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文化未斷層的文明來說，在社會思想文化中要彌合傳統與現代的裂痕，整合民族文化本體，更需要當代人具備歷史、普適與他者的眼光。當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是合時宜還是不合時宜，不是一個簡單的與時俱進、跟風創新的問題，需要當代人探析其文化的核心文本，適時接續其傳統之流。川劇悲情戲《重臺別》，尤為引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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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老戲看似不合今人之時宜，卻合人類之時宜。

該戲改編自清代小說《二度梅》，故事背景為唐代，講述梅良玉與陳杏元二人深通詩詞，許下婚約，但遭遇奸相盧杞暗算，迫使杏元出塞和番，良玉與杏元盟誓告別的故事。

該戲尤其考驗演員的唱功。折子戲以陳杏元與梅良玉這對未婚愛侶重臺分別為引，拉開序幕。從兒女之情到家國之仇再到民族之恨，哀、怨、悲、憤等情感遞進，短短二三十分鐘的演繹，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忠、孝、仁、義、禮、智、信等精神品格展現得淋漓盡致。

“別”是中國傳統文藝創作中的重要主題。江淹《別賦》有云：“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陳杏元奉旨北上和親，一赴絕國，是難與家人再相見，自然黯然銷魂。

該戲以傳統文藝敘事主題、惹人之別情破題，始于別情，卻又不止于別情，口誅奸臣擅權，表陳明主不明、國弱受辱之悲憤。其創作囿于封建王朝這一歷史背景，雖有人臣忠君、烈女死節等封建倫理思想的流露，但瑕不掩瑜，攝人之魂者在于對“義”的伸張。

陳、梅二人誓死不負彼此，是對愛侶之義的伸張；梅輾轉討口、為父申冤、狀告奸臣，是對親人之義、家國之義的伸張；梅憤慨國家遭受的異族威壓與朝廷的茍全求和，是對民族之義的伸張。在中華民族的價值體系中，正義是不曾被時代變遷、社會更迭所湮沒的精神輝光，也是當下的價值追求。

早至春秋戰國，游俠任俠，劍客報恩，報個人恩義、抵抗諸侯國強權霸道；近年來，文藝創作應時而歌，出現了一批掃黑除惡、反腐倡廉的代表性影視作品，引發觀看熱潮。這說明，大眾對正義的訴求是熱切的。

朱光潛說：“讀詩就是再作詩，一首詩的生命不是作者一個人所能維持住，也要讀者幫忙才行。”傳統戲曲的寫意性，為觀眾拓展了文化想象的空間，也賦予其根據自身生命情感經驗再闡釋劇作的可能性。

《重臺別》雖為一出老戲，但其“義”暗通了近年來大眾對反腐倡廉、強化社會公平正義的熱點與心聲。最終，傳統戲曲的價值體系接合了當代觀眾的審美場域，以歷史故事弘揚人類普遍的正義價值，以情感敘事直擊觀眾的道德良知。沒有復雜的敘事，沒有夸張的舞臺，化繁為簡的真摯，最終撩動社會的神經。

一出老戲也有合古人時宜，不合今人時宜之處。

在中國歷史上，各民族的沖突、交往、融合，深刻影響了中國政治歷程與文化發展的走向。文藝作為反映時代之變的歷史記憶載體，時有指涉歷史上的民族關系、民族問題，《重臺別》亦然。

在傳統戲曲中，民族史觀的守舊不合今人之時宜。在該戲中，以陳、梅之口，直陳北上和番的屈辱，尊華貶夷，體現了傳統史觀中的“華夷”之辨。該戲對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關系的刻畫，凸顯了傳統史學中以中原王朝為中心、漢人為本位的民族斗爭史觀。

誠然，在清末該戲本誕生時，有其社會歷史框架。而在當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成為共識，創作者應摒棄以某一族群為中心、本位的狹隘民族史觀，平視中國歷史上各民族的沖突與融合，用現代視角闡釋傳統戲曲中的民族關系問題。這不是對歷史的背叛，而是對歷史的生還。因為歷史不只存在于過去，還生活在當下。

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華夏與各民族在歌與詩、茶與馬、牧與耕、戰與和、合與分中，早已在經濟、文化、社會層面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依存的共同體關系。在戲曲創作中，應采用全域、多元、歷史的視野闡釋歷史上的民族沖突、交往，展現各民族的共同體關系，不必抹殺沖突，不必追捧友好，不必隱去差別，不必標榜共美。

這樣的戲曲創作，困難之處不在于展示民族沖突，而在于深刻理解民族沖突的根源。因此，需要歷史學、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視角的介入，推動傳統戲曲中民族史觀念的更新。

此外，該戲中異民族的邊緣人物的缺失，“邊緣”民族角色僅活在他者的臺詞里，也是闡釋民族問題失當的另一表現。地方戲曲應拓展敘事視角，給“邊緣”民族角色留點舞臺，讓他們登場，讓他們自己說話。

重新審視戲曲創作中的民族史觀，打開地方戲創作的民族視野，也許是傳統地方戲曲超越地方性，走向現代民族性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四川，作為漢、藏、羌、彝等西南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場域，勾連了藏彝走廊、茶馬古道等歷史上民族交流的重要經濟文化走廊、通道，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因此，拓展四川傳統地方戲曲創作中的民族視野，不僅是書寫四川傳統戲曲的現代民族性之路，更是還原巴蜀文化的多元民族底色之舉。

作者簡介：牟榕，四川傳媒學院戲劇與影視評論研究中心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