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9日，畢祺祺被帶走時，這位在基層法院穿了幾年法袍的“90 后”法官，或許從未想過，自己會以這種方式親身體驗刑事訴訟法的另一面。

他的家屬從南陽市南召縣公安局辦案人員手中接到《拘留通知書》，上面寫著：“我局已于2025年7月10日13時將涉嫌洗錢罪的畢祺祺刑事拘留，現羈押在南召縣看守所。”

對此，冀廷梅的辯護人王昊宸律師提出了一連串疑問：

王昊宸律師認為，冀廷梅案與畢祺祺案均應立即變更管轄，交由南陽之外的司法機關審理。

畢祺祺的身份本就特殊：他是冀廷梅的兒子，也是南陽法院系統的在職法官。幾個月前，他還因一篇《我能否為母辯護，請法院給個說法》的文章成為新聞人物。

如今，當地給了他一個 “說法”——不是文件，而是手銬。

2021年之前，冀廷梅還是石佛寺鎮的名片。她把負債20多萬的貧困村打造成 “中國玉雕第一鎮”，是省黨代表，被村民稱為 “救命恩人”。但2021年底，一紙通告將她與父親、丈夫、舅舅等十幾口家人定性為 “以冀喜全、冀廷梅為首的犯罪團伙”，稱其“長期盤踞、欺壓百姓、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秩序”。

可被指“欺壓”的百姓并不買賬。檢方指控冀廷梅“強迫交易”、強迫商戶繳管理費時，900多名商戶主動找律師寫下證言：“我們是自愿的，沒人強迫。” 商戶王某性子耿直，在法院送達的 “被害人” 權利告知書回執上寫下 “我不是被害人”，用力摁上紅指印。

這讓辦案機關陷入尷尬。為“解決”尷尬，他們派人挨個找這些“不聽話”的證人談話。有商戶堅持說沒被強迫，竟被警察教訓：

“你港片看多了，以為請律師有用？”

為保護說真話的證人，冀廷梅的律師團隊在石佛寺鎮一個玉器市場的垃圾桶旁支起遮陽傘、擺上塑料凳，駐扎了二十多天。這群來自北京和各地的律師，成了玉石市場的“保安”，想用這種近乎行為藝術的方式告訴瑟瑟發抖的商戶：

“別怕，我們在。”

起初，畢祺祺是相信體制的。母親被抓后，他想匯報情況，卻石沉大海；

看著律師們為案子四處碰壁：想會見，冀廷梅在看守所“神秘失聯”半年；

想閱卷，被檢察長批示 “不宜過早接觸”；

想排除非法證據，卻發現關鍵被告人、舅公孟相峰在羈押期間死亡——他被抓時180斤，死在醫院ICU時已 “瘦骨嶙峋”。

生前，孟相峰明確告訴律師自己遭嚴重刑訊逼供，家屬想看同步錄像，被拒絕。

人死了，案子還得辦。淅川法院下了《終止審理裁定》，把死者的辯護律師擋在門外；律師上訴后，南陽中院又下《中止審理裁定》。一個 “終止”，一個 “中止”，形成完美的程序閉環，效果只有一個：死人不能說話，活著的律師也不能替他說話。

壓垮畢祺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法院的“分案審理”—— 決定把13名認罪或罪名較輕的被告單獨拎出來先審。在他和律師看來，這是典型的“肢解辯護”，想用這些人的有罪判決鎖定主案走向。

萬般無奈，畢祺祺決定親自上場，用自己最熟悉的法律為母親辯護。一個在職法官要為被控“黑老大”的母親辯護，本身就充滿戲劇性。

3月31日，南陽市淅川縣人民法院同意畢祺祺作為冀某梅的辯護人行使閱卷權。

2025年4月，和冀廷梅同時被起訴的三十余人中，有十余名被告人參與的案件一審開庭。冀廷梅等另外十余名被告人不在此次庭審之列，另案審理，尚未開庭。

冀廷梅案的三十余名被告人中，有十余人系畢祺祺的親屬。

王昊宸稱，畢祺祺的母親冀廷梅案開庭在即，冀廷梅案的偵查機關（南陽市公安局）的下級南召縣公安局以“洗錢罪〞的罪名把畢祺祺這位辯護人抓了，這顯然不符合法定程序。

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四條第二款?明確規定："辯護人涉嫌犯罪的，應當由辦理辯護人所承辦案件的偵查機關以外的偵查機關辦理"。該條款的核心價值在于防止偵查機關利用職權打擊報復辯護人，動搖公民成為被告人時有權獲得辯護的這一憲法權利。??

母親被控犯罪，兒子作為法官或者是作為其他的法律人為母親辯護，符合天理國法人情，希望當地能夠主動糾正這一錯誤，至少應該將其母子的案件均移送給南陽市之外的司法機關管轄。

喊冤總要付出代價。陳思宇為替丈夫曾建斌喊冤，被羈押近600天，好在丈夫案件有轉機，她重獲自由，可代價遠不止于此……

畢祺祺，這位曾經的刑庭法官，為母親冀廷梅毅然脫下法袍走上伸冤路。從決定走向辯護席那一刻起，就意味著與所在單位、乃至整個體制的決裂。在這里，“出格” 不被允許，即便為自己或家人的合法權益，也只能忍著，哪怕家人被冤枉 —— 否則，代價必然隨之而來。

在某些掌權者眼中，天理、國法、親情都可讓位于頭頂的 “烏紗”。像畢祺祺這樣敢于挑戰規則、為至親“逆鱗”者，無異于眼中刺、肉中釘——即便初衷只是為喊冤的母親發聲，亦不被容赦。

這一次，不知畢祺祺要付出怎樣的代價。

截至發稿，王昊宸稱，畢祺祺親屬委托的辯護律師尚未會見到畢祺祺，“因為公安辦案人員正在提訊畢祺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