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晚年所寫的《求知難》，居然在1982年第10期的《讀書》雜志上公開發表。

盡管署筆名“紀訓”而未署陳伯達，這在當時也是一個奇跡！須知，《讀書》雜志是三聯書店出版的一本高品位的知識界雜志，在知識分子中享有頗高的聲譽。當時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16名主犯之一的陳伯達，尚在服刑期間。

他被剝奪政治權利，怎么可能公開發表文章呢？其實，這連陳伯達本人也根本沒有想到！

既然《求知難》并不是陳伯達本人向《讀書》雜志投稿，《讀書》雜志怎么會發表他的文章呢？

周揚與陳伯達的關系

事情要從1982年4月22日說起。那天，有兩位陳伯達的老朋友經過公安部門的批準，前去看望陳伯達。在這兩位老朋友中，有一位跟周揚很熟悉。這位老朋友前些日子去看過周揚，跟周揚說起陳伯達。周揚說，如果可能，希望一晤陳伯達。周揚本人當時不便直接找陳伯達，就請這位朋友傳達這一意思……

周揚，本名周起應，湖南益陽人氏，比陳伯達小四歲。他們曾于1937年春在上海相識，又先后來到延安，在延安有過交往。解放后，周揚一直是中國文學界的領導人，擔任過文化部副部長、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而陳伯達雖然不算是他的“頂頭上司”，職務卻總是高于周揚。他們曾一度都住在北京中南海，而且是鄰居。不過，他們各自忙于各自的工作，彼此來往并不多。

其中，他們在工作上的一次交往，是在“四清”運動的時候。那時，毛澤東已經對周揚領導下的文藝工作很不滿意，所以毛澤東在跟陳伯達的一次談話中，談到周揚，希望周揚能夠“下去”——也就是下鄉。由于毛澤東是跟陳伯達談的，所以陳伯達也就對周揚下鄉一事給予關心。

“文革”一開始，周揚作為“四條漢子”之首，受到重炮猛轟。陳伯達作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也曾抨擊過周揚。周揚在“文革”之初，便身陷囹圄。此后，陳伯達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第四號人物”，處于一生的巔峰。在1970年8月的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遭到批判，從此下臺。不久，也身陷囹圄，與周揚一樣。

然而，在粉碎“四人幫”之后，周揚復出，重新擔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陳伯達呢，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6名主犯之一，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臺。

平心而論，周揚在“文革”前，囿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在中國文藝界曾推行“左”的路線。不論是“反胡風”、“反右派”，還是批判“丁、陳反革命集團”（“丁”，即丁玲；“陳”，即陳企霞）……復出后的周揚，卻有了深刻的反思，真心實意地向當年受到他的錯誤批判的文藝界人士道歉，從此深得文藝界的擁戴。陳伯達并非當年受到周揚錯誤批判的人，而是犯了嚴重錯誤以致嚴重罪行的人，周揚怎么關心起陳伯達來呢？

陳伯達：我垮臺因為和江青發生沖突

周揚從有關部門了解到陳伯達的一些情況，決定與陳伯達一晤。面對周揚的主動約晤，陳伯達當即答應了。

翌日上午，陳伯達把希望與周揚晤談的請求告知住在隔壁的公安人員。陳伯達的要求，迅速得到答復：當天下午，公安人員便通知陳伯達，經過請示有關部門，同意他與周揚會晤。

由于周揚前往陳伯達住處看望，諸多不便。于是，請公安部門派人陪送陳伯達前往北京西單絨線胡同附近安兒胡同周揚家中晤談，時間定在當天晚上7時。

陳伯達之子陳曉農記得，那天傍晚6時20分，公安部門派來兩位工作人員和一輛轎車，前來接陳伯達。那天夜里陳伯達回來時，顯得有些興奮，但是也已經有點疲憊。翌日早上，陳伯達起床比平常晚。起床后，陳伯達詳細地向兒子講述了昨晚的情況。陳曉農意識到這是一次很重要的會晤，隨即作了筆記。

據陳伯達說，周揚所住，是黃炎培舊宅，是個比較大的四合院。談話在會客室里進行。公安人員在另一處休息，并不參加他們的談話。除了周揚之外，還有周揚夫人蘇靈揚、周揚秘書一起參加談話。以下是陳曉農當時所記陳伯達回憶與周揚談話的部分內容：

周揚：你若不是擔任了后來那樣高的職位，情況也就不會那樣了?！都t樓夢》里說：“世人都說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你沒有能及時退身，地位到了那樣高，打倒陶鑄后，又位居第四。

陳伯達：但實際上并不由自己。周總理找我談話三次，要我當組長（指“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我都拒絕了。最后，周總理說：“你是共產黨員，難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嗎？”他這樣說，我無法再推辭，只好當了。至于排第四位，開始調整常委（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單就是把我排在周總理后面，我不同意，找到主席，說無論如何不能把我排在那樣前面。主席拿起筆來把排在最后一位的陶鑄同志的名字勾到我的名字前面，對我說：“你看這樣行了吧？”打倒陶鑄同志是后來的事。

周揚：我被關起來后，在監獄里聽廣播，開始還能聽到你的名字，后來再也聽不到你的名字，知道你倒了。我也很難過?！拔母铩敝心愕拿弊哟鞯米疃嗔耍鞘浊恢傅?。這次討論歷史問題決議（指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有幾位同志為你講了話，我也講了幾句，但主要是那幾位同志講的?，F在采取了區別，對你有些優待。

陳伯達：我自己以為優待我是因為我在阜平救過毛主席。1971年逮捕我，我在監獄門口不肯進去，大聲說過：“我救過毛主席！”開始關我的地方條件很差……大概我說的話傳上去了，幾天后把我轉到一個三層樓上，生活很優待……

周揚：那時我也在阜平，聽說毛主席那次很危險，但不知道是你救了毛主席。

陳伯達：我垮臺主要是因為和江青發生沖突，在廬山我還和周總理談到過，江青曾幾次想離開主席。

周揚：你在廬山是主張設國家主席的，當然現在也還要設國家主席，但和你們那時不同，你們那時要讓林彪當國家主席。

陳伯達：我沒有提過林彪當國家主席，我只是提請毛主席當國家主席。

周揚：……你現在寫些什么東西？

陳伯達：主要搞點經濟問題的材料，也寫了幾篇與文藝有關系的文字，不知你看到了沒有？（陳提到幾篇文章題目）

周揚：我沒有看到。

陳伯達：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藝有關的文章交給你看。將來如果能放我的話，你看能不能讓我在你領導的文聯做點小事情，比如搞點材料，我可能還做得來。進你們文聯的門，也需要有點東西（指作品）吧，這幾篇文藝的文章也算是我的一點東西。

周揚：這到時候再說吧。

《讀書》發表《求知難》內情

在這次談話中，陳伯達跟周揚說及“寫了幾篇與文藝有關系的文章，不知你看到了沒有？”陳伯達提到幾篇文章題目，內中就有那篇《求知難》。周揚說：“我沒有看到?！庇谑?，陳伯達便說：“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藝有關的文章交給你看。”陳伯達果然“向上面提一下”。于是，陳伯達所寫的幾篇“和文藝有關的文章”，便交到了周揚手中。陳曉農記得，此后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安排陳伯達前往香山春游。對于陳伯達來說，這簡直是破天荒的了。據陳曉農回憶，1982年11月的一天，那兩位曾經來訪過的老朋友，經過公安部門的同意，再度前來看望陳伯達。他們剛剛入座，那位與周揚相熟的朋友，便從包里拿出一本雜志，送給陳伯達。這是上月10日出版的第10期《讀書》雜志，上面刊登了《求知難》，署名“紀訓”。

那位朋友只是很簡單地告訴他，《求知難》是經過周揚閱后發表的。又過了一個月，這兩位老朋友又一次來訪，才把《求知難》發表的內情，詳細告訴陳伯達：自從陳伯達向“上面”提出之后，《求知難》等文章由“上面”轉到了周揚手中，周揚頗為贊賞。不久，《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總編輯、歷史學家黎澍去看望周揚，見到了陳伯達的這些新作。盡管黎澍在70年代末曾經發表多篇文章，嚴厲地批判過陳伯達，但是他和周揚一樣，十分欣賞陳伯達的新作。

過了幾天，黎澍向周揚借去陳伯達文稿。黎澍經過仔細閱讀，選中了《求知難》，認為這篇文章適合公開發表。黎澍把《求知難》托人送交《讀書》雜志，在第10期刊發了。對于《求知難》的發表，陳伯達十分感動。陳伯達說出發自內心的話語：“一個人一旦有事（出事之意），大家就都六親不認，這個風氣實在不好。所以，我要感謝周揚，還有幾位幫助發表我的文章的同志?！?/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