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4月5日，爸，我回來了。”話音剛落，中南海那間陳設簡單的臥室里安靜了一瞬，緊接著傳出毛主席低低的應答：“娃娃，快到跟前來，讓我摸摸你的臉。”他的眼睛幾乎看不到光，聲音卻依舊洪亮，只是多了幾分沙啞。

那天的北京仍帶著料峭春寒。李訥推門，懷里抱著兩歲多的“小宇”，身旁是從江西干校帶回的保姆。她奔波兩晝夜，直接從西郊火車站趕來，汗水混著塵土，臉色卻比以往紅潤。她本想先洗把臉再見父親，可聽說主席已經等了大半天，心里一酸，顧不上了。

走進床前，李訥把孩子輕輕放到父親膝頭。毛主席雙手顫抖地在外孫臉上摸索，動作緩慢卻極有力量。“娃娃不能離開我了。”他突然哽咽，眼淚沿著皺紋滑落。屋里的人都愣住，這位素來剛毅的老人，極少在人前流淚。

時間往回撥34年。1940年的延安中央醫院，毛主席騎著騾子來接自己第三個女兒。護士們記得，那位新父親看女兒的眼神像在看戰場勝利后的戰旗。李訥后來回憶：“父親抱我，總說‘大娃娃’。”那時物資匱乏，他工作一結束就呆在窯洞里給孩子講三國、講水滸，等到油燈燒得發黑才肯停。

到了北平，生活并未因領袖身份變寬裕。毛主席不許子女同享“小灶”。排隊打飯，黑豆窩頭，她和普通師生一樣。路上護衛員多次請示要不要配車接送，主席揮手：“騎車，鍛煉。”自西單到北大附中，十幾歲的李訥披著風，像支離弦的箭。

1960年前后，全國糧緊。北大歷史系號召節糧，普通學生提議每月減兩斤口糧，李訥脫口減十斤。掌聲雷動。肚子卻真的餓，課堂上她常扶桌而立，耳邊嗡嗡。浮腫、眩暈、休學——一連串后果如影隨形。毛主席得知，只說一句：“誰叫她是我毛澤東的女兒。”話硬，心軟，他半夜讓衛士把僅剩的半碗米湯送去，但要求“不許留名”。

1969年，“五·七”干校設在贛鄱平原。火辣太陽底下，李訥第一次覺得勞動并非口號。也是在那里，她遇到徐寧，球場上舉手投足的爽朗男孩。戀愛信寫得短：“爸爸，我遇到喜歡的人。”毛主席批復同意，猶如當年的紅印章，干脆、鮮明。

婚禮極簡單，兩張單人床拼在一起，親友遞來一束棉花做捧花。毛主席派人送來禮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李訥說，那套書比鉆戒沉；徐寧笑，說沉才踏實。然而好景并不長，性格、經歷全是隔閡。三年不到，爭執開始蔓延。分居，懷孕，抉擇。李訥堅持把孩子生下來，也堅持離婚。她的理由樸是：“與其互相消耗，不如體面散場。”

小宇出生時，主席已行動不便。最初的啼哭，他只能通過電話線聽。李訥心里始終惦念，奈何情緒翻騰又自覺無顏見父。直到1974年春，她決定回京。東西不多，最多的是書。她一句“麻煩老曹打捆”，轉身便上了小汽車。

見面那一刻，父女之間的隔閡被淚水沖走。主席問：“是不是又黑又瘦？”李訥把父親的手放到自己面頰：“鄉下太陽把我曬黑，但也長勁兒。”主席笑了，叮囑：“留在北京吧，娃娃不能離開我了。工作我給你想，孩子我也替你想。”李訥點頭，像從前那個牽著父親小指頭的女孩。

毛主席去世后，生活驟然沉寂。李訥被臨時安排在西城小四合院，每月七十多元工資，要養孩子還要付保姆工錢。保姆去肉鋪，只敢買“一毛肉”，日子緊巴。可李訥并不自憐，她常念父親的那句“人是需要一點精神的”。夜深，院子里僅一盞小燈，她伏案整理《毛澤東選集》材料，翻舊筆記，寫批注。

李敏來探望，看到妹妹桌上一碗清粥，笑道：“咱們還怕艱難？”姐妹倆聊到半夜。李敏拍拍她肩：“我們還有一個偉大的爸爸！”這句話像火種，讓李訥心里重新明亮。

八十年代初，老警衛李銀橋牽線，她與王景清相識。王景清沉穩樸實，懂醫務也愛讀史。兩人步調合拍，很快攜手。婚禮比第一回熱鬧，但依舊簡約。一桌家常菜，一支老上海留聲機曲子。李訥調皮地告訴朋友：“第二次，我終于學會怎么讓婚姻長久。”

此后，他們每年都會參加紀念毛主席的座談會。李訥低調站在人群后側，聽年輕人朗讀父親的詩詞。有人問她最難忘的一幕，她想了想，說：“是他摸我臉的那天，他說娃娃不能離開我了。那一刻，我知道自己永遠離不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