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0后法官”畢祺祺失聯三天后，2025年7月8日下午4點，一通自稱公安的電話打進他姐姐手機，要求家屬到場見證對畢祺祺住所的搜查。當表弟趕到現場時，只見到被掀翻的床鋪、敞開的抽屜和滿屋狼藉——畢祺祺不知所蹤。

離奇的時間線就此展開：7月9日晚，警方口頭告知律師，畢祺祺已被刑拘；7月10日中午，家屬收到《拘留通知書》赫然寫著“7月10日13時拘留”，而送達時距離這個未來時間點尚有半小時。

更吊詭的是，畢祺祺自7月5日下午失聯至“正式拘留”，已遠超法定傳喚24小時上限。當律師質問時間矛盾時，公安的回應只有沉默。

被刑拘時，畢祺祺的身份雙重而矛盾：他既是南陽市鎮平縣法院刑事庭的在職法官，又是涉黑案被告人冀廷梅的兒子。三個月前，他因一篇《我能否為母辯護，請法院給個說法》的文章成為新聞人物。當地最終給了他一個“說法”——不是有理有據的法律文書，而是一副冰冷的手銬。

到7月11日清晨，試圖會見畢祺祺的律師，再度被擋在看守所門外。所長聲稱“公安已預約提審”，卻對前日承諾安排會見避而不談。兩名警察提前進入監區，阻斷了律師會見通道——連續兩日，“持續提審”成為拒絕律師會見的萬能理由。

為涉黑母親辯護的法官

畢祺祺的母親冀廷梅，曾是石佛寺鎮的“名片”。

她將負債20多萬的貧困村打造成“中國玉雕第一鎮”，身兼村主任、黨支部書記和鎮平縣人大代表三重身份。2021年底，一紙通告將她與十幾名家人定性為“長期盤踞、欺壓百姓”的涉黑犯罪團伙。

在檢方看來，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冀家就以家庭關系為紐帶逐步產生帶有黑社會色彩的系列行為，憑借兩代村干部的便利，通過壟斷基層政權、打架斗毆、壟斷市場、強迫交易等方式，向家族輸送利益，導致多人受傷和多處農用地受損。

反常的是，當檢方指控冀廷梅“強迫交易”、強迫商戶繳管理費時，900多名商戶自發聯名向律師提交證言：“我們是自愿的，沒人強迫。”商戶王某更在法院送達的“被害人”權利告知書上，直接寫下“我不是被害人”，用力摁下紅指印。

面對這些“不聽話”的證人，辦案機關派人挨個談話。一位堅持說真話的商戶竟遭警察訓斥：“你港片看多了，以為請律師有用？”

2025年4月，與冀廷梅同時被起訴的三十余人中，十余名被告人案件一審開庭。而冀廷梅與另外十余名被告人卻被“分案審理”，尚未開庭。在畢祺祺和律師們看來，這是典型的“肢解審判”——意圖通過先行定罪部分被告人鎖定主案走向。

正是這一關鍵節點，這位年輕的法官決定脫下法袍，為母親辯護。

突遭刑拘，被控“洗錢”

畢祺祺自7月5日被帶走后，家屬的擔憂在四天后獲得證實：一紙涉嫌洗錢罪的刑事拘留通知書斬斷了所有希望。

更令人不安的是執法過程中的異常：7月8日下午，一名自稱公安人員的男性致電畢祺祺姐姐，稱要搜查其住所需親屬在場。但搜查并未等到家屬就完成了。

畢祺祺表弟次日進入居所時，眼前一片狼藉：“衣服、床、被單都被掀開，抽屜柜子全被打開，到處是翻找痕跡。”

三天內，辦案人員三度搜查畢祺祺外婆家，追問核心問題：畢祺祺是否參與家族產業經營？涉黑案律師由誰聘請？由誰付費？

在發表《我能否為母辯護，請法院給個說法》一文后，2025年3月31日，南陽市淅川縣法院同意畢祺祺作為其母冀廷梅的辯護人行使閱卷權。

與畢祺祺搭檔為冀廷梅辯護的王昊宸律師指出：偵查機關的下級單位抓捕辯護人，直接違反《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四條——辯護人涉嫌犯罪應由承辦案件偵查機關以外的機關辦理。

母親被控犯罪，兒子作為法律人為其辯護，符合天理國法人情。”北京才良律師事務所王才亮律師強調，當地至少應將母子案件移送南陽外司法機關管轄。

第二起：從陳思宇到畢祺祺

畢祺祺并非孤例。他的遭遇與兩年前四川綿陽的“犇牛夫人”陳思宇如出一轍。

2021年11月，三匯集團董事長曾建斌突遭刑事拘留，從億萬富豪淪為“黑老大”。其妻陳思宇為夫鳴冤，卻被指控洗錢罪——罪名竟是“從公司提款支付律師費和贍養費”。

陳思宇的維權路上步步荊棘：2023年4月，她因在網上發布《告綿陽市政府書》，被行政拘留15天，理由是“發布不實信息”。

她質疑的“政府代管組接管15家企業”，正值案件審理敏感期，文章迅速引發網絡熱議。

2023年4月，因替丈夫喊冤，陳思宇被控洗錢罪遭刑事拘留。檢察機關指控她“洗錢”的核心事實，竟是用家庭資金支付律師費、贍養老人等日常開支。這張“洗錢罪”大網將她囚禁600余天，直到2025年5月6日才迎來轉機——檢察機關突然撤訴。

反轉源于曾建斌案的重大突破。2025年4月，四川高院、檢察院在二審庭前會議中明確：全案不涉黑不涉惡，一審認定的8項罪名中有3項不成立。曾建斌案定性改變后次日，檢察機關立即認定陳思宇“沒有犯罪事實”。

諷刺的是，這恰印證了“洗錢”指控的本質：當上游“黑財”不復存在，下游“洗錢”自然崩塌。但陳思宇600天的自由已無法挽回。

然而此刻，相似的劇情在河南南陽再度上演——畢祺祺被同一罪名送入看守所，他能否重拾“陳思宇式反轉”？

司法工具化，洗錢罪成新利器？

回溯兩案，一個令人不寒而栗的模式浮現：當家屬試圖通過法律途徑為親人辯護時，卻成為新的打擊對象。

陳思宇被抓的導火索是那份《告綿陽市政府書》；畢祺祺被立案前，正在為母親涉黑案激烈辯護。兩地辦案機關的手法驚人相似——用“洗錢罪”切斷喊冤鏈條。

法律界人士剖析其背后邏輯：一是“打財斷血”，讓家屬無錢聘請律師；二是阻止家屬控告喊冤，瓦解辯護方的調查取證能力。

而冀廷梅案中的諸多異常，更暴露了司法程序被操縱或干預的風險：

想排除非法證據，發現關鍵被告人、舅公孟相峰在羈押期間死亡——他被抓時180斤，死在醫院ICU時已 “瘦骨嶙峋”。家屬要求查看同步錄像被拒。縣法院先下《終止審理裁定》，市中院再下《中止審理裁定》，形成“死人不能說話”的程序閉環。

當商戶集體作證未受強迫時，辦案機關反而對證人施壓。

“在這里，‘出格’不被允許，即便為自己或家人的合法權益，也只能忍著。”一位觀察此案的法律工作者如是說。

當司法程序成為“解決尷尬”的工具，法律人畢祺祺親身體驗的，正是他曾身穿法袍所要維護的制度背面的殘酷。在他一片狼藉的住所里，一本《刑事訴訟法》靜靜躺在角落——第四十四條明明寫著辯護人犯罪應異地管轄，卻未能保護深諳法律的法官。

陳思宇的獲釋曾短暫劃亮夜空，而高墻之內的畢祺祺不知能否等到他的“不起訴決定書”。兩案的走向與拐點，映照出司法生態的明暗交界。

當“打財斷血”異化為截斷辯護渠道的利器，當“洗錢罪”淪為懲罰孝心的工具，公權力已在程序正義的廢墟上狂歡，我們終將面對那個致命詰問：銬住畢祺祺的手銬，能否銬住司法公正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