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風”，徹底打亂了元軍進攻的步伐。風助士氣，日方轉敗為勝，元軍只能及早登船撤退，狼狽而回。此事給日本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這才有了二戰末期的“神風特工隊”。但歷史往往不能重演。

應該說，忽必烈最初并沒有跨海攻打日本的計劃，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沒有必要，畢竟日本不是富庶之地，第二就是蒙古不習水戰，尤其是海戰。勿必烈在準備討伐南宋的同時，也在開始推行漢化，但此舉遭到蒙古高層部分貴族的強烈反對，因此，忽必烈必須要對他漢化政策找到一個合適的借口。

恰在這時，一個名叫趙彝的高麗人跑到大都覲見了忽必烈。他對忽必烈表示，朝鮮時常遭遇日本國海盜的襲擊，日本人實在可惡。他希望忽必烈派遣使者到日本去宣諭，令其臣服。為此，趙彝還拿出了日本國與大宋王朝間貿易往來的證據。

就在這種情況下，忽必烈這才對日本提起了興趣，他以為，蒙古軍隊久攻不下南宋，就是日本的協助。兩宋時期是日本的平安時代與鐮倉幕府時代，在此期間，除宋太祖、宋英宗、宋欽宗等三位皇帝外，其余君主在位期間都有外交文牒送達日本，這一時期，南宋與日本民間貿易繁盛。

聽取了趙彝提議之后，在至元三年，忽必烈令元朝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組建外交使團，取道高麗，準備訪問日本。忽必烈給日本國王準備了一封“國書”，由使者呈遞日本國王御覽。在這封“國書”的開頭，忽必烈寫的就是：“上天眷命大蒙古帝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

對于蒙古與日本的聯系，高麗國對此表示了不滿。因為國力的弱小，高麗夾在兩者之間很難難獨善其身。此時，日本是鐮倉幕府當家，實際話事人是18歲的北條時宗。當他看到蒙古帝國的國書的開頭，尤其是末尾：“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不宜”。這話的意思就是，如果日本答應蒙古的條件，蒙古就將出兵。北條時宗頓時是勃然大怒。

但問題是，忽必烈的威脅適得其反此番恫嚇，不僅無效，導致了兩國徹底鬧翻，當時為了拖延時間，北條時宗授意日本天皇，不得答復元朝的國書。同時，他要求九州各大名返回駐地，緊急整軍備戰，嚴密監控元朝方面的軍事動向，防止對方突襲日本。在這種情況下，蒙古外交使團只能空手而回。

于是，忽必烈找來女真族趙良弼，作為最熟悉的日本的趙良弼，他表示，日本是個與中土王朝有長期邦交的國家，受漢化的影響很深，而中原王朝與藩屬國之間，最講究的就是“親藩之情”。所以趙良弼提議，對日本必須先禮后兵，而且蒙古可以借道日本從海路夾攻南宋。

忽必烈聽后大喜，隨即令其率團出訪日本，并為其安排了3000蒙古兵護衛。但趙良弼拒絕了，僅帶了24人隨從前往日本。可他到了日本，趙良弼的熱臉貼了幕府的冷屁股。鐮倉幕府對趙良弼一行十分冷淡，趙良弼借在日本訪問之際，刺探日本的大量情報，而在給忽必烈的奏章中強調，日本武士階層就是一群狠勇嗜殺、傲慢無禮的野蠻人。

由于趙良弼外交行動失敗，那就出兵，忽必烈當即勒令蒙古鐵騎克日征服日本。至元十一年，以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為帥的大元水師，浩浩蕩蕩地開赴日本對馬島。

第一次中日戰爭正式爆發。

此次出征，除主帥忻都之外，這支水軍基本囊括了契丹人、高麗屯田軍、降元金人與北方漢人，由此可以看出，忽必烈根本就沒有看上日本，但因日本已經做好了萬全準備，因此使得使登陸蒙古軍隊很快陷入了戰爭的泥潭之中。

北條時宗安排的日本兵，全由九州本土人士組成，單兵作戰能力極強。元軍左副帥、漢將劉復亨先后在戰斗中負傷，由于日本多山，蒙古大軍的騎兵沖鋒優勢完全發揮不出來。主帥忻都也不敢孤軍冒進，就在元軍傷亡不斷擴大之際，海上突發臺風。元軍船只大部分被風浪所卷，沉沒海中。主帥忻都只能倉促取消攻勢，最終僅有半數部隊逃出生天，回到元朝。

回朝后，忻都等人也不敢直說自己戰敗了，于是忽必烈令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作為特使，再次攜帶國書，取道高麗，奔赴日本。至元十二年四月，蒙古使節五人被日本人處死。由于事發突然，加上各方有意封鎖，元使遇害的消息，直到四年后才傳回大都。

忽必烈得知消息之后，怒不可遏欲將忻都等人以軍法處置。而忻都表示愿帶罪立功，帶所部再征日本，直到打服他們為止。但此時又恰逢蒙古討伐南宋的關鍵時刻，所以忽必烈只能暫時忍了，1279年南宋徹底覆亡，接著在休整了兩年之后，至元十八年，第二次元日戰爭爆發，此役在日本史上也被稱作“弘安之役”。

忽必烈這次決定兵分兩路。東路軍依舊由積極請戰的忻都舊部組成，而南路軍則由宋朝降將范文虎率領，主力為十萬新附軍。所謂新附軍？實際上就是一支由罪犯、官府工匠以及被迫降元的宋兵組成的部隊，這就意味著新附軍缺乏戰斗力。

而另一邊，面對蒙元海軍的二次襲擊，日本方面也是做足了準備。北條時宗也有意加強日本西海岸的防衛。他在國內頒布了“異國警固番役”，要求九州本土的武士全部進入一級戰備狀態。上次元軍進攻時，海上突發臺風，已讓篤信有天神庇護的日本民眾相信，這就是“神風”的助力。

因此，這一次元朝方面發動的二次戰爭，幾乎就是雙方軍備實力的正面較量。可意外再次發生，就在元軍準備對九州本島發動進攻時，海上又刮起了臺風，這徹底打亂了元軍部署已久的大決戰。這場臺風比上次更猛，整整持續了四天四夜。可把沒怎么看過大海的蒙古人愁壞了，在船上的將士們紛紛暈船嘔吐。

仗打到這里，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必要再繼續下去了。可即便是撤軍環節，元軍也無法像在陸地上那般從容。日軍一看，千載難逢，遂從四面八方殺出，十萬大軍連同未及逃走的元軍，要么被殲滅，要么被俘虜。最后除了先期逃走的那群高層將領外，活著從海上回歸的元軍只有三人。

對此，忽必烈自然難以接受，為了徹底征服日本，“弘安之役”后第二年，忽必烈啟動了第三次伐日計劃。可此舉遭到朝臣的一致反對，忽必烈只能下令無限期罷征日本。但必須指出的是，忽必烈的兩次蒸發同給日本鐮倉幕府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在元日戰爭結束后大約50年，鐮倉幕府轟然倒塌，成為了歷史。

忽必烈失敗主要原因是作戰目標不明確。究竟是通過武力示威迫使日本稱臣納貢？還是徹底消滅日本政權，將日本納入行省規劃體系，蒙古統治集團沒有一個清晰的目標。所以他的戰爭指導方略是走一步看一步，作戰并不堅決穩健。

開始是希望日本納入朝貢體系，作為主要的銀礦出產國，改善蒙古糟糕的財政狀況。趙良弼們的情報工作做得非常的差，出使日本以后也認為，日本太窮了，沒有武力征服的必要和價值。即便成功征服日本列島，用前工業化社會的眼光來看，沒有足夠的回報和產出，還要倒貼錢進去治理。

其實無論有沒有那場臺風，蒙古軍隊都并不具備遠征海外的能力，“馬背上的民族”不僅是贊譽也是一種限制。

我是清水阿嬌，歷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關注和點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