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規定》正式實施，確實改變了“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晉升窄道，讓基層公務員多了一條奔頭。

六年過去，政策確實讓不少人職級高了，工資漲了，但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職級并行之后，有的時候出現級壓職、職升難現象。

“級壓職”：副局長管不動調研員？

比如，單位副縣級的副局長面對著二級調研員的同事，論職級比他這個副處還高半格。每次布置任務，對方要么慢悠悠回一句“我當年當科長的時候……”，要么干脆跳過副局長直接找局長匯報。這種“級高壓職”的尷尬，在基層單位幾乎成了新常態。

有的鄉鎮書記碰到的更棘手。班子里的四級調研員是從縣直調來的“老同志”，仗著職級高，開會時公然對書記的決策唱反調，攪得班子會議屢屢卡殼。“現在安排工作得先查對方職級表，生怕踩雷”，一位科長苦笑道。原本激勵干部的職級，反倒成了工作協調的絆腳繩。

“職升難”：天花板提前降臨

區里的小趙熬了十年科員，終于晉升一級主任科員，工資漲了，心里卻高興不起來。想競聘科長時，才發現路比以前更窄了：副科崗位從3個壓縮到2個，還得優先給有基層主官經歷的人。像他這樣走職級路線的，想轉實職時名額早被“凍結”了。

更深的焦慮藏在“非領導”標簽里。以前熬到副處還有望當局長，如今職級升到調研員，反而被釘在“虛職”板凳上，離實權崗位越來越遠。“工資多了幾百塊，說話的分量還不如科長”，市直單位一位四級調研員感慨。職級本應是階梯，現實中卻成了透明的天花板。

“權責亂”：干活的待遇低，高待遇的不干活？

街道辦的王麗每天處理幾十件群眾訴求，疫情時連續駐點一個月，職級仍是三級主任科員。隔壁科室的老周卻是二級主任科員，每天只整理檔案，活少錢多。同一間辦公室更魔幻：老張以四級主任科員身份當科長，三級主任科員小李反而聽他安排，兩人工資差幾百塊，分工卻一團亂麻。

權責邊界模糊導致推諉扯皮不斷：出了問題，“職級高的頂鍋”；評先進時，“職務高的優先”。政策雖明確“職級與待遇掛鉤，不與權力綁定”，但現實中二者根本撕扯不開。有干部職級套轉后既當領導又當辦事員，出成績歸領導，出問題推給辦事員——責任像掉進灰色地帶，再也拎不清。

破解之道：讓職級回歸責任本位

政策初衷是好的，為何落地就變味？根子還是“僧多粥少”加“規則模糊”。財政寬裕地區能足額兌現待遇，窮地方連職級名額都要摳；有的單位看能力，有的純拼資歷。更糟的是，領導既占職務又搶職級名額，把普通公務員的晉升路堵得更死。

要解開死結，關鍵兩招：明確職級與職責邊界，讓“有級者”要么擔責、要么讓權；打通職級與實職的轉換通道，避免走職級的干部淪為“邊緣人”。

畢竟無論職務職級，最終都得與責任對等掛鉤，干活的人才不會寒心。

當每一個崗位的付出與回報真正匹配時，“新不等式”才會變成激勵擔當的“新等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