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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國民政府在抗戰之前的平穩安定中可以緩求進步，但是在抗戰期間日本重擊下，完全無法應付鋪天蓋地而來的災難。

　　1、人員臃腫的政府機構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政府編制的急劇膨脹。

　　中央政府部門公務員在1941年底已經達到30萬人，其中行政院的10部4會1署公務員人數也達到四、五萬人。到了1945年，內政部報告全國中央公務員全數約有33-34萬。較戰前增加四倍，另加工役16萬，較戰前增加2倍。純就中央機關公務員人數增加的本身而言，這個現象并不足怪。

　　因為1928-1937年，南京政府轄區土地面積和人口數字相當有限，有6-7萬中央級公務員已經足夠執行政府一般性功能。但是抗戰開始之后，中央政府所需要處理事務的復雜性，需要服務的人民群眾對象，需要調控的省份數目，都遠遠超過南京時期的和平環境，因此中央政府擴大人員編制，本應可視為正常合理現象。

　　但是問題關鍵在于素質，因為中央政府編制擴充和公務員人數暴增，并不是因為政府需要招聘更多人才去完成更復雜的任務，而是因為戰時大后方社會上游手好閑的人數增加，他們不去從事生產事業，為了討生活，好逸惡勞或是追逐名利，寧可擠進政府機關拿薪水吃閑飯，造成官員泛濫。

　　比如說，在南京時代，政府各部門招聘公務員，有一定程度的考選和甄審過程，可以保證一定程度的質量控管。

　　但是到了戰時重慶，則公務員身份變成兩類人追逐的對象。

　　一類是從長江中下游逃到后方的社會閑雜人士，離鄉背井身無長技，只求混得一官半職支薪糊口，避免進入本地社會去奮斗打拼。

　　另外一類則是大量后方省份的分子，運用私人關系或是賄賂手段，千方百計地鉆進政府，運用手中權力去提升他們在家鄉干預社會經濟事務的能耐。

　　1943年初，蔣介石已經察覺到問題嚴重性，并指示行政院把中央機關人員裁減四分之一，但是各個機關非但沒有遵行反而增加。有些機關假借名義成立各種虛無政務，雇用大批無用人員。

　　比如說，考試院因為考檢縣各級機關公職人員，以致增加許多員額。又如設立新機關，如黨政考績會，設計局，總動員會議等等，辦些不必要的事務，或是根本無事可辦。同樣現象出現在行政院本身。行政院兩個最核心單位分別是秘書處和政務處，在漢口時期只有80余職員，可是到了重慶（1940年初）卻膨脹到220余人。這股歪風不久也侵蝕到領導層，比如說1943年，院中簡任級高級官員20人中，完全掛名而不做事的竟達8-9人之多。

　　2、寡廉鮮恥的政府人員

　　冗員急劇膨脹的后果，除了增加戰時財政負擔外，更糟糕的是惡化了政府質量，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政治風氣，其二是行政效能。

　　就政風而言，中央政府一部分高級官員剛從南京撤退到武漢時，或許是因為軍事挫敗而對前途感到絕望，或許是因為一旦脫離南京穩定環境下的社會道德約束，以致喪行敗德行為在1938年1月份突然明顯增加，包括某些高官瘋狂性嫖妓、賭博、跳舞和姘居納妾。

　　徐永昌注意到，“多數人日言國家已至危險時期，而天天在吃喝嫖賭，不做好事。日言政府恐將不保，而有機會總是引用私人。”

　　亡國前夕寡廉鮮恥癥兆已經露出苗頭。

　　在高官之中，汪精衛改組派的骨干人員似乎表現得最為赤裸。比如說，行政院剛在武漢落腳，院內秘書羅君強就公開宣稱，既然日本人在華北已經成立新政權，則南京政府高官們就有許多政治出路可以選擇，何處待遇優厚，就可以去參加那個政權。

　　作為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的貼身親信，羅君強這種灰色失敗主義色彩，公開或半公開出現在武漢和重慶官場，當然會影響其他官員，助長高官醉生夢死風氣，但是行政院卻不做出任何紀律制裁。最后蔣介石忍無可忍只好親自下達手諭，命令行政院把羅君強撤職查辦。

　　有趣的是，盡管蔣介石以總裁和委員長的威嚴去為行政院整頓綱紀，但是行政院依然陽奉陰違，婉轉安排羅君強趕緊自行辭職躲避過風頭。蔣介石的無能為力氣得他嚴厲指責政府官員生活奢靡散漫，在重慶時期甚至超過武漢時期。

　　汪精衛其他親信們如曾仲鳴等人，對于嫖妓的興趣特別濃厚，他們在武漢法租界鐵路飯店內長期包租固定房間，供其每晚招妓取樂，高官間甚至互贈避孕保險套，雅稱為“如意袋”。至于牽涉賭博的人數就更廣。改組派干部每日呼朋喚友打麻將，輸贏數字極大。地點或在武漢商業銀行，或在明德飯店，通宵徹夜，樂此不疲。同樣地，跳交際舞成為時尚，政府官員和軍事首長皆趨之若鶩。

　　以政府官員固定薪水要維持如此荒淫奢靡的生活形式，當然使貪污腐敗和假公濟私成為不可抗拒的引誘。毫不奇怪地，就在淞滬戰役面臨一敗涂地的國難國恥關頭，孔祥熙適時回國。中央政府各部會首長毫不猶豫地安排豪華宴席為之接風，被當時社會譏為“富人一席宴，窮人半年糧。”孔祥熙也安然領受。

　　到了1938年中期，行政院一位高官感嘆，一群黨政高官到酒樓茶館聚會、喝酒、混女人、跳舞，已經成為武漢某些高官的生活“常態”。

　　蔣介石個人對于這類行為原本就深惡痛絕，在耳聞目睹公務員狎妓跳舞等行為來勢洶洶后，命令行政院明令禁止，而他本人又連番通令申誡，試圖采取極端手段加以制止。

　　為此他曾經在二三百位高官集會時公開宣布，打麻將“等于賣國”，敢打麻將者抓住就槍斃，抓不住者也被他咒忌為“不是父母生的”。

　　為了禁止跳舞，蔣介石又拘捕了委員長行營工作人員作為懲戒。諷刺的是，蔣介石明令嚴禁宴會和狎妓宥酒，但是酒家生意分外興隆。由于副總裁汪精衛手下親信和行政院本身高官，就立下了一個政風不正最顯眼的壞榜樣，禁令根本等于具文。

　　更具諷刺性的是，蔣介石由于看到行政院無法端正政風，所以只好另起爐灶，命令“別動隊”偵查黨政人員不正當行為。豈知這些下級干部卻在旅館里包下許多房間，自己招妓聚賭，終夜跳舞，正經事一概不管，只知造謠誣陷，更加抹黑了政府的形象。

　　雖然汪精衛在1938年底逃離重慶，而他的幾位重要干部也隨之離去，但是腐敗政風已經難以逆止。到了重慶時代，行政院依然維持以豪華排場宴客。特別是行政院習慣性地要招待各省到重慶出差的官員（省主席，廳長等大官），以致某些行政院高官心懷躊躇滿志，而口頭故作姿態地抱怨一日需要赴宴2-3次，多至5次，成為官場生活常態。雖然戰時提倡節約，但是這類宴會決不可以從簡，依然提供山珍海味。

　　同樣地，即使在重慶承受大轟炸之際，行政院高官們仍然在家中打麻將，通宵不散。他們所為不是家庭消遣而是聚賭，輸贏數額很大（300-400元），職員輸錢之后就向公家預借下個月薪水。更有甚者，還有高官擁資超過百萬元，組織淫窟，引誘青年女子做色情交易。吃喝嫖賭成為戰時部分高官的生活標志。

　　3、損公肥私的政府官員

　　官員在其他方面的腐敗表現也花樣翻新，層出不窮。

　　比如說，高官把私人和家庭開銷交由政府付帳，成為慣例。行政院某位秘書長住所相當豪華，每月高昂的租金（700元）從他的機密辦公費中報銷，甚至家中私人開支也向行政院報帳。

　　由于行政院秘書長和各部會首長的待遇沒有明確規定，可以任意報銷，結果是長官的待遇從優，而一般公務員則一切從簡。此種情形遍布中央許多單位，造成高度不公平。而為了替長官掩蓋這類假公濟私的劣行，各機關的庶務科工作人員多半由長官安置親信。

　　其間最過分的例子可能是1940年的內政部部長，由于花費巨大超額而無法由部內經費報銷時，居然授意屬下職員利用私人關系，去買通審計部予以報銷，并且在事后提升該職員為禮俗司長作為報償。豈知該職員食髓知味仍想進一步高升，于是鼓動其他職員內斗，在內政部內大量寫匿名信互相攻訐。

　　同時由于內政部職員間賭風猖獗，該禮俗司長又搖身一變成為地下“頭家”，手中操控許多中下層職員的薪水作為賭注。內政部本應是一個“清水衙門”，尚且發生如此多的綱紀敗壞行為，其他實權和財力雄厚的機構，其貪腐程度當然更為惡劣。難怪根據高官間傳聞，中央銀行連副總裁夫人的汽車，紙煙及家用雜物均由公費支付。

　　除了居屋和家用之外，某些高官利用公款建造私人別墅和家庭專用的防空洞，也形成一股特權歪風。重慶市自從遭受敵機轟炸之后，高官們在近郊鄉間建造別墅蔚然成風。不但自己的家人和傭仆下鄉，連公文也脫離辦公廳而派專人送到下鄉，造成大量人力和時間浪費。

　　同樣地，重慶市政府為了應付敵機轟炸搶建了大批防空洞，雖然遠不足于人民群眾的需要量和轟炸的損毀速度，但是對于中央政府機構肯定已予特別照顧。而行政院和中央各部會也備有本單位專用防空洞，設備規格也優于一般民用防空洞。

　　但是某些高官們仍然不滿足而要建造更精致堅固防空洞供家庭專用，而建筑費卻要由公款支付。

　　這種特權思想在行政院內不斷引起糾紛和職員們反感，卻無法加以整頓，因為往往是由上級領導率先破壞所致。

　　難怪一位高官不禁感嘆，“中國人最喜歡要他人守法，自己例外，自己方便 ….。 高級的人員是最感覺到一守法規便于自己的尊嚴有礙的。法之不行自上破之，真是今古如出一轍。”

　　又說，防空洞使用和高官特權思想問題居然需要在行政院高層反復討論而不能解決，可見“是反映我們中國社會的弱點，不肯遵守法律，祗顧私人便利。這種現象出現在最高行政機關，而且是科長這一階級的人違犯，真是一件最可注意的事。”

　　雖然在蔣廷黻主持行政院秘書處工作期間，曾經嚴詞申斥違反防空洞紀律的領導們，但是無力扭轉趨勢。

　　4、蛇鼠一窩的官僚系統

　　諸如上述明目張膽地公器私用的行為，看在其他中央政府部門眼里，當然就會為腐敗官僚大開方便之門，肆無忌憚地加以仿效。

　　一個離譜的實例來自農林部一位部長，他在1943年請病假兩個月在家修養，卻濫用公帑十余萬元，已經成為政界丑聞。但是這位部長1944年又違法侵占民地和征用民工，修筑一條專供他家人使用的道路。當老百姓向行政院和監察院投訴時，該部長居然警告行政院說，如果停止該項工程將有損農林部威信！至于其他中央部會在各自領域內的貪腐現象，也日趨嚴重。

　　比如說，早在1939年財政部（孔祥熙主持）就以敵機來襲為借口，加發職員兩個月薪水，而行政院職員們聞訊后也醞釀依例辦理，此等行徑等于是趁機瓜分國家資源。而糧食部高級官員舞弊贓款往往高達數百萬元。至于省縣級糧食官員的舞弊，更是全國普遍現象。

　　這種露骨的貪腐行為一直污染到最上層。一個突出的例子是中央黨部秘書長在1943年以5萬元公款購置新汽車，而且把單據呈交公家報銷結案。然而在新車購買后不久，立即多次向政府報賬，以巨款購置新車胎，于情于理無法解釋，因此被懷疑是以公款囤積器材轉手牟利，甚至驚動了中央監察委員會關注。

　　想不到兩年之后，汽車成為市場搶手貨品而價格暴漲，他想把汽車占為私有，因為一經轉手就可以使一個幾萬元的公家物品變成幾十上百萬元的私有財產。為此，他居然向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要求索還當初購物單據予以銷毀。在受到該委員會拒絕受理之后，更動用中央執行委員會勢力，最后達到目的。

　　按中央監察委員會在南京時期，任用黨內年高德劭的領袖們主持其事，尚能以嚴謹態度處理黨內綱紀案件。但是在重慶時期，蔣介石改為任用政府官吏（朱家驊、吳鐵城）辦黨務，風氣為之一變。一位高官私下不禁嘆息，“各部處之工作以及供應，專為首長一人。在黨部不準報銷不能報銷，由主辦事務人員用偷天換日之手段以造報銷”。

　　中央監委會只能查核有實據的案件，對于造假案件卻無法判定。這個全國皆然的體制漏洞，不但為政府高官們大開方便之門假公濟私，而且讓這些承辦造假的事務人員也雨露均霑，進行大規模分贓，成為政府財政資源流失的一個嚴重漏洞。

　　這類案件也間接地顯示一個現象，那就是戰時最高中央黨政機關不在竭盡智能地拓展抗日工作，而在耗日費時且絞盡腦汁地擺平內部人事糾紛。

　　5、汽油方面的案例

　　行政院高官還在許多其他方面，為戰時重慶樹立了一股惡劣政風的榜樣。

　　比如說，抗戰時期汽油嚴重短缺。對于節省汽油一事，抗戰時期曾經用一句生動口號“一滴汽油一滴血”去形容它的珍貴。蔣介石也曾經嚴令限制非公務員不可乘車，甚至指派憲警在公路上檢查，雖然是高官眷屬也不許通融。

　　看似雷厲風行，但是政府高官卻置身法律之上。以1940年為例，全國每個月必需保留最少20萬加侖汽油供機械化部隊和電臺兵站使用，但是國內生產量只有一萬加侖，絕大部分必須依賴外國輸入。而正在此時英國和法國又突然宣布在越南和緬甸施行禁運，使國內汽油儲存量最多只能夠維持6個月作戰。

　　在如此嚴峻情況下，高官們用油量卻完全沒有克制。其實早在武漢時期，民間就指責中央政府高官濫用公家車輛穿梭娛樂場所，過著燈紅酒綠生活。根據張群報告，中央機關人員到重慶后肆意使用公家車輛游山玩水，給四川人民留下惡劣印象，但是風氣無法遏制。

　　1940年7月以前，由軍委會批準中央機關有權購買汽油的汽車已達2000輛，重慶市狹窄街道交通為之擁塞，已經充分顯示高官特權作風。7月國際汽油危機爆發，軍委會把原本核準數量由2000輛減為700輛，規定其他1300輛必須移至市郊停止使用。

　　蔣介石本人也以身作則。他在南京時代的公務汽油使用量配額是3500加侖（月），1940年7月份緬甸禁運后自動減少到2500加侖，8月份更減為500加侖。

　　但是蔣介石個人的簡樸并沒有產生示范效應。在重慶市區和飛機場之間接送親朋好友，或在城市內辦私事的公家汽車依然絡繹不絕。

　　盡管蔣介石在國府擴大紀念周上嚴厲批評出席的高官，但是沒有發生作用。最具諷刺的例子就是行政院本身。

　　它在1943年每個月全部辦公費為30萬元，僅僅是汽油費一項就占去8萬元，而汽油費大部分是少數幾位高官（及家人）所專用。

　　更荒唐的是，在政府機構中普遍彌漫吃里扒外的生活形態。以行政院為例。官員宿舍離辦公廳不過十余分鐘步行距離，但是官員們不屑走路，堅決要求政府提供交通車或轎子代步，不但要求公費支出，還對轎夫們百般侮辱，幾乎引起暴動。蔣介石得知后明令取締官員乘轎，特別責令財政部不許動用公款支付交通費，但是中央部會充耳不聞。

　　6、奢靡浪費的官場作風

　　上述這些貪腐行為尚可以隱藏在高官圈內，避開老百姓視聽。

　　但是高官們的糜爛生活就成為市井小民日常目睹的現象，包括他們的婚宴喜慶在大酒樓豪華設席，喜帳花籃掛滿四壁，公務汽車阻塞街道等，都無可遁形。

　　尤其是金融財務機構（銀行宿舍）周邊停滿汽車，接送賓客和家人宴客和看電影，更是司空見慣，看不出戰時氣氛。徐永昌痛心地批評，“今日之所謂官其十九時間耗于應酬與會客，所會之客亦絕非為公事，如此方見稱為好官。”

　　而行政院高級領導陳克文也感嘆，“今之居高位者，大部分之精力皆耗于人事之上應酬敷衍，真正為職務而消耗者恐僅十之二三耳。”

　　在武漢時期國難方殷，行政院各部會首長為孔祥熙祝壽，在鹽業銀行舉行豪華宴席，已經招致物議。但是到了重慶時期，政府高官做壽的鋪張，吃喝送禮的豐厚，變本加厲而成為時尚。

　　與此同時，重慶官場流行趨炎附勢，也蔚然成風。某些官員的名片，居然在正面慶祝抗戰若干周年，在背面印蔣委員長肖像。也有在正面印“國之慈母-蔣宋美齡”，背面印宋美齡玉照。極盡拍馬丑態。

　　高官們的奢靡浪費作風還表現在行政院其他方面。

　　比如說，行政院庶務科為了討好上級，在采購文具時堅持購買昂貴外國貨。上級這般浪費和間接貪腐當然讓中下級耳濡目染，群起效尤。長官有房子住，有汽車，有特別待遇和“特支費”，誠然遙不可及。但是中層以下職員們就可以在茶葉，香煙和火柴等明明屬于個人消費物品上動腦筋，公然要求國家免費提供。吃里扒外的作法在行政院上行下效，成為風氣。

　　此外，行政院假借為了接待外賓和維持國家體面的名義，還特別在1939年建造一個外賓招待所，成為重慶市最豪華建筑物。餐廳掛滿西洋油畫，供應精致西點，包括從香港專程空運而來的洋酒和黃油，是戰時重慶市最高檔享受。當時已經有人感慨指出，英法德等各國在打仗半年內就開始計口授糧，從元首至平民一律嚴格遵守節約法則，而中國仍然如此享受奢侈。

　　更有甚者，由于戰時外賓很少，因此這些設備平時其實是供給行政院高官享用，一切由公費開銷。美食醇酒之余，當然少不了洋煙。而高官講究抽洋煙在戰時更是普遍風尚。依據1940年初市價，洋煙“炮臺煙”或“駱駝牌”，每一支煙的價格已經等同普通市民吃一頓飯費用。到了1942年炮臺煙一筒漲到500元，而在高官群中盛傳某高官每天要吸1-2筒，月費超過一萬五千元。

　　依照有心人的估算，應該遠遠超過國軍一個連級單位官兵們一個月的生活費用。

　　某些高官這種巧取豪奪奢靡淫蕩作風，不但令路人側目和沉重地打擊了重慶政府在廣大后方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象，而且也必然嚴重打擊到它的工作效能。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