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學術大家”，題作“西方不亮東方亮——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的講演”，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同志們，原來我講好的是，十個八個人在一起座談，隨便講點什么。結果，這個架勢一擺（指被安排在主席臺就座），非高高在上不行了。在車上我跟他們兩位（宋柏年、劉蓓蓓）說講什么東西，我說希望先聽聽大家的意見，他們說講一講文化什么的和跟你們學院有關系的一些事情。剛才楊院長也說了，不是什么正式的報告。我就根據在車上那個幾分鐘的靈感，來談一點我的感想。

大家知道，我并不是搞什么文化思想的，我的出身是搞西洋文學的，后來亂七八糟搞點語言、文化、佛教，科技什么的也涉及了，是雜家，樣樣通，樣樣松，不行。要說特點呢，我喜歡胡思亂想。最近也寫過幾篇文章，是胡思亂想的結果。這胡思亂想有個好處，為什么？因為真正的專家呀，他不敢隨便說話。他怕。我不是什么專家，所以我敢說話，就跟打乒乓球一樣，我沒有心理負擔。現在我就講一點兒我的看法，當然，把所有的想法都講出來也不可能，占大家太多時間。

第一個就講他們兩位在路上講到的文化熱，眼前我們中國研究文化的一些情況。這個問題不是現在才開始的，大概是幾年前吧，提出了“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這個口號，得到了全國人民、海外華人華裔甚至不是華人的外國人的贊同。這證明這個口號提得正確。什么原因呢？就是我們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這絕對不是什么狹隘的民族主義。因為我們都認為，外國的一些有識之士，也認為我們的優秀文化中間有些東西，不但對中國有利，對世界也有利，所以我們要弘揚。因此，我自己感覺，這口號提出來以后，這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完全可以結合起來。有人把國際主義跟愛國主義對立，我感覺到，真正的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真正的國際主義就是愛國主義。我們這個口號就具體體現了這個關系。

據說現在全世界給文化下的定義有五百多個，這說明，沒法下定義。我們認為人文科學跟自然科學不一樣，有的是最好不下定義，自然科學像“直線是兩點間最短的線”，非常簡單，非常明了，誰也反對不了。而我認為社會科學不是這樣的，所以文化的定義我想最好還是不下。當然，現在好多人寫文章，還在非常努力地下定義，這個不過是在五百個定義外再添一個定義，五百零一、五百零二，一點兒問題不解決，所以我個人理解的文化就是非常廣義的，就是精神方面、物質方面對人民有好處的，就叫作文化。文化一大部分呢，就保留在古代的典籍里邊，五經四書呀，二十四史呀。中國的典籍呀，按照數量來講，世界第一，這是毫無問題的；按質量來講，我看也可以說是世界第一。大部分保留在典籍里，當然也有一部分不是保留在典籍里邊，比如說長城，長城文化。長城是具體的東西。現在的文化，吃的鹽巴也是文化，什么都是文化。這個正確不正確，我也不敢說，我說這是不是太過分了，什么都是文化，雖然這個沒什么壞處，說明大家對文化重視。不用說別的，就是從我們古代文獻里邊，好多話，到今天非常值得我們深思。大家也知道，宋代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從前年輕的時候我也很懷疑，我說一個人怎么能夠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呢？我到了望九之年了，我現在感覺到其實用不著半部《論語》，有幾句話就能治天下。例如像大家舉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句話，這個想法能辦到，我看不僅中國大治，世界也大治，世界和平就有了保證。這一句話就夠了。又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你到了共產主義也無非是這個境界吧。

今天中午我看《大公報》，現在的日本大使，他就講，“近者悅，遠者來”。我后來聽說我們國家一個領導人到印度去訪問，人家總理就講這個教育重要，說教育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引的我們中國的。后來這位領導人到了巴基斯坦，他們的總理（女總理）引用的也是中國的話。我不是說古籍里說的話全對，這個不可能的，有精華也有糟粕，這是必然的。可是精華畢竟多于糟粕。像這種話，我不是說別的國家就沒有，不能那么說，我也不說我們中華民族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文化是我們創造的”，這是希特勒的論調。文化不是哪一個民族創造的，是大家共同創造的。我們古代典籍里邊，就是片言只字，你只要認真體會，就能對今天有幫助。這種話多極了。《論語》我們都念過，當時念《論語》莫名其妙，新中國成立后有一段時期也批判《論語》，真是莫名其妙。現在你想一想呢，這里邊有些話確實是那么回事，對我們今天有用。所以林語堂寫了一本書叫《中國的智慧》（The Chinese Wisdom），他就是講這個，選中國古代典籍里邊非常精粹的，叫作中國的智慧。再回到我剛才說的，是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我說不但對中國有用，對世界也有用。大家都能做到的話，這世界會變好的。當然這種想法就是“烏托邦”，不可能的。不過無論如何，這種智慧代表我們老祖宗對社會的看法，對人生的看法，是非常正確的。

有一次開會，碰到那個蕭克將軍。大家也知道蕭克，他是炎黃文化研究會的執行副會長，他講中國文化中有精華，當然也有糟粕，他說孔子講“唯女子與小人之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他說這就是看不起婦女吧，他這句話是對的。當時在孔子那個時代，婦女恐怕是地位很低的。不過，我也跟他講，這句話里邊還有一半是對的。說小人那半對的，說婦女是錯了，不應該那么講，后來他也同意。這樣我也感覺到，我們弘揚文化，我剛才說，得到全世界，不但是華裔華僑，而且是外國人的贊揚，我是說有識之士，不是一般人，一般的西方人還沒到這個水平。

再說我們中國，跟這個有聯系的是講國學。國學嘛，好像是北大帶了個頭，《人民日報》大家也看了吧，去年有一篇文章，講國學在燕園悄悄地興起。實際上國學有一大部分就是講我們的優秀文化，我們搞國學的目的也不是什么復古主義，跟那個不沾邊兒。可現在呢，大家注意到沒有？就是在這方面，要用“文化大革命”的詞兒啊，叫作什么呢，叫作階級斗爭新動向。現在就是有人這么講，說搞國學就是對抗馬克思主義。這話我最初聽說時，大吃一驚，我說國學怎么能對抗馬克思主義呢，可是確實有人這么說了，而且有文章，大家要是愿意看的話呢，去年，哪一月忘記了，《哲學研究》上有一篇文章就是這觀點。也有人寫文章配以漫畫來諷刺國學研究。所以，問題就是我們認為正確的，人家不一定認為正確。咱們人文科學就這么復雜。這個問題請同志們注意，這種文章以后還會有，這種講話以后也會有。我的看法呢，說搞國學就是對抗馬克思主義，這根本不沾邊兒，應該說是發揚發展馬克思主義，這就對頭了。不沾邊兒，怎么對抗呢，好像是我們一提倡國學就是復古主義。

現在整個的社會，不但中國，而且是全世界，都是西方文化占壟斷地位。這是事實，眼前哪里不是西方文化？電燈電話，樓上樓下，就說我們這穿的，從頭頂到鞋，全是西方化了。這個西化不是壞事情，問題是怎么對待這個現象。現在，我們學界，你講那個西化大家沒人反對，不管你怎么西化，沒人反對；你講“東化”，就有人大為惱火。這“東化”報紙上沒有這個詞兒，是我發明的。不用說別的，我記得是1827年，還是清朝，歌德，德國那個大文學家，當時應該說歌德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人物，他在1827年1月30日，跟愛克曼談話，講一個什么問題呢，就講中國的《好逑傳》。《好逑傳》這本書，中國最多能夠擺在《今古奇觀》里邊，跟那個同等水平。歌德呢，看了那個翻譯，是法文翻譯是拉丁文呢，我忘記了，就大為贊美，說中國這個文化了不起。《好逑傳》，從這個名字你就能知道，是講才子佳人的。他講什么呢，歌德講，你看在這個屋子里面，這個公子跟小姐在那里談情說愛，可是坐懷不亂，倫理道德水平高。另外天井里面，那個魚缸里面的金魚，在那里悠然自得，在那里玩，說中國這個天人完全和諧，一點兒沒矛盾。雖然是講才子佳人，這種書咱們有一大批，歌德當然不知道，當時歐洲也不可能知道，一大批，可以說是已經公式化了。可他認為了不起，他批評當時法國一個最著名的詩人，就說是寫倫理道德啊，就寫這個男女關系，若跟中國一比啊，簡直是天上地下，中國好得不得了。1827年，不是很早的，不是漢唐，漢唐那時候確實東化，當時在漢唐，世界的文化中心、經濟中心是中國。到了法國，大家知道的伏爾泰，對中國也是推崇備至。萊布尼茨也是對中國的《易經》推崇備至。歌德比他們還晚，到了1827年，還這樣贊美中國。據我的看法，到了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用現在的話講就是紙老虎被戳破了，于是乎中國的威望、中國的文化，在歐洲人眼中一落千丈。鴉片戰爭是轉折點，在1840年。當然在1840年前，中國已經有一批人，感到閉關鎖國是不正確的，比如魏源。大家知道魏源的《海國圖志》，《海國圖志》這本書，寫作是在鴉片戰爭以前，鴉片戰爭以后才出齊，最后有一百卷，一大堆。這本書應該說當時是了不起的。可這本書產生的作用，在中國遠遠不如日本。一向有人講，日本在1868年明治維新，受這個影響，其中主要之一就是《海國圖志》，但是《海國圖志》在中國并沒有產生這么大影響，一直到19世紀末年洋務派，好像也沒有給它了不起的地位。就說這個東方文化、西方文化，眼前，我剛才說了，是西方文化主宰世界。這個我們否定不了。我剛才說，也是件好事。這是西方產業革命以后，也不過幾百年里發展起來的，一方面我們人民得到了好處，當然一方面也得到了災難，這同時啊，這好處與災難，老子講辯證法講得非常好，“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禍福是辯證的。世界往往是這樣的，好東西中往往有壞東西，就說西化，我剛才說，我們現在人為什么能夠人為地使年齡越來越老，我看跟西方的物質文明、西方的科學技術是分不開的。不能不承認這一點。但是，它有它的缺點。

遠的不講，同志們你們有沒有注意《參考消息》，就是《參考消息》，不是什么很難得的報紙，你們注意一下就知道，現在科學技術的發展，導致了對自然的破壞，生態平衡的破壞，世界要變暖，種種種種，這些東西啊，都跟西方的科學技術有關系。所以我就說，好東西跟壞東西有時候很難分。那么我們現在在這個科學技術方面，起步比較晚，也有我們的好處，就是過去的人走過的錯路，我們可以不走。可對這個認識，大家很不一致，就是東化西化的問題，我看到了21世紀，我們應該提倡東化。現在在這方面有幾種看法。一種看法呢就是，我寫過幾篇文章，也在幾個地方講過，我說21世紀是東方文化的世紀。我到現在還這么講。說這話，因為我自己是東方人，有點王婆賣瓜自賣自夸，可是這個意見西方人也有，比如湯因比，英國的湯因比，他那本書譯過來叫《歷史研究》，很大的本子，三本，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看。他就主張這樣，他就主張世界的文化，他不叫文化，他叫文明，civilization，不是culture，這兩個字的差別先不講，又有相同之處，又有不同之處。文化跟文明，湯因比用的是civilization。他把人類的文明，過去的，所有的，五千年以內的，分為二十三個或二十六個，他認為任何文明都不能萬歲千秋，它有成長過程。有人講，他是進化論的看法，你不管它是什么論，反正這是歷史事實證明了的，一種文化，不能永遠萬世長存，任何文化，它總是要變的。我們講辯證法，辯證法的核心，就是一切都要變，這誰也否定不了的。文化、文明也是這樣的。歐洲有些國家得到好多殖民地，自己以為了不起，1914年打了一次世界大戰，結果自己打自己，都是白種人打白種人，基本上是。所以1918年以后，歐洲有識之士，他們覺得有點問題，他們說，我們的文化這么了不起，我們是天之驕子，為什么我們自己打自己？一死幾千萬。所以當時，就在一戰以后，就出了一本書，德國人斯賓格勒寫的，叫《西方的沒落》，就是西方文化的淪亡，它就講這個道理。可到了20年代后期，來了一個反動，首先是墨索里尼，其次是希特勒，把這本書，在圖書館里邊都拿去燒掉。我們現在有翻譯。然后是30年代，法西斯在歐洲橫行霸道的時候。到了1939年，又來了個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一次比上一次多了兩年，死的人多了幾千萬。所以在這以后，西方人腦袋里面又有問題了，說我們怎么又打，二戰基本上也是自己打自己，東方也沾點兒邊。所以在這個時候又出了許多書，湯因比的思想可以代表這個時期的。

這世界無非是這樣的，東方不亮西方亮。那西方不行的話呢，就看東方。所以要向東方學習。這個話呢，我感覺到，作為一個學術來討論也可以，沒有什么關系，就是不要扣帽子。可現在我們學術界，就這么個現象，別的界我先不說，就說語言學界。你講西化，他是百依百順，你講東化，他認為你大逆不道。我覺得很奇怪，為什么不能東化呢？為什么？這道理講不通啊。他說什么呢，他說現在中國的語言理論，誰也沒建立起來，沒有。像歐洲的大家，近代的喬姆斯基什么的這一批，都有，這證明我們不行。文學界講文藝理論，還沒有一個這么具體的例子，不過問題差不多。就是現在歐洲文學界，他們有理論，一天變一遍，一天變一遍，蟪蛄不知春秋。可是我們中國就在后邊跟，老趕，老也趕不上，我們這里提倡的，人家那里已經下臺了，人家那里上臺的時候我們不知道。等到我們知道時，人家那里下臺了。有人大概就這么講，我們中國為什么就不能創立新的文藝理論？這正好有個道理，你講文藝理論基礎，講文藝理論在中國是歷史最長，經典最豐富。古希臘當然很了不起，不過，古希臘的文化后來中斷了，我們中國的沒有中斷。按道理講去，我們本來有這個能力，在舊的基礎上來創造新的文藝理論，本來應該有的。像《文心雕龍》那種書，現在你讀起來，還是感覺到里邊內容非常的豐富，意見非常的深刻。后來是詩話，中國研究文藝理論很有意思，整個一本書講文藝理論的比較少，像《文心雕龍》那樣的書比較少，主要觀點在詩話里邊。幾乎每個詩人都有詩話。昨天晚上我看了一本書，就講，韓國也通行詩話，日本也是。詩話差不多是講故事，在故事里邊提出文藝見解，形式上非常有意思。

這樣我就感覺到，現在，21世紀快開始了，20世紀末，我們現在考慮問題，應該更遠一點，不能局限于眼前。另外呢，就是要客觀一點，還有一個就是不要給人隨便扣帽子，什么反馬克思主義啦，民族復古主義啦，這個帽子最好不要用。有一位，是一位老教授，寫文章給別人扣帽子，我就跟他開了個小玩笑，我說我不主張給人家扣帽子，我說如果要給你扣的話呢，現在就有一頂，就擺在這兒，民族虛無主義。其實我給他扣的帽子，就是民族虛無主義，我說話，拐了點彎，就說他實在叫人看不下去，你只要講中國行，他就反對，講中國不行，他就高興。這種心理真是莫名其妙。

在車上談到一個問題，就是你們院里的工作，我想跟我講的有關系。有什么關系呢？就是，你們是外國語大學，是這外國語大學里邊的中文學院，那么你們的任務呢，一方面，教中國學生漢文，另外一方面呢，教外國學生漢文。這表面上看起來沒有什么深文奧義，實際上講起來還是很有意思的。這話怎么講呢？現在我感覺到我們中國，我剛才說的，就是崇洋媚外比較嚴重，社會上，商標，你要講一個古典的，沒人買，你換一個什么艾利斯怪利斯什么什么有點洋味的，立刻就有人買。這個毫無辦法，這是社會風氣。可是問題就是這樣，我考慮這樣一個問題，我們中國，孫子講“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就是什么事情，一要了解自己，一個要了解對方。打仗也是這樣的，念書也是這樣的。那么在這個問題上，拿中國的學者來說（在座的都在內），就我們中國的老中青的學者說，對西方的了解，比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究竟誰高誰低很清楚，我們對他們的了解，應該說是相當地深，相當地廣；反過來，西方對我們的了解，除了幾個漢學家以外，簡直是幼兒園的水平。聽說現在到法國，還有人不知道魯迅，就說明他們對我們毫無了解。在思想上就覺得你們沒有什么東西，現在是我們的天下，我覺得這里邊就有危機。要真正知道自己有自知之明，恐怕也要了解別人，這也屬于自知之明的范疇之內的。他們一不想了解，二不了解。結果我們這方面呢，我們對西方應該說是了解得非常深非常透。看不出來，只看到背面，消極面，社會上的崇洋媚外，有時候講看起來頭疼，這是消極面。好的一面，我們對我們的對立面——我不說敵人——的了解，比他們對我們的了解，不知道要勝過多少，將來有朝一日，我們這個優勢會產生很大的效果。同志們你們考慮考慮，是不是這個問題？所以，我就感覺到像我們做這樣的工作，特別像你們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恐怕有雙重任務。除了你們以外，我認為搞人文科學的都一樣，其實自然科學也一樣，一個是拿來，魯迅的“拿來主義”，一個是送出去。拿來，完全正確的，現在我們確實拿來了，拿來的也不少，好的壞的都拿來了，你像艾滋病也拿來了。送去，我覺得我們做得很不夠，很不夠，比如外國人不了解中國，這主要原因當然是在外國人本人，在他自己，他瞧不起我們；另外呢，我們工作也得負責任，就是我們對外宣傳，對外弘揚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工作做得不到家。

有一件事情，我始終認為很值得思考的，就是諾貝爾獎金。諾貝爾獎金，大家都認為是了不起的，以為得諾貝爾獎金就可以入文學史了。過去我也這么想過。可是到今天，為什么我們一個諾貝爾獎也沒有得呢？大江健三郎，這個人我認識，50年代，他大學還沒畢業時隨代表團來北大訪問過。代表團也見了我。在座的有研究日本文學的嗎？大江健三郎那時候來的，我不是說他不應該得，我看瑞典科學院，對大江健三郎的評價還是很高的，就說這個人應該得諾貝爾獎金，我不是說他不應該。這是第一。第二個問題就是，過去得諾貝爾獎金的，從1900年還是1901年開始，到現在將近快一百年了吧。得諾貝爾獎金的確實有大家，這是不能否定的，將來能夠傳世的大家，當然確實也有不但不是大家，二流也不夠，就是那個賽珍珠，我很有意見，《黃土地》那書我也看過，我是從藝術方面說的，那個書沒有什么藝術性，它能得諾貝爾獎金，中國的得不了。后來我聽說馬悅然是瑞典科學院管這個的，說話算數的，他跟別人講，他說中國之所以沒有得諾貝爾獎金，就因為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不好。這是胡說八道的事情，你并沒有規定你這種文學作品要翻譯成哪種語言哪，那么世界上得諾貝爾獎金的，除了英文，意德法的，都翻譯得好嗎？我就感覺到諾貝爾獎金，這個大家也承認，政治性是很強的，對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對當年的蘇聯，都是歧視的。前幾天有一次會上我也講，我們中國有些出版社，或者我們中國的學術界，用不著大聲疾呼來宣傳諾貝爾獎金。好多出版社利用諾貝爾獎金來做生意，宣傳諾貝爾獎金的作品集，又是每個人的介紹，我看大可不必，而且這個東西，從這里看起來它很不公正。這是順便講的，因為大家也是搞這個的。下一個問題是送出去，拿來我們會，但送去怎么送？有各種各樣的辦法。眼前就有留學生，北大也有一批留學生，就是送去的對象，讓人家了解我們。當然讓人家了解我們的目的也不是什么民族狹隘主義，人與人之間相互了解，對將來世界和平也有好處，我覺得這是國際主義，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說我們文化就高于一切，不是這么回事。一個拿來，一個送去。我想，我們這兩方面的工作都應該做好。占大家的時間太多了，謝謝大家！

1995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