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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置模仿普通本科,以理論教學為主,缺乏職業本科應有的注重實踐培養特色,很少有企業背景的老師參與授課,幾乎沒有前往企業實操的機會。”
文 / 巴九靈(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從民辦職業本科畢業一年后的小王已拋棄專業所學,成了武漢的一名夜班銷售。
另一位從公辦職業本科畢業的小張正惴惴不安地“二戰”考公考編。
近日,鄭州鐵路職業技術學院的“招本”計劃,沖上熱搜。
其動車組檢修技術、高速鐵路綜合維修技術、鐵道交通運營管理專業招收45個本科生。
動車維修人員多為大專本科以上學歷
據智聯招聘:2024屆高校畢業生的單位就業率為55.5%,其他主要為慢就業(19.1%)、自由職業(13.7%)、國內繼續學習(6.5%)。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該校近三年畢業生就業率均超90%。
“本升專”現象,凸顯了近些年高歌猛進的職業教育。尤其上半年,教育部新設32所職業本科院校,全國職業本科大學數量達87所。
為此,小巴和職業本科生、高職管理層及培訓機構負責人聊了聊,獲得些一線觀察。
小王們的憂傷:
不僅僅是吃螃蟹的人
2020年,帶著“賭”的成分,希冀掌握一門在經濟趨緩下混飯吃的手藝,小王成了全國首批職業本科學校——中部省份一家民辦職業本科學校的學生,學的是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
“當時就想著過本科線沒有太多,高中老師也推薦,說萬一能成為第一個吃到螃蟹的人。”小王對小巴說道。
類似心理不少見。“剛開始填志愿不懂,只知道是公辦,我的分數也不是很高。”2021年進入北方二線城市一所公辦職本的小張對小巴回憶當初的選擇。
結果四年過后,均不及預期或者難言收獲。“不像第一批吃螃蟹的,有點像小白鼠。”小王不安道。
從大二下學期開始,他開始意識到“職業本科”仍然停留在口號層面,難以落實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之中:
課程設置模仿普通本科,以理論教學為主,缺乏職業本科應有的注重實踐培養特色,很少有企業背景的老師參與授課,幾乎沒有前往企業實操的機會。
小張坦言“學校比較重視,宿舍跟專科分開,專門遴選各科優秀老師,老師都比較負責”,但同樣認為教學特點還是老一套,“就是講理論,剛開始改變,或者說沒有改變”。
當然,存在一些例外情況。比如,小張介紹了一個自驅力強的同學:從大一開始,他就加入一個工作室做設計建模,跟老師搞比賽、向學長學經驗,成了優秀畢業生,去了北京研究單位。
職業院校技能大賽上的參賽學生
但總體來說,如小張、小王等多數普通學生對所學專業的興趣并沒有被成功“召喚”,且在現實的就業環境中進一步感受職本學歷的逼仄——比如,央國企、考公考編單位及私企普遍認可度均偏低,職業本科不如普本好用或需明顯解釋成本,于是很快將所學拋棄。
“現在很多單位報名條件里面沒有針對職業本科專業的,代碼不一樣。如果較真就不行,心里不踏實。”小張說道。
而小王的同學們也大都轉行了。
都在摸著石頭過河
職業本科也在摸索
小王、小張的境遇可能更多是個案,未必具有普遍性。
即便是對所學感到失望的小王看來,部分標桿學校仍值得仰望。
比如,2020年成為全國第一所公辦職業本科的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大學、2024年物理類投檔最高分超過廣東本科線158分的深圳職業技術大學。
據知名大學排行榜“軟科中國”,在2025公辦職業技術大學排名中,深圳職業技術大學與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大學分別排在全國第一名和第八名,以立德樹人、辦學定位、師資條件、培養條件、學生發展、服務社會等指標所統計的總分分別為451.4、230.9。
“職業教育發展時間還比較短,規劃還沒有特別清晰,更多時候都是邊摸索邊往前走。”河南經貿職業學院的一位二級學院院長對小巴指出。
在招聘會上了解崗位信息的畢業生
這很大程度上意味著職業本科明顯分化,不能一概而論,更不能一擁而上。
可進一步佐證的是,以納入2025職業技術大學排名的37所公辦職業技術大學來說,300—400分段的只有3家,200—300分段的有9家,100—200分段的有14家,100分以下為1家。
2025民辦職業技術大學排名顯示,200分段以上的僅有一家,100—200分段的有19家,100分以下為3家。
◎ 從其他角度而言,有民辦與公辦的分化,以及民辦與公辦內部的分化。
2019年5月,教育部批準的全國首批15所職業本科學校,清一色為民辦背景。2020年,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大學成為全國第一所公辦職業本科,但該年其他五所院校均為民辦。
2021年,公辦職本才成為主力。11個學校中,公辦占了9個。此后,公辦職業本科完全成為主流,到今年,新批復學校均為公辦職業本科。可見政策重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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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辦職本很大程度起到了“探路先鋒”的作用,上述小王的經歷或可以看出這一歷程并不盡如人意。但小張的經歷同時也表明部分公辦院校在職本建設方面,優勢仍不明顯。
◎ 其次,有經濟較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分化。
知名職教機構萊茵科斯特的產業人才研究院常務院長高萍對小巴提到,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地區的職教水平整體發展更加突出。
比如:“廣州的職業教育,立足于市場需要什么樣的崗位,學校就培養什么樣的學生,而且從內陸省份挖了很多好老師。”她說道。
此外,如“德企之鄉”江蘇太倉,2001年率先引入德國雙元制教育模式,目前吸引德資制造企業達550余家,累計利用德資超60億美元,年工業產值超600億元。
◎ 第三,有堅定改革與墨守成規的分化。
小王與小張所在的民辦或公辦職本或可算“墨守成規”,難凸顯“職業本科”優勢。
這類情況并不少見。“最普遍的想法是,我好不容易成本科了,整個課程體系就要跟本科對照。”一位行業資深人士透露。
她調研了今年一家排名靠前的新晉公辦職本學校后說:“更多在普通本科基礎上,再加強職業教育,在普通本科和高職的中間做融合。”
職業學院,學生在進行工業機器人實訓
堵點何在?
校企合作、評價體系的傳統束縛太深
從2019年以來的職教升本浪潮,拉拽起了整個職教網絡的升級之路。
據小巴了解,河南經貿職業學院今年或將評上第二期“雙高計劃”(高水平學校和高水平專業群,相當于本科屆“雙一流”)推薦立項建設單位。本期遴選高職院校在60所左右,該校目前是河南省推薦立項單位。
“原來更多是榮譽,現在直接給經費。”該校一位二級學院院長對小巴說道。
與之相對應的是多年的努力:管理“半軍事化”,教師與學生每天刷臉打卡,老師遲到1秒鐘會被處分;注重產業融合,在二級學院罕見設置產業融合副院長,負責主動引進企業合作;注重就業匹配,遴選一批招聘條件為專科起點的企業,保障和豐富畢業生就業選擇。
學生在智能制造柔性生產線實訓
“現在很多職業學校老師學歷水平很高,不少學校老師能招到博士甚至教授,此外,數控機床、機器人、計算機等實驗室條件都非常好。”江西新能源科技職業學院新能源汽車技術研究院院長張翔也對小巴說道。
部分企業開始深入學校體制。2019年,萊茵科斯特承接了教育部推廣德國先進職業教育的SGAVE項目,已與六七十家高職建立合作,提供人培方案、實訓場地建設、教師培訓、教材輸出等服務。
——它們有十多年德國雙元制職教培訓經驗,100多個企業工程師背景、均考取了德國AEVO資質(德國職教資質)的培訓師,在全國建了14個基地。
但隨著往深處邁進,這些一線資深從業者感受到的堵點也更加突出。這很大程度助長了部分職本“墨守成規”。
◎ 首先是,校企合作存在明顯的堵點。
“學校和企業的深度融合,非常困難。”上述河南高職學院院長強調。
企業方面,缺乏利益驅動;學校方面,現有財務制度導致難以靈活用工,針對教師缺乏額外績效激勵措施,促進其投入更多精力參與創業。
或因如此,據研究論文《本科層次職業教育發展現狀及可為路向——基于31所職業本科院校質量年報(2023年)的實證分析》:
31所院校中,橫向技術服務和非學歷培訓到賬經費在1000萬以上的學校僅有13所,且500萬以下的有13所,這與“本科學校設置標準”所要求的“橫向技術服務與培訓年均到賬經費1000萬元以上(文科專業為主的學校500萬元以上)”的要求對比看,僅有14所院校達標,達標率不到一半。
圖源:《本科層次職業教育發展現狀及可為路向——基于31所職業本科院校
質量年報(2023年)的實證分析》
“反映了職業本科院校開展橫向技術服務的意識不強,與企業合作少或沒合作。”論文主要作者蕪湖職業技術學院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曹玉娜分析道。
◎ 其次是,學校和學生評價體系存在明顯的堵點。
基于校企合作不暢,職業教育面向就業,注重培養學生應用能力的目標往往難實現。
所以,多數學校仍然更著眼于拿獎、課題、項目,以逐步增強學校各類資源實力以及擴大招生,以致專業設置易脫離市場需求,不斷輸出空有學歷而缺乏應用能力的畢業生。
比如,高萍提到:“上個禮拜與名校長高級研修班的學員們交流時,他們說我們學校專業,在附近找不到相關企業的崗位。”
據統計,2025年,學前教育、建設工程管理、商務英語、工商企業管理、市場營銷撤銷或停招專業點數量排在前五,最高達10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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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核心在頂層設計
總結來說,盡管“職業本科”這類名目新且好,但配套的針對固有體系的深化改革才是關鍵,否則可能導致“新瓶裝舊酒”的現象。
而什么是深化改革的牛鼻子?多位業內人士認為,政府認可度高,社會認可度就高。核心還是頂層設計。
比如,常常被視為中國學習對象的德國職教的情況是:德國行業協會而非政府教育部門充當職業教育的主管機關,通過制定職業標準、規范培訓內容,促進校企溝通合作,使職業教育與市場需求相適應。
因此,德國職教老師更多講技術應用的疑難問題,而非輕松可查的知識點;更注重考核學生的發散性思考能力或者項目成果,而非應試能力。
當職本生涌入職場,猛地發現央國企、考公考編單位及私企“愛搭不理”,這毋庸置疑是缺乏頂層設計的表現。
另一方面,當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隨著職本教育興起,一大批素質相適應、擁有新式教育理念的職本教師隊伍,從何而來?學校內部可以完成自我更新嗎?
當高萍們忙著和各類學校談判德國職教項目得不到理解時(他們只有建議權),一位德國專家意味深長地對她說:
“你們所做的事情,應該是國家做的。”
本篇作者|林波|責任編輯|何夢飛
主編|何夢飛|圖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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