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是“愛打險仗”的軍事家，有著“險中求勝”的作戰風格。他在軍事生涯中指揮過多次險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大險仗：

一.車橋戰役（1944年3月）

這是粟裕未經新四軍軍部批準，面臨“無組織無紀律”的追責風險而擅自發起的對日軍車橋據點的攻堅戰。此戰中，他采用“掏心戰術”，以五個團圍攻日偽軍核心據點，同時阻擊多路援軍。結果，他殲敵960余人（含日軍460余人），生俘日軍24人，創下新四軍對日作戰規模之最。

后來，盡管饒漱石批評粟裕“冒險”，但毛主席高度肯定，稱粟裕“將來可指揮四五十萬軍隊”。

二.孟良崮戰役（1947年5月）

1947年春，在敵45萬重兵密集靠攏的態勢下，粟裕決定“虎口拔牙”，集中五個縱隊圍攻蔣介石精銳整編74師，同時以四個縱隊阻擊外圍10個整編師援軍。在敵援軍最近時，僅距孟良崮數公里，華野腹背受敵，稍有不慎即可能全軍覆沒。但是，在關鍵時刻，粟裕利用張靈甫孤軍突進和敵軍的內部矛盾（如李天霞、黃百韜救援不力），以“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的膽略，3天內全殲74師3.2萬人，擊斃張靈甫。此一冒險之戰粉碎了蔣介石對山東的重點進攻，毛主席評價其“意義極大”。

三.豫東戰役（1948年6-7月）
1948年，粟裕率華野、中野等部20萬人，在敵25萬兵力的包圍中以險仗巧妙破敵”：先攻克開封吸引援軍，再圍殲區壽年兵團。戰役中，粟裕在敵兵碾壓之時，冒險打開封，隨后又主動放棄開封，誘敵深入，在睢縣地區分割敵軍，以運動戰創造局部優勢殲敵，大獲全勝。

此戰被粟裕稱為“最復雜、最艱苦的戰役之一”，同時也成為解放戰爭中我軍攻守態勢的轉折點。

這三場戰役均體現了粟裕“絕境作戰”的打險仗特質。粟裕這種風格的形成與成功，既有客觀環境的逼迫，也有其個人軍事才能的支撐。

一、粟裕打險仗是環境所迫與生存的需求。

粟裕曾長期孤軍作戰。如在浙南游擊時期（1935-1937年），他僅率數百人面對敵數萬兵力的圍剿，與敵人相比，紅軍游擊隊在兵力、裝備、補給均處于絕對劣勢。為生存，粟裕不得不“冒險”。

在解放戰爭中也是如此。華野長期戰斗在蔣介石的統治中心區域，四面都是強大的敵軍，有時甚至需要對抗五六倍的敵軍，為了生存，他不得不以小搏大，冒險去打。

二、粟裕有著險仗能贏的軍事特質
粟裕愛打險仗，但是又善于戰前計算與戰斗中的細節把控、靈活應變。這是他打險仗能贏的獨特軍事特質。

粟裕每到一處必掛地圖，反復研究地形和敵情。例如孟良崮戰役前，他在轉戰中天天通過分析張靈甫部孤軍突進的態勢，然后精準預判其可能固守花崗巖山地（不利修工事），從而集中兵力速殲。

在黃橋戰役中，他通過“減去”敵軍右翼中立部隊（“二李一陳”），將實際對手從3萬人減至7個團，通過這樣的精細算計，他認為此戰，新四軍在整體雖然處于劣勢，但在局部上卻占有優勢。

在戰斗中，粟裕精于細節把控，還善于靈活應變。如在蘇中戰役中，他以3萬兵力對12萬美械裝備的敵軍，其中，七次進行機動調動，每次集中6倍兵力，
出敵不意殲敵一部，最終才實現七戰七捷，扭轉了蘇北的不利局面。

三、粟裕愛打險仗，非盲目冒險，而是“險中求穩”
粟裕的“神仙仗”背后有著“險中求穩”的邏輯。林彪評價粟裕“盡打神仙仗”，并坦言“他打的仗我不敢下決心”。事實上，粟裕的這種“神仙仗”實為風險可控。

如在豫東戰役中，粟裕在兵力不足時仍堅持圍殲區壽年兵團。這是因為他精準預判了敵援軍動向（如黃百韜部），能夠避開了敵援軍的支持，于是最終達到了全殲區壽年兵團的目的。
粟裕的“險”，本質上是逆境中的創造性的致勝決策。

粟裕打冒險仗的勝利依賴，有三大支柱：

一是客觀敵情逼出來的勇氣，即無退路時敢放手一搏；
二是主觀測算的“穩重”，以縝密的分析來支撐打冒險仗——表面的“險”，實則是“穩”；

三是軍民一心的執行力。每一次戰役都是士兵愿效死、百姓愿支援。

因此，陳冠任著《戰將：中國人民解放軍傳奇將領紀實》一書說：“粟裕的仗‘看似險，實則穩’，每一步險棋背后，都是他對戰爭規律的極致掌握。”該書為經典軍事暢銷書，史料真實，觀點深刻，情節曲折，深獲讀者們的喜愛，是一本難得的軍事人物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