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遺產文獻的范圍

文化遺產承載和體現了人類的智慧和創造力，是人類歷史的物質載體和見證，有重要的歷史、科學和藝術價值。保護文化遺產既是對歷史的尊重，也是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現實需要。近代中國社會動蕩、兵燹不斷，許多文化遺產遭到嚴重破壞，大量文物流失海外。在內憂外患的形勢下，文物主權意識和文化遺產保護觀念在中國開始形成，文化遺產保護體系也肇建于此時。這一時期編纂了大量與文化遺產相關的文獻，為當今的文化遺產學科建設與文物保護事業發展提供了一手史料。近代文化遺產文獻并無明確的定義與范圍，廣義來說，近代產生的，介紹與研究文化遺產的歷史、考古、旅游類文獻，以及記錄某一地區發展狀況的綜合性文獻中與文化遺產相關的部分，都可被視作近代文化遺產文獻。

近代文化遺產文獻的種類

中國的文化遺產保護事業起步于20世紀初，在理論體系建設和具體實踐過程中，編纂了大量的文化遺產文獻，其種類主要可分為以下幾方面。

一是為配合官方文物調查編纂的古跡古物調查表。1906年清政府成立民政部，其下設的營繕司除負責土木工程事業外，兼有“保存古跡調查祠廟各事項”的職能，是中國第一個與文化遺產保護相關的政府機構。此后，近代中國組織了數次大規模的文化遺產調查工作，編印古跡古物調查表，下發各地區進行填報。以《山東省保存文獻古物調查表》為例，表格分類別、名稱、時代、地址、所有者、保存情形、備考七欄，統計了20世紀30年代山東各地保存文物古跡的各項信息。除基本情況外，表中多備注保護方法：一般古跡多由附近居民或學校、教育館維持，特殊者則采取措施進行保護。如無棣縣海豐塔，民國時期已損毀嚴重，只能“堵塞塔門，禁止登覽，以免坍塌”；巨野縣麒麟臺遺址（又名“麒麟冢”）每年分季度有專人巡視并為其“加添新土，以免低落”。這些記錄真實反映了近代中國基層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開展情況。

還有一些專用的文化遺產調查統計文獻，其中有個人調查所得，也有文化機構獨立編纂出版。如濰坊學者丁錫田所編《濰縣拆除石坊調查表》，統計了當地因修路而拆除的石坊數量和其基本信息，目的是為歷史學、考古學、美術史研究提供資料；國立北平研究院在“調查北平各壇廟寺觀”的基礎上，結合北京地方文獻中的相關記載，編纂《北平廟宇通檢》，以為“將來編輯《北平廟宇志》及一般人士之檢閱”；1949年由中國營造學社、清華大學合設建筑研究所編著的《全國建筑文物簡目》，是“供人民解放軍作戰及接管時保護文物之用”，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成為評定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依據之一。

二是地區文化遺產的統計和研究著作。近代以來，地方文化與民俗學研究推動了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開展，地方政府與民間文化團體等紛紛進行區域性的文化遺產統計工作。對當地文化遺產的整理與研究，“實為表現歷史習性之要素，激發民族精神之動力”，如《昌平縣政況古跡概略》《上海勝跡略》《洛陽名勝記》《漳州史跡》等文獻，有些為地方政府牽頭編纂，有些為民間文化團體或學者獨立撰寫，都對當地文化遺產保存狀況進行了梳理和研究。歷史學家羅香林曾高度評價《漳州史跡》，希望“能由這本書引起多少人士的注意，引起多少史學家向南方進發”，認為“大規模的閩南考古的工作，也許還得待此書出版后，才得開展”，可見文化遺產的調查研究對于地方文化研究和歷史學、考古學等學科建設之意義。

三是文化遺產管理機構自行編纂的介紹類著作與游覽指南。近代是旅游業興起的時期，文化遺產除作為民族文化之象征及學術研究之載體外，也為民眾旅游訪古提供了去處。許多重要的文化遺產紛紛成立管理處、開辟為公園等，建設成為旅游景點。這些文化遺產的管理機構為吸引游客，編纂出版了相關游覽指南，較為深入地介紹了該處文化遺產的沿革、風景、物產、周邊食宿與交通，有些還介紹其所在區域的民生與社會經濟狀況。《北海公園景物略》收錄方志及碑刻中有關北海的文字，又詳細介紹了北海被辟為公園的經過，呈現了較為立體的北海公園沿革史；《晉祠指南》稱其書名中的“‘晉祠’是廣義的，凡晉祠勝境附近的地方，一律在內”，書中歷數晉祠內外的古跡名勝，并附有“旅客向導”專欄，為游客指明去晉祠的路線、周邊食宿及購物、游覽順序，以及區域內其他游玩消遣之處，可謂完備。

四是學者的考察、研究著作及游記、日記等。近代學者重視對實物資料的研究與運用，“二重證據法”等史學理論強調“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加之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科學的考古發掘理論與實踐為史學研究提供了大量材料。在此背景下，文化遺產的學術研究價值日益凸顯，學者開始不斷走訪、考察各地古跡名勝，或作為研究對象，或作為研究旁證，在許多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雙林寺考古記》的作者朱中翰作為曾參與重建義烏雙林寺的朱氏家族后人，對雙林寺在民國年間的遺存做了深入的考察研究，其中對寺中鐵塔和白楊磚塔的沿革和現狀記述得十分詳細。如今雙林寺鐵塔僅剩一座，白楊磚塔在抗日戰爭期間被侵華日軍所毀，《雙林寺考古記》成為為數不多的古塔遭破壞前的記述與考證文字，其價值不言而喻。

除中國學者外，近代日本學者出于各種原因，對中國各地的石窟寺、古遺址、古建筑等文化遺產進行了多次考察，拍攝了大量照片，出版了數量豐富的著作。盡管大多數是為侵略戰爭服務，但這些文獻客觀上記錄了文化遺產在近代的風貌。日本佛教學者常盤大定曾五次來華考察，每次考察都撰寫了日記，回國后陸續整理出版了《古賢の跡へ：支那佛跡蹈查》《支那佛教史跡》《支那佛教史跡踏查記》等，并與同樣多次來華考察的日本建筑史家關野貞合著《支那文化史跡》（圖版、解說各十二卷）。

近代文化遺產文獻的價值

1.近代文化遺產文獻為文化遺產保護理論和實踐提供了史料

興起于近代的文物保護觀念和理論是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基礎，當時的文物保護制度、文物修復原則等為今天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奠定了基石。1936年北平市工務局編纂《明長陵修繕工程紀要》，時任工務局局長的譚炳訓在書中對古跡修復的原則和方法進行了總結：

整理古建筑，必須衡情度勢，因地制宜。明長陵為供人瞻仰憑吊的古跡，修繕的主要原則自然是“加固基干，以延續建筑物的壽命”，其次才能顧到“粉飾油漆，以增加建筑物的華美”。如果僅粉飾油漆而不保護基干，則是本末倒置，若僅加固基干而不粉飾油漆，建筑物得到實在益處，雖無華麗之外表，倒也無關宏旨。……不過“重實際而不尚華麗的修繕原則”，也不可以毫無選擇的去運用。因為長陵是歷史上的遺物，具有絕對的時代性，而壇廟、牌坊、城樓之類，則是有繼續時間性的，這兩類建筑物，應當采取的修繕原則，自然大不相同了。

明長陵修繕工程于1935年1月發起，時值舊都文物整理委員會籌備建設初期，是“舊都文物整理計劃”的先導，其修繕方法和經驗對后續的文物保護與修復工作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明長陵修繕工程紀要》中“重實際而不尚華麗”和不同種類古跡適用不同修繕方式的原則體現了當時文化遺產保護理論的發展，引發了修繕理念的轉變。

2.近代文化遺產文獻為流失海外文物的考據和回歸提供了線索

近代以來，中國的文化遺產經歷了自然災害、社會動蕩、戰爭摧殘、人為破壞等帶來的損毀，還遭受了外國人的掠奪和收買。當今流失海外，成為各大博物館珍貴藏品的中國古代雕塑、壁畫、建筑構件等，除了被拍賣的文物有明確線索之外，許多藏品的歸屬與“身份信息”，可能就要通過歷史文獻中的只言片語及照片來確認。近代日本文物巨商山中定次郎所著《天龍山石佛集》，收錄大量天龍山佛造像的照片，為近年來天龍山佛首陸續回歸祖國提供了史料支持。常盤大定、關野貞合著《支那文化史跡》中的照片拍攝于20世紀30年代之前，為了解當時的中國文化遺產總體分布與保存狀況提供了“定格”的線索。通過比對和考據，我們能夠清楚很多散落于海外的文物古跡原本的“生存環境”和樣貌，這為助力海外流失文物的回歸起到了重要作用。

3.近代文化遺產文獻是研究區域文化的重要參考資料

在近代學者眼中，區域文化研究既是“整理民族文化”的基礎，也是“文化教育上的一種嘗試”，文化遺產是傳統文化的物質載體，是區域文化的體現和見證。如河北蓮池圖書館出版了河北省各地的《文獻材料及文化物品叢考》，是鑒于“幽冀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流風余韻，迄今猶存”，為彰“古圣先賢之遺澤，豪雄烈士之宏規”，而整理調查河北各地文物古跡保存狀況的成果。

4.近代文化遺產文獻體現了近代旅游業的發展狀況

旅游業的興盛推動了對文化遺產的調查，文化遺產的整理保護反之促進了旅游業的發展，這些都在近代文化遺產文獻的編纂中得以體現。《臨潼名勝古跡考》的序言闡述了該書的編纂目的：

各方人士來華清池游浴者，必至本館考詢當地勝跡情況，在本館雖竭盡說明之勞，而游人仍未厭其探求之欲。爰將本地主要名勝古跡，編制簡明表，書制本館照壁，以便觀覽。見者悅而抄錄，而以未能付印為憾！茲乃依照表式，先行付印，以副游人之望。

5.近代文化遺產文獻保存了大量古跡名勝的珍貴影像

無論是研究著作還是游覽指南，近代文化遺產文獻的一大特點是多附有照片，使后人得以窺見這些文化遺產的舊時樣貌。這些圖像具備相當的文獻價值，特別是那些由于各種原因被破壞、損毀的文化遺產的珍貴影像，既為學術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也為現代文化遺產修復與重建工作提供了參考。《中國建筑美寫真集》《西陲壁畫集》《熱河遺跡》等中外著作中的圖片高清精美、細節豐富，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此外，這些文獻中許多照片的拍攝角度新穎，圖書排版和裝幀設計與內容充分結合，帶給人審美上的享受，如《龍門石窟の研究》善于多角度拍攝石窟造像，使細節一覽無余；《蘇州報恩塔快覽》封面設計將書名、照片與“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的詩句結合，賞心悅目。

近年來，文化遺產逐漸成為一門顯學，學術研究不斷深入，探訪古跡、參觀博物館更是成為社會風尚。有鑒于此，我們搜集整理了近代產生的、涉及中國文化遺產的各類文獻近二百種，編為《近代文化遺產史料匯編》（全四十二冊），希冀能對相關學術研究有所裨益，也能為文化遺產保護的深入實踐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提供參考。

■ 文章來源：圖書館報

編輯 | 鄧旭欣

監制 | 張頎

審核 | 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