,一直到19世紀末年洋務派,好像也沒有給它了不起的地位。就說這個東方文化、西方文化,眼前,我剛才說了,是西方文化主宰世界。這個我們否定不了。我剛才說,也是件好事。這是西方產業革命以后,也不過幾百年里發展起來的,一方面我們人民得到了好處,當然一方面也得到了災難,這同時啊,這好處與災難,老子講辯證法講得非常好,“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禍福是辯證的。世界往往是這樣的,好東西中往往有壞東西,就說西化,我剛才說,我們現在人為什么能夠人為地使年齡越來越老,我看跟西方的物質文明、西方的科學技術是分不開的。不能不承認這一點。但是,它有它的缺點。
遠的不講,同志們你們有沒有注意《參考消息》,就是《參考消息》,不是什么很難得的報紙,你們注意一下就知道,現在科學技術的發展,導致了對自然的破壞,生態平衡的破壞,世界要變暖,種種種種,這些東西啊,都跟西方的科學技術有關系。所以我就說,好東西跟壞東西有時候很難分。那么我們現在在這個科學技術方面,起步比較晚,也有我們的好處,就是過去的人走過的錯路,我們可以不走。可對這個認識,大家很不一致,就是東化西化的問題,我看到了21世紀,我們應該提倡東化。現在在這方面有幾種看法。一種看法呢就是,我寫過幾篇文章,也在幾個地方講過,我說21世紀是東方文化的世紀。我到現在還這么講。說這話,因為我自己是東方人,有點王婆賣瓜自賣自夸,可是這個意見西方人也有,比如湯因比,英國的湯因比,他那本書譯過來叫《歷史研究》,很大的本子,三本,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看。他就主張這樣,他就主張世界的文化,他不叫文化,他叫文明,civilization,不是culture,這兩個字的差別先不講,又有相同之處,又有不同之處。文化跟文明,湯因比用的是civilization。他把人類的文明,過去的,所有的,五千年以內的,分為二十三個或二十六個,他認為任何文明都不能萬歲千秋,它有成長過程。有人講,他是進化論的看法,你不管它是什么論,反正這是歷史事實證明了的,一種文化,不能永遠萬世長存,任何文化,它總是要變的。我們講辯證法,辯證法的核心,就是一切都要變,這誰也否定不了的。文化、文明也是這樣的。歐洲有些國家得到好多殖民地,自己以為了不起,1914年打了一次世界大戰,結果自己打自己,都是白種人打白種人,基本上是。所以1918年以后,歐洲有識之士,他們覺得有點問題,他們說,我們的文化這么了不起,我們是天之驕子,為什么我們自己打自己?一死幾千萬。所以當時,就在一戰以后,就出了一本書,德國人斯賓格勒寫的,叫《西方的沒落》,就是西方文化的淪亡,它就講這個道理。可到了20年代后期,來了一個反動,首先是墨索里尼,其次是希特勒,把這本書,在圖書館里邊都拿去燒掉。我們現在有翻譯。然后是30年代,法西斯在歐洲橫行霸道的時候。到了1939年,又來了個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一次比上一次多了兩年,死的人多了幾千萬。所以在這以后,西方人腦袋里面又有問題了,說我們怎么又打,二戰基本上也是自己打自己,東方也沾點兒邊。所以在這個時候又出了許多書,湯因比的思想可以代表這個時期的。
這世界無非是這樣的,東方不亮西方亮。那西方不行的話呢,就看東方。所以要向東方學習。這個話呢,我感覺到,作為一個學術來討論也可以,沒有什么關系,就是不要扣帽子。可現在我們學術界,就這么個現象,別的界我先不說,就說語言學界。你講西化,他是百依百順,你講東化,他認為你大逆不道。我覺得很奇怪,為什么不能東化呢?為什么?這道理講不通啊。他說什么呢,他說現在中國的語言理論,誰也沒建立起來,沒有。像歐洲的大家,近代的喬姆斯基什么的這一批,都有,這證明我們不行。文學界講文藝理論,還沒有一個這么具體的例子,不過問題差不多。就是現在歐洲文學界,他們有理論,一天變一遍,一天變一遍,蟪蛄不知春秋。可是我們中國就在后邊跟,老趕,老也趕不上,我們這里提倡的,人家那里已經下臺了,人家那里上臺的時候我們不知道。等到我們知道時,人家那里下臺了。有人大概就這么講,我們中國為什么就不能創立新的文藝理論?這正好有個道理,你講文藝理論基礎,講文藝理論在中國是歷史最長,經典最豐富。古希臘當然很了不起,不過,古希臘的文化后來中斷了,我們中國的沒有中斷。按道理講去,我們本來有這個能力,在舊的基礎上來創造新的文藝理論,本來應該有的。像《文心雕龍》那種書,現在你讀起來,還是感覺到里邊內容非常的豐富,意見非常的深刻。后來是詩話,中國研究文藝理論很有意思,整個一本書講文藝理論的比較少,像《文心雕龍》那樣的書比較少,主要觀點在詩話里邊。幾乎每個詩人都有詩話。昨天晚上我看了一本書,就講,韓國也通行詩話,日本也是。詩話差不多是講故事,在故事里邊提出文藝見解,形式上非常有意思。
這樣我就感覺到,現在,21世紀快開始了,20世紀末,我們現在考慮問題,應該更遠一點,不能局限于眼前。另外呢,就是要客觀一點,還有一個就是不要給人隨便扣帽子,什么反馬克思主義啦,民族復古主義啦,這個帽子最好不要用。有一位,是一位老教授,寫文章給別人扣帽子,我就跟他開了個小玩笑,我說我不主張給人家扣帽子,我說如果要給你扣的話呢,現在就有一頂,就擺在這兒,民族虛無主義。其實我給他扣的帽子,就是民族虛無主義,我說話,拐了點彎,就說他實在叫人看不下去,你只要講中國行,他就反對,講中國不行,他就高興。這種心理真是莫名其妙。
在車上談到一個問題,就是你們院里的工作,我想跟我講的有關系。有什么關系呢?就是,你們是外國語大學,是這外國語大學里邊的中文學院,那么你們的任務呢,一方面,教中國學生漢文,另外一方面呢,教外國學生漢文。這表面上看起來沒有什么深文奧義,實際上講起來還是很有意思的。這話怎么講呢?現在我感覺到我們中國,我剛才說的,就是崇洋媚外比較嚴重,社會上,商標,你要講一個古典的,沒人買,你換一個什么艾利斯怪利斯什么什么有點洋味的,立刻就有人買。這個毫無辦法,這是社會風氣。可是問題就是這樣,我考慮這樣一個問題,我們中國,孫子講“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就是什么事情,一要了解自己,一個要了解對方。打仗也是這樣的,念書也是這樣的。那么在這個問題上,拿中國的學者來說(在座的都在內),就我們中國的老中青的學者說,對西方的了解,比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究竟誰高誰低很清楚,我們對他們的了解,應該說是相當地深,相當地廣;反過來,西方對我們的了解,除了幾個漢學家以外,簡直是幼兒園的水平。聽說現在到法國,還有人不知道魯迅,就說明他們對我們毫無了解。在思想上就覺得你們沒有什么東西,現在是我們的天下,我覺得這里邊就有危機。要真正知道自己有自知之明,恐怕也要了解別人,這也屬于自知之明的范疇之內的。他們一不想了解,二不了解。結果我們這方面呢,我們對西方應該說是了解得非常深非常透。看不出來,只看到背面,消極面,社會上的崇洋媚外,有時候講看起來頭疼,這是消極面。好的一面,我們對我們的對立面——我不說敵人——的了解,比他們對我們的了解,不知道要勝過多少,將來有朝一日,我們這個優勢會產生很大的效果。同志們你們考慮考慮,是不是這個問題?所以,我就感覺到像我們做這樣的工作,特別像你們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恐怕有雙重任務。除了你們以外,我認為搞人文科學的都一樣,其實自然科學也一樣,一個是拿來,魯迅的“拿來主義”,一個是送出去。拿來,完全正確的,現在我們確實拿來了,拿來的也不少,好的壞的都拿來了,你像艾滋病也拿來了。送去,我覺得我們做得很不夠,很不夠,比如外國人不了解中國,這主要原因當然是在外國人本人,在他自己,他瞧不起我們;另外呢,我們工作也得負責任,就是我們對外宣傳,對外弘揚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工作做得不到家。
有一件事情,我始終認為很值得思考的,就是諾貝爾獎金。諾貝爾獎金,大家都認為是了不起的,以為得諾貝爾獎金就可以入文學史了。過去我也這么想過。可是到今天,為什么我們一個諾貝爾獎也沒有得呢?大江健三郎,這個人我認識,50年代,他大學還沒畢業時隨代表團來北大訪問過。代表團也見了我。在座的有研究日本文學的嗎?大江健三郎那時候來的,我不是說他不應該得,我看瑞典科學院,對大江健三郎的評價還是很高的,就說這個人應該得諾貝爾獎金,我不是說他不應該。這是第一。第二個問題就是,過去得諾貝爾獎金的,從1900年還是1901年開始,到現在將近快一百年了吧。得諾貝爾獎金的確實有大家,這是不能否定的,將來能夠傳世的大家,當然確實也有不但不是大家,二流也不夠,就是那個賽珍珠,我很有意見,《黃土地》那書我也看過,我是從藝術方面說的,那個書沒有什么藝術性,它能得諾貝爾獎金,中國的得不了。后來我聽說馬悅然是瑞典科學院管這個的,說話算數的,他跟別人講,他說中國之所以沒有得諾貝爾獎金,就因為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不好。這是胡說八道的事情,你并沒有規定你這種文學作品要翻譯成哪種語言哪,那么世界上得諾貝爾獎金的,除了英文,意德法的,都翻譯得好嗎?我就感覺到諾貝爾獎金,這個大家也承認,政治性是很強的,對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對當年的蘇聯,都是歧視的。前幾天有一次會上我也講,我們中國有些出版社,或者我們中國的學術界,用不著大聲疾呼來宣傳諾貝爾獎金。好多出版社利用諾貝爾獎金來做生意,宣傳諾貝爾獎金的作品集,又是每個人的介紹,我看大可不必,而且這個東西,從這里看起來它很不公正。這是順便講的,因為大家也是搞這個的。下一個問題是送出去,拿來我們會,但送去怎么送?有各種各樣的辦法。眼前就有留學生,北大也有一批留學生,就是送去的對象,讓人家了解我們。當然讓人家了解我們的目的也不是什么民族狹隘主義,人與人之間相互了解,對將來世界和平也有好處,我覺得這是國際主義,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說我們文化就高于一切,不是這么回事。一個拿來,一個送去。我想,我們這兩方面的工作都應該做好。占大家的時間太多了,謝謝大家!
199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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