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無聲，歷史有痕。八十載光陰流轉，抗戰的烽火歲月依然銘刻在中華民族的記憶深處。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觀察者網特別推出“抗戰史上的今天”欄目，每日與您共同回望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

1931年7月9日

旅韓華僑代表到京向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行政院、外交部、僑務委員會遞呈，請求對韓人暴力排華事件迅向日使嚴重交涉，并急電朝鮮總督迅速制止韓人暴行，保護華僑生命財產安全。

臺北印刷工人、基隆碼頭工人舉行大罷工。

1932年7月9日

國聯調查團委員在東京往晤日本陸相荒木，荒木謬稱“滿洲為日本生命所系，日本防務問題與滿洲防務問題不能分開”，“日本一俟滿洲國組織完備，當予承認”。

朱德毛澤東指揮紅一軍團、季振同紅五軍團所屬各軍與粵軍20個團在池江、梅關嶺、大庾、南雄縣水口圩展開爭奪戰，經過三天兩夜戰斗，于11日將粵軍全部擊潰，紅軍克水口圩，敵退南雄。

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提高常委職權，在國難期間，由常委全權處理一切政務。

臺灣公布《資本逃避防止法》。

1933年7月9日

東北民眾抗日大同盟在張家口成立，由在察之東北義勇軍官兵、東北籍抗日軍人及愛國青年等組成。

馮玉祥派孟憲章到平，向黃郛提解決察事辦法兩項：一、宋哲元回察，專理行政；二、馮本人居察，努力收復失地。馮致黃函中表示“俟抗日工作完全結束后即收束軍事，對各方誤會望為解釋”。11日，黃函復馮，仍要求：一、結束抗日軍事；二、取消同盟軍總司令名義；三、宋哲元回察；四、就全國林墾督辦職。

福建各縣黨部駐省代表團電馮玉祥，譴責北平軍分會令龐炳勛、馮欽哉、關麟徵各部對察軍事行動，勉馮“矢效武穆，勿墮秦奸”。

晚，黃郛召殷同、雷壽榮、薛之珩、李擇一等在平商改編偽軍問題，決定派員赴唐山與李際春接洽。12日，華北戰區接收委員會派薛之珩、雷壽榮、李擇一前往。

中國國產綢緞展覽會在上海舉行，至9月1日結束。

1934年7月9日

第六路軍薛岳部進占天府山，進迫驛前。

上海時事新報社記者隨平沈列車出關視察后，是日在該報發表文章謂：“榆關盡是日偽軍警，盤查極嚴。失業之日浪人在榆關出售‘入國證’，7月1日晚已達48.7萬余號。中國貨已宣布死刑。中國商店改售日貨，英美商行相繼關門。”

5月中旬，蔣介石在廬山海會寺設立陸軍軍官訓練團籌備處，派陳誠為主任，徐國鎮、王天鳴等八人為籌備委員，計劃抽調各省部隊旅、團、營長及校官以上參謀人員分期前往受訓，每期大半月，人數約二千五六百人，共辦三期。是日，第一期軍官訓練團舉行開學典禮，由蔣介石兼團長，陳誠兼副團長。蔣介石于典禮中演說《做人的根本大道》，指出，“做人的道理—立定志愿，團結精神，共同努力，來實現三民主義，創造新中華民國”。“國家民族和軍隊的靈魂——三民主義”。25日結業。

立法院發表《中華民國憲法初稿審查修正案》，凡12章，188條。條文之前增列弁言，較之初稿增加28條；章節、名稱、次第亦稍有增減變更。其修改要點，主要有：一、弁言：“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付托，遵照創立中華民國之孫中山先生遺教，制茲憲法公布全國，永矢咸遵。”二、國民政府已改稱中央政府，行政院長對大總統負責，大總統平時統率陸海空軍，戰時任命總司令。三、關于行政機構：內閣制變總統制。四、立法院對行政院長投不信任案之權取消。五、增加軍事及財政兩章。六、各級政府均須有合法之預算及決算。

1935年7月9日

駐日大使蔣作賓由東京抵滬，次日到京向國民黨中政會報告中日邦交近情。

江蘇高等法院二分院再度開審《新生》周刊案。總編輯杜重遠到庭申述刊載《閑話皇帝》一文經過，并聲辯說：“本人曾閱外國雜志，其中描寫有甚于《新生》周刊之稿者，未聞因此獲罪。我絕不會攻擊日本某私人，我要反對的是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律師吳凱聲為其辯護，并請緩刑或改科罰金。庭長答稱“環境不許可”。遂以“誹謗罪”判處杜重遠有期徒刑一年兩個月，《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沒收，并不準上訴，當庭收押。引起人們的強烈不滿。

中國首任駐英國大使郭泰祺向英王呈遞國書。

四川省府由渝遷蓉。

1936年7月9日

日軍坦克7輛，滿載日兵之載重汽車8輛，六輪軍用車2輛及汽車2輛，由豐臺開入北平示威。天津亦有日坦克3輛及滿載日軍之軍車駛入華界游行示威。

王克敏、王揖唐到北平晤宋哲元，商談中日在華北經濟合作問題。10日，王克敏在冀察政委會例會上聲稱：“余在津訪田代，在上海晤川越，感覺中日政治關系復雜，雙方須密切接近，而經濟合作實為調整中日關系之首要步驟。”

余漢謀在南京電促粵各將領“服從中樞”，“團結御侮”，并稱：“漢謀秉承蔣委員長面授方略，不日回軍。”其所屬第1軍副軍長李振球以下師、旅長20余人亦于同日聯合發出通電，反對內戰，力諫陳濟棠停止軍事行動。

晚，陳濟棠與西南各領袖在廣州開緊急會議，決派巫劍雄兼第2軍副軍長10日銜命赴大庾。

國民政府明令國葬章太炎。

法駐華大使那其亞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遞國書。

1937年7月9日

日本駐華大使館北平陸軍助理武官今井武夫與秦德純于凌晨2時達成口頭停戰協議，各自立即停止射擊；雙方軍隊撤回原防。除宛平原有保安隊外，由冀北保安隊擔任宛平防務，人數限300人。松井承認“失蹤”士兵已歸隊。按照協議，中方自盧溝橋撤兵，宛平由北平保安隊接防。但日軍并未撤兵，并于傍晚炮轟宛平城。

日本內閣會議，陸相杉山元要求日本“國內派三個師團增援”，并請將此建議呈日本天皇裁示。

蔣介石電宋哲元，“已派孫仿魯（孫連仲）兩師向石家莊或保定集中，及龐炳勛部與高桂滋部先向石家莊集中”，命宋哲元速回保定指揮。宋哲元復電蔣介石稱，決遵照“‘不喪權、不失土’之意旨，誓與周旋”。

何應欽電馮治安、張自忠、秦德純稱，“應付適宜，至為佩慰”。

外交部次長陳介約見日本大使館參贊日高，對盧溝橋事件再次提出抗議，并鄭重聲明，此次事件責任不在我方，日方所提保留意見未便接受。

外交部次長徐謨在廬山發表談話稱，日軍此次在盧溝橋演習，原已超出《辛丑條約》之范圍，外部曾向日方提出抗議，今復襲擊我國軍隊，轟擊我國城垣，此種責任當然由日方負責。

上海日本海軍陸戰隊由武裝機器腳踏車、坦克及兵車組成游行隊，在吳淞路、北四川路等處示威。

毛澤東與張聞天電上海、太原、廣西、西安中共負責人，請其根據中共宣言及紅軍通電，與當地政府、國民黨黨部及各界領袖協商，迅速組成統一的對外陣容，以應付大事變。

紅軍將領朱德、彭德懷等為日軍進攻華北，率全體指揮員、戰斗員致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與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稱：“德懷等以抗日救國為職志，枕戈待旦，請纓殺敵，已非一日。當華北危急存亡之緊要關頭，敬敢請我國民政府迅調大軍增援河北……紅軍愿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并請授命為抗日前驅，與日寇決一死戰。”

黃炎培、江問漁、楊衛玉等電宋哲元等稱：“暴敵無厭，得寸進尺，盧溝橋之役，用心叵測，令人發指！諸公奮勇抗戰，捍衛國土，全國感佩。……尚望堅持到底，勿中敵計，不作城下之盟，不答任何條約，全國國民愿為后盾。”

天津《大公報》發表社評《盧溝橋事件》稱，此次事件“純系日方放肆要挾，有意尋釁”。中國對日本，“退避當有限度，屈讓應合界限”。“全國國民愿于中央、地方團結協力之下，根據國策，擁護贊助，惟力是視”。

平漢鐵路工會致電宋哲元，表示：“凡我國民，同深憤慨，望本守土衛國之旨，鼓勵士氣，沉著應付，勿令再失寸土。本會誓率兩萬會員，以為后盾。”

平漢鐵路長辛店工會與辦事處，購置慰問品，赴前線慰問抗敵受傷將士。

盧溝橋日軍挑釁行動，舉世矚目，各國政府先后電各該國駐華使館，飭將事態發展情況隨時詳細報告。

外交部長王寵惠自廬山返南京。

廬山暑期訓練團補行開學典禮，蔣介石出席訓話。

川康整軍會議閉幕，何應欽返南京。

東京世界教育會議邀偽滿洲國參加，中國教育學會拒絕出席此次會議。

1938年7月9日

薛岳致電南昌熊式輝、葉肇，委曾戛初為鄱陽湖警備司令，李白澄為副司令，指揮湖防部隊及水上警察，任湖防之守備；南昌警備司令賴偉英指揮城防部隊，任南昌市守備，統歸葉肇指揮。

中共中央、八路軍總部熱烈參加武漢民眾獻金運動。中共中央撥出黨費1000元，八路軍總部將八路軍指戰員節食所得1000元，分別委托中共駐武漢代表團及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請代獻作救助受傷將士、抗敵軍人家屬及難民同胞之用。同日周恩來將任政治部副部長的當月薪金全部獻出，中共參政員王明、博古、董必武、吳玉章、林伯渠、鄧穎超各獻月薪350元。從7月7日開始的這場“獻金運動”共持續5天，最終募集到100萬余法幣。

中國共產黨獻金團

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武昌成立。同時，成立三青團中央臨時干事會，蔣介石指定陳誠等31人為臨時干事，以陳誠、陳立夫、朱家驊、譚平山、張厲生、段錫朋、陳布雷、甘乃光、賀衷寒九人為常務干事，陳誠為書記長（由朱家驊代）。

蔣介石舉行茶話會招待參政員，席間演說稱，戰事有絕對把握。茶畢，參政員黃炎培將所擬揭發政府與社會間積弊之提案面交蔣介石。

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在重慶聯合舉行北伐十二周年紀念日。林森致詞，謂：十二年前誓師北伐與今日之長期抗戰，為國民革命過程中之先后一環，革命一日不成功，我輩之奮斗一日不能終止。

英倫敦、曼徹斯特等13個城市的市長聯名通電，抗議日本空軍轟炸中國，并呼吁英國各城市及各國人民一致反對日本暴行。

1939年7月9日

日軍包圍河南羅山縣朱堂店，進行燒、殺、淫、掠，殺害居民87人，輪奸婦女數人。

八路軍晉察冀軍區一部在易縣、滿城、徐水抗擊日軍“掃蕩”，至30日，共殲敵1000余人。

汪精衛在上海發表廣播講話，公開主張賣國降日，聲稱：“中國應與日本實現外交方針一致，軍事方針一致，進而謀求經濟合作，求得共存繁榮。”“應根據日本提出之對華三原則，商定各種具體條件，期于彼此交受其益，確定東亞永久之基礎。”

國民政府舉行北伐誓師十三周年紀念，蔣介石主持，吳敬恒報告《總理三十年完成國民革命之意義》。

三青團在青海籌設支團部，派馬步芳為指導員，王文俊為籌備主任，原春暉為書記。

軍事委員會任命馮圣法為第74軍副軍長。

1940年7月9日

日機54架轟炸重慶，炸毀房屋300余棟；中國軍隊擊落日機四架。

日軍第41師團“掃蕩”山西沁水縣西山村，毒死、刺死、燒死民眾80余人。

汪偽政府決定設立糧食管理委員會，任命梅思平為主任委員。同日，決定成立中日文化協會，由汪精衛和阿部信行任名譽理事長，并通過《中日文化協會組織條例》。

延安各界集會紀念抗戰三周年。朱德講話指出：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堅持游擊戰爭，牽制了敵人近一半的兵力，建立了許多根據地，這對于爭取整個抗戰勝利是分不開的。但是，八路軍、新四軍卻受到少數不明大義的頑固分子的污蔑和摧毀，這是與抗戰前途極端不利的，急應加以制止，全國人民應堅決反對。

第三戰區擬定《對于新四軍防止活動及剿辦辦法》，要點為：一、秘密處置；二、實行連坐法；三、武力消滅；四、“向民眾宣傳共軍之罪惡”。

“宋子良”對鈴木提出重慶方面關于蔣、汪、板垣談判的答復：7月下旬在長沙舉行板垣、蔣會談，汪蔣會談在后，另行舉行。因為“汪問題是內政問題，由中國自行處理”。鈴木表示滿意。

蔣介石為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二周年發表《告全國青年書》，指出今日青年最迫切之急務為：“一、認識時代；二、堅定主義信仰；三、確立革命的人生觀”。勖勉青年“認清基本工作，處處腳踏實地，埋頭苦干，貫徹到底，完成革命建國、實行三民主義之使命”。

1941年7月9日

英外相艾登就中英關系問題發表談話，宣稱：英國承認現在重慶之中國國民政府為合法之中國國民政府，表示英國政府當繼續竭力之所能給以援助中國，維護其獨立。

《大公報》載：國民政府撥款5000萬元救濟戰區貧苦學生生活，另撥100萬元、240萬元救濟遷川私立大、中學校學生和上海省、市私立大、中學校學生。

中華書局創辦人、國民參政員陸費逵在九龍逝世。11月22日，國民政府明令褒揚陸費逵。

廣西省政府奉命查封桂林三戶圖書社及《新華日報》桂林營業所。

1942年7月9日

是日至8月中旬，日軍調集萬余兵力，向平北地區發動大規模的夏季“掃蕩”。平北八路軍以大膽向游擊區挺進，往返調動敵人，疲憊敵人，抓住有利時機加以打擊，迫使敵人于8月19日陸續撤出中心區而結束“掃蕩”。這次反“掃蕩”中，八路軍作戰38次，斃傷敵偽軍291名，俘30名（其中日軍三人）。

浙江日軍一部退向溫州。同日攻陷浙江青田。

晨，我空軍襲擊南昌日軍機場，炸毀日機10余架，并在江面炸毀運輸艦一艘。同日，駐華美空軍公報稱：在衡陽上空擊落日軍偵察機一架。

毛澤東就國共關系和整風學習問題致電劉少奇，提出“我們的方針是極力團結國民黨，設法改善兩黨關系，并強調戰后仍需合作建國”。因此就須估計日本戰敗時，新四軍及黃河以南部隊須集中到華北去。故掌握山東及山東的一切部隊，造成新四軍向北轉移的安全條件，實有預先考慮之必要。

毛澤東在延安會見晉西北士紳參觀團，重申中國共產黨在抗日中堅持團結，在戰后仍然堅持團結建國的方針。

是日為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四周年紀念日，各地團部均舉行紀念活動。三青團中央團部在渝舉行紀念會，書記長張治中報告紀念意義。指導員何應欽、張伯苓、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監察委員會書記長王世杰等140余人出席。團長蔣介石致詞，要求在組織方面應著重質的提高與團員的嚴密考核；在訓練方面應注重干部的培養及青年自發自動的精神；在宣傳方面應注意三民主義思想之深入與普遍化。

國民黨中央舉行國民革命軍北伐誓師十六周年紀念會，何應欽報告紀念意義。

監察院在渝舉行第八十次院務會議，通過《監察委員巡察首都地方辦法》等四案，規定每月派監察委員兩人到首都各地巡察，每星期匯報一次。

據報載：渝市銀錢業，除中、中、交、農國家銀行外，共有各省、市銀行14家，商業銀行32家，銀號14家，錢莊32家。

英國外相艾登重申重慶國民政府為中國惟一合法政府。16日，英駐華大使薛穆以艾登的聲明照會外交部。

1943年7月9日

滇西中國遠征軍一部收復孟定。

晚，日軍第35、第36兩師團各一部約萬余及偽軍數千、飛機20余架向太行山游擊區劉進部發起猛攻。10日晚，劉進率部突出重圍，繞攻敵后。預8師師長陳孝強率部向西突進，13日轉至固縣附近，損兵過半。

偽軍第24集團軍龐炳勛、孫殿英部在日軍第35師團三個聯隊配合下，分別沿新鄉至安陽間平漢路西側進犯八路軍太行區，并攻入河南林縣縣城。次日進犯冀魯豫區之衛河以南地區。

汪偽軍委會常務會討論并修正通過陸軍部擬定之《建立新軍招募計劃草案》，凡七項17條，計劃本年12月末完成招募新兵1.4萬名。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密電向蔣介石報告，對浙東地區新四軍進行圍剿情形。7月19日，蔣介石復電：“準予備案。”

延安各界群眾三萬余人隆重集會紀念抗戰六周年，林伯渠致開會詞，朱德、賀龍、高崗、李鼎銘、蕭勁光、劉少奇等13人發表講話，號召全邊區人民緊急動員起來，制止內戰，保衛邊區。大會通過《呼吁團結反對內戰》通電，要求：一、國民黨立即撤退包圍邊區的軍隊，開赴抗日前線；二、懲辦挑撥內戰的特務機關；三、討伐33個投敵將領；四、審判日本奸細吳開先等。并提出堅持抗戰，反對內戰；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反對國民黨調動河防部隊進攻邊區等14個口號。

中央大學舉行成立二十八周年暨本屆畢業典禮，蔣介石出席并講話，指責知識青年受“個人自由主義影響”，“不知遵守秩序與紀律，此實為近代教育與學術發展之最大障礙，亦為抗日建國前途莫大之隱憂”。

國民政府公布《戰時全國技術員工管制條例》，凡24條。

三青團中央團部在重慶舉行該團成立五周年大會，到會有邵力子、王世杰、谷正綱、康澤和在重慶的干事、監察及各處、室負責人，干事會書記長張治中致開會詞，指導員戴季陶發表講話。決定從是日起，舉行《中國之命運》一書研讀征文競賽。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干事會決定，中央干部學校校長由團長自兼，派蔣經國為教育長。

四川省重慶區行政會議開幕，歷時六日，15日閉幕。主要討論重慶區田賦、糧食、兵役、保安等事項。

朱德等連續致電國民黨蔣介石及各軍事要員，嚴正抗議國民黨頑固派大舉進犯陜甘寧邊區，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呼吁停止內戰，團結抗日。同日，中共中央指示董必武，速將“七七”宣言，朱德總司令致蔣介石、胡宗南電，延安新華社揭穿西安特務假造民意的新聞及延安民眾大會通電，秘密印發各報館、各外國使館、各中間黨派、文化人士，并設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實力派。

1944年7月9日

湖南戰場日軍第133聯隊再次向衡陽張家山發動猛攻，預10師一營官兵與敵沖殺10余次，傷亡大半，乃于10日拂曉退至蕭家山至市民醫院之線。

延安觀察家發表聲明，駁斥日本政府5日發表的誘降聲明，指出今日日本看到希特勒即將滅亡，太平洋美軍殺進日寇防線，我國軍民堅持抗戰已歷七年，自己死亡迫近，“企圖再用誘降手段，以求找到萬一的出路，只是徒勞的”。

華萊士抵西雅圖發表演說時稱：美國愿意幫助中國，但必須確定中國內部及中蘇間不發生爭端。中國要實行土地改革和新政。

駐墨西哥大使程天固在國際民主聯盟大會上發表演說稱：中國目前正迫切需要美國有力之援助及大量租借物資，以對抗日軍。

1945年7月9日

第九戰區一部收復贛南新城縣城，次日又克南康。同日，第三方面軍一部克復廣西蒙山。

第十戰區副司令長官何柱國與日本中國派遣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在河南省淮陽縣新站集會談。今井詢問中國方面是否接受日華兩國直接進行和平談判，并表示日本以維護國體、保全國土為絕對條件，對于“滿洲國”和“南京政府”的處理希望做到“不違背道義”。何柱國強調說：在《開羅宣言》發表后，日華單獨講和沒有實現的可能性。蔣介石主席對日本天皇制的繼續存在表示善意，已向各國首腦表明了這個意向。戰后，日本首先從滿洲以及海外撤走全部兵力，臺灣等地區必須交還。會談進行兩天，未取得結果。

中央紀念周及國民革命軍誓師紀念，在重慶國府大禮堂合并舉行，蔣介石任主席。葉楚傖報告，謂國民革命之進展，每因外患易加速；國民革命之成功，除軍事力量外，主義思想普植人心，最關重要。因此吾人對今后主義思想之宣傳與發揚，應特別共同勉勵。

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在昆明公祭全國抗日陣亡將士暨盟邦抗日陣亡將士，由何應欽主祭，衛立煌副總司令、麥克魯將軍等陪祭，參加者300余人。

國民參政會舉行第四、第五次會議，外交部次長吳國楨作外交報告，教育部長朱家驊作教育報告。朱家驊宣稱：半年來安置戰區學生4.2萬余人，選拔師生國外深造285人。

郭沫若赴斯大林格勒參觀工廠、醫院和戰爭遺跡、城市復興工作，回莫斯科后對塔斯社記者說：斯大林格勒是英雄們的城市，中國人民應該學習斯大林格勒人從事復興工作的英雄氣概。

陜籍參政員王普涵對重慶《大公報》記者談陜災，略謂：陜境自去秋以來，迄未落透雨，致今夏二麥收獲平均不及二成，且因田地干涸，秋禾多未播種。據陜省府勘災報告，災重之區已達60余縣，待賑人數約計300萬人。

（綜合、修訂自《中華民國史大事記》《中華民族抗日編年》《中國抗日戰爭大事記》《八路軍大事記》《新四軍大事記》《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大事記》“抗戰直播”等）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