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差不多成了無國籍、無信仰、無習慣的快樂物種。

22歲意大利青年安德烈·卡瓦祖蒂經由香港，闖入尚未完全蘇醒的中國大陸，那是1981年，他沒想到自己，在這里一呆就是40年。

在這里，他安了家，娶了中國太太，練就了一口麻溜的京腔普通話，時不時蹦出地道的幽默感。

跟大多數來中國“淘金”的老外不同，老安放棄外企中國首席代表的高薪生活，成為獨立影像人，跟中國文化、藝術家們混在一起，比如王小波、曾梵志、方力鈞、劉煒等。

“那時候大家都窮，我還算是那撥人理有錢的，吃飯買單都是我。”

在他最新出版的中文書《氣呼呼的小詞典》，拿下了豆瓣8.6高分。里面記錄著，曾梵志當年是帶著羨慕，目光盯住他半天后說：“你想，了不得，你從出生以來穿的都是意大利服裝！”

但是若干年后，成了大名的畫家朋友就開著嶄新的法拉利來了，而老安的家鄉就是法拉利出產地，他卻從來沒有開過、甚至坐過。

錯過無數次在中國可以暴富的機會，取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但老安又絲毫不在意。

他拍下了超過60萬張照片，用獨特的視角、鏡頭，捕捉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那些微妙、易逝卻又極具張力的瞬間，其中一部分收錄在攝影集《稍息：1981-1984年的中國》中。

作為唯一一位完整記錄中國改革開放全程的外國攝影師，老安也是中國當代藝術變遷的見證者與參與者。

后來他聽說，像他這樣在中國待了大半輩子，混跡中國人的圈子的外國人，被親切叫作“中國人自己的老外”。

老安把中國通分為三種：猴子、狐貍和狗狗。

在他看來，猴子老外為了被接受，而拼命努力趨同；狐貍老外中文很好，但內心根本看不上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做任何事情不過是為謀利；狗狗老外被中國人當自己人，是哥們兒、姐們兒，但畢竟不是一個物種，它還保留著自己的原有特色。

走南闖北

記錄最真實的中國

80年代初的中國，在細節處透露著與世界接軌前的陣痛與好奇。

物資匱乏仍是生活的底色，作為外國留學生，他每月140元的獎學金看似不少，卻幾乎僅夠給意大利的母親打一次長途電話，生活仍需家里接濟。

“好在沒有太多可買的東西。”他略帶幽默地補充。老安需要憑“優待證”才能用人民幣支付，否則只能使用特殊的外匯券——一種與人民幣樣式迥異的貨幣。

“沒有隱私，但有種奇異的親密”。“透明”是他對80年代中國的定義：“所有東西都擺在外面，能找到人的狀態”。

在街頭，他常常成為被圍觀的對象。“你在上海只要一上街，所有人開始圍觀，盯著你看。”相比之下，北京因外交官、記者較多，人們對“洋面孔”稍顯習慣。

他不為名勝古跡而來。“那些有名的地方人會專門去看，現在很多熱門打卡點已經變成一些大的符號，不像話。實際上，人的99%的生活是在另外一種環境里過的，這個環境也有它的美，它的韻律。”

他更想找出那種普通的美。他拍攝敞開的商店、單位、住家，里面的人在吃飯、看電視，“大家沒什么隱私…一邊走一邊能看到人在生活…這種體會挺好，在意大利是看不到的。”

在廈門，他記錄路邊小攤的海鮮；在青島，鏡頭不經意間掃過海軍的身影；在福建，他試圖尋找一張老照片里岷江上美麗的島嶼，卻遍尋不著。這些場景，如今已成為一個時代的切片。

為避開圍觀，他常蹲守數小時等待人群散去。在青島沙子口，因拍攝海軍基地被關進小屋時，窗下突然彈出一個豬頭，前腿搭在窗沿津津有味張望。他在《氣呼呼的小詞典》“海軍”這章回憶道：“如果大家扔幾粒花生米就好了——我餓死了”。

藝術家陳丹青評價他的照片“精心構圖到難以察覺”。但老安坦言，拍攝時并未刻意為之。他只是本能地按下快門，捕捉那個剛剛蘇醒的時代所彌漫的獨特情緒——一種混雜著希望、迷茫與巨大潛能的氛圍。

見證藝術圈更迭

作為一位持續在場的旁觀者，老安敏銳地察覺到中國經濟脈搏的跳動，自侃曾兩次與財富“擦肩而過”。

第一次機會出現在上海復旦求學期間。他看到港西路上待售的舊洋樓：“兩層的，還帶一點土地…一棟賣一萬美金。”囊中羞澀的他只能作罷。如今這些洋樓價值已升至千萬乃至上億。

第二次則在1991—1992年的北京。崇文門附近一處“很便宜很漂亮”的四合院待售。老安已攢了點錢，躍躍欲試。然而賣家家中老人堅決反對出售祖產，交易告吹。

這兩次錯失的投資良機，被他略帶自嘲地稱為“在中國的兩次大投資機會都泡湯了”。

90年代初，外貿工作將老安帶到北京。彼時的北京藝術圈，是他眼中真正的“黃金年代”。

“那個時候我認識這些藝術家，基本上都是90年左右剛畢業不久，他們也沒什么錢…到了1994、1995年以后就有一些…變成大藝術家，發大財了，然后一下子人都不見了。”老安回憶道。

變化來得迅猛而戲劇化。在此之前，生活是“動不動就去后海喝酒或者吃咸魚”的悠閑。藝術家們“主要是把它當成一種玩，也沒有太多的雄心，也沒想到他會那么成功或者怎么樣”。

財富和名聲改變了一切——“有車了，然后一會去云南，一會去國外…聚會越來越少。”老安親眼見證了這場嬗變。

他端起相機，開始系統性地拍攝這群即將改變中國當代藝術版圖的人：方力鈞、劉煒、張洹等畫家，作家王小波，導演張元，以及正在進行變性手術的舞蹈家金星。這也是王小波唯一的紀錄片，他形容王小波：言論精準、到位、不含糊。

“那個時候很容易認識人，人都挺閑的…你去人家上門都不用打電話預約的，你就直接上門就可以了。”這種毫無隔閡的交往方式，構成了那個年代獨特的文化肌理。

王小波的早逝成為老安心中永久的遺憾。“我采訪他的時候，還沒看過他的任何作品…很可惜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邁入千禧年后，老安敏銳地察覺到中國藝術生態的變化。“整個藝術界可能商業化的多一些…年輕人一開始畫畫本本，馬上就想到去什么雙年展、文獻展，馬上就想走上成功路。”

藝術成為明確的職業規劃，與90年代“玩”的心態截然不同。

“2000年以后的那些藝術家就更不容易了，高潮已經過了…現在的年輕人好像是比六七80年代成名的那些人要困難得多。”這種代際差異不僅存在于藝術圈，也滲透在老安的個人生活中。

從黑白到彩色

一個時代的逝去

來華四十年，他娶了中國妻子，一雙兒女。

女兒在米蘭留學，他笑著告訴我們：“她整天和中國人在一塊，自己等于中國人，甚至都在當地看病，還說老外。”類似這樣的身份流動與交融，成為他家庭最自然的日常。

最近的他，日益習慣在米蘭與北京之間遷徙。這種雙城生活讓他得以持續觀察兩地的文化變遷，尤其是科技對人際關系的重塑。

“在中國沒有一個人不拿著手機看，在意大利還是可能10個人里面有一兩 ”數字洪流中，曾經“直接上門”的親密變得稀有，但他依然努力維系著與彭磊、新褲子樂隊成員等老友的聯結，欣賞他們“想到哪兒就做到哪兒”的本真。

“我已經差不多成了無國籍、無信仰、無習慣的快樂物種。”一個人離開家鄉太久，異鄉就會成為一種處境。步入21世紀，老安的身份在觀察者、參與者與“永遠的異鄉人”之間流動。

當我問及他如何定義自己的身份，老安的回答帶著詩意的模糊：“我可能都有一點。”這種不確定性本身，成為他扎根異鄉的力量。

當整個歐洲處于相對靜止的狀態，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中國沒有懷舊，也來不及懷念。在悠久文明與當今‘非物質’文化的博弈中，中國會走上哪條路呢？這是全人類應當關心的問題。”

在攝影攝像之外，文字成為他表達的另一條路徑，意外地袒露出照片中未曾展現的棱角。

“文字有無數的可能性…你可以對生活、對現實表達態度，照片里反映不了的那些‘氣呼呼’的小情緒。”照片與文字，成為他理解中國的互補雙翼。

盡管見證過藝術市場的起落、城市風貌的劇變，老安拒絕沉溺于懷舊。“我這個人不善于懷念…那個年代是黃金年代，但你要說我懷念那個時候的生活也有很多不舒服的。”

他更愿意將中國四十年變遷置于更廣闊的文明坐標系中審視：“中國是真正不一樣的…整個西方文化基本是共同的，而中國有自己獨特的韻律。”正如他所說，中國人的應變能力是最強的

這種深刻的文化異質性，正是他駐留四十年的根本動力——“對很多事都感興趣，到一個工廠看人家怎么上班，接觸藝術家…什么都有一種美。”

2020年疫情期間，老安在米蘭開始系統整理跨越四十年的彩色底片。下半年，他將出版一本新的攝影集，記錄從80年代中期到1994年的中國——那是他停止靜態攝影、轉向視頻創作的轉折點。“1994年以后我基本上都是拍視頻，就不拍照片了。”

面對當下年輕人普遍的悲觀情緒，老安展現出歷經滄桑后的通達：“不要太悲觀了…中國的特點是表面上覺得最不可能的事可能還是有辦法實現。”

他剛剛出版的小詞典便是明證——曾被出版社全盤否定，“連題目都不行”，最終卻奇跡般面世。

在這些輕松的長短不同的詞條里，是他在中國40年的生活經歷，生動活潑、又不乏幽默感、諷刺。他懂中國，熱愛中國，又保持著異鄉人的觀察視角，和對文化差異的不解和好奇。

年過六十歲的老安依然保持著創作的本能，沒有資方也不影響創作。

“我要回到我原來的做法，就是我想拍我就拍”，如同當年初到中國時那個純粹的青年。

一代人或許已經老去，但老安用鏡頭與筆尖證明：在高速迭代的中國，總有一些凝視能穿透時間，一些真誠能抵抗遺忘。

當被問及中國未來，他說：“我希望下面還有黃金時代留給你們。”

文/ 明亮

編輯/ 海丹

圖片來自受訪者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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