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簡介：黃博，歷史學博士，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暨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副教授。主要從事宋史與藏學的研究。著有《不與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與文化政治》《如朕親臨：帝王肖像崇拜與宋代政治生活》《宋風成韻：宋代社會的文藝生活》《10-13世紀古格王國政治史研究》《扎布讓的黃昏：1630年古格王朝的危機及其滅亡》等書。本文摘自《如臨大敵：謠言恐慌與大宋王朝1054》，標題為編者所擬。

一、1054年的謠言大恐慌

1894 年的甲午戰爭是近代中國的噩夢，其實甲午年的陰影早在千年之前就已經震撼過世人。宋人認為，甲午年有著奇怪的魔咒，尤其是在四川，一遇甲午必有血光之災。五代孟知祥據蜀自立，宋初王小波揭竿而起，俱在甲午之年。當時間成為謠言的核心內容時，會更加震撼人心。民間流行的《六十甲子歌》等各種形塑大眾知識與信仰的內容，構建了甲午再亂謠言得以產生的精神背景。

亂世謠言叢生，容易理解。可甲午再亂的謠言為什么會在盛世流行？宋初大亂之后，到宋仁宗初年，四川漸漸安定下來。四川的老百姓向朝廷報告，田間地頭盛開著一種“太平瑞圣花”，這種花已六十年未曾綻放了。這意味著屬于大宋王朝的太平盛世已經來臨。

可是開封的朝廷卻不認為盛世可期，他們覺得“總有刁民想害朕”。四川人民節日里素來喜歡穿著古代帝王將相的“戲服”，抬著二郎神游街，卻被認為是意圖謀反。為了防止駐軍圖謀不軌，宋廷甚至禁止駐蜀軍隊平日里配備武器搞訓練，使其成為一支不能打也不允許能打的奇葩軍隊。仁宗的盛世，背后暗潮涌動，于是在造反與造謠之間，宋代的老百姓選擇了后者。

可惜，真出事的時候，帝王將相并不像他們自己在沒事的時候自詡得那樣英明神武。

面對大量的不確定性信息，皇帝其實也沒有多少定力。民間更是熱衷于宣揚各種難以理解的咄咄怪事。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在益州下屬的郫縣做縣尉的時候，忽然有一天盛傳有兵變和外寇，城中富人蜂擁出逃，連金銀財寶都來不及帶走，只能埋在地下以待將來。各地白頭翁到處吃人的謠傳更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甚囂塵上。而京城里的“帽妖”——據說是一只會飛的帽子——竟然可以來去無蹤，殺人于無形，更是在天子腳下攪得滿城風雨。

黃博：《如臨大敵: 謠言恐慌與大宋王朝1054》

中華書局，2025

所以，當甲午再亂的謠言傳來，仁宗又怎能不信！皇帝相信甲午年會有大亂，老百姓也相信甲午年會有大亂，官員們更是嚴陣以待。可是至和元年（1054）的甲午年卻出奇的安靜，“自春抵夏，未嘗有毫發驚”。連一場所謂的未遂的兵變，其實也只是街巷之間的妄傳。當亂未亂之際，寫下“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的詩人張俞上書四川地方當局，直言所謂甲午必亂的傳言不過是無知之輩起哄而已。他以豐富的知識與閱歷，審時度勢，大聲疾呼“甲午之說誕矣”—甲午再亂的謠言根本就是荒誕的。謠言止于智者，讀書人就應該以他們的智慧終止謠言。不過，詩人的自信心在這種時候顯然有些膨脹了，現實馬上狠狠地打了他的臉。

當甲午年真的來臨了，那一年的天空是很可怕的。從五月起，一顆從未見過的新星出現在天關東南，無論白天還是黑夜，人們都可以看到它在天上閃耀——那是世界天文史上最著名的超新星SN1054。宋人稱之為“天關客星”。占星術有言，客星臨空，人間必有“兵喪饑饉，民庶流亡”。不久之后，一位失敗的造反者、銷聲匿跡多時的儂智高突然出現在云南。民間紛紛議論，他的下一個目標將是四川，旦夕之間就會兵臨城下，四川的大亂迫在眉睫。于是集體性大恐慌爆發了，老百姓被嚇得“男女婚會，不復以年”，賤賣產業，各自逃命。

Stellarium根據《宋史》中的記錄模擬在1054年7月4日凌晨4時半左右于北宋首都開封的夜空。（來源：維基百科）

該來的始終要來，大家相信甲午再亂的預言終于應驗了。這時，四川官府面對突如其來的危機驚慌失措，匆忙指揮老百姓做各種準備，使百姓“日夜不得休息”。官府用瞎忙來掩蓋自己的無能，反倒讓老百姓更加人心惶惶。正當不知如何收場的時候，張方平來了。至于儂智高是否會來，沒人知道。張方平“鎮之以靜”，成功地對抗了無根的謠言。他中止了一切軍事準備，私下里，他也派人去打探消息，尋出謠傳的源頭，阻斷了謠言的再生產。

新年的上元夜，成都辦起了熱鬧的燈會，人們終于相信，這盛世一如既往。而儂智高的生死我們卻無從得知。有消息說他確有襲擊四川的打算，也有消息說他早就被人殺死，反正他最后不明不白地消失在了歷史長河之中。然而，甲午謠言之曲雖終，參與其事的人卻未散。類似的故事在之后一千年里還有很多，百年之后，洪邁仍然相信丙午、丁未之交中國必遭大災，而這個關于時間的謠言，從南宋中后期一直流傳到近代。從皇祐四年（1052）年底到至和二年（1055）年初，甲午再亂的謠傳從最初的“傳聞其事”，發展到高潮時期的“諠震驚”，兩年多的時間內，四川特別是成都，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謠言大戲。

上至皇帝下至民眾，都被卷入這一既荒誕又緊張的謠言危機中。宋廷在皇祐四年十二月，即甲午年到來前夕，選擇重臣程戡前往四川坐鎮。從宋朝中央到四川地方當局，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盡最大可能讓謠言不會成真。本地士人則心態復雜，他們一方面深知這是讓朝廷和四川地方當局注意到四川人民的不滿情緒的機會，但也擔心謠言的瘋傳最后會導致局面失控，因此他們積極建言獻策。張俞和蘇洵就是典型代表。預期中的內亂并未發生，整個甲午年前后，既沒有像一百二十年前那樣出現地方勢力的割據，也沒有像六十年前那樣發生人民起義，當然也沒有發生宋廷一直擔心的駐蜀軍隊的兵變，一切都是那么平靜。這個時候，外來的威脅卻不期而至。造反失敗后不知蹤跡的儂智高圖謀四川的消息傳來，四川社會的謠言危機被迅速放大，局勢一度失控成為集體性大恐慌。最后恐慌得以平息，前后兩任益州知州程戡和張方平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張方平，處理謠言危機的技巧可謂爐火純青。

在謠言危機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各種力量的交織，皇帝、朝廷大臣、地方官員、本地士人和民眾，甚至四川邊緣地區的少數民族部落，在這一過程中都試圖實現各自的利益訴求。隨著事態的演進，相互交織的聯系與盤根錯節的糾葛一一展開。

甲午再亂謠言的興起和變化調動了各方力量，使北宋朝廷調整了部分在四川長期施行的酷政，改善了四川的政治環境和人民生活條件。這場謠言危機的圓滿解決使朝廷終于放下了長期以來對四川再度發生動亂的擔憂，從此以后，四川的情形不再是宋廷的關注焦點。地方士人借此機會得以表達意見，對地方政治發揮影響。

然而，四川的民眾成了謠言的直接受害者，他們在謠言危機的高潮面前驚慌失措。盡管甲午再亂的謠言來自民間，是四川民眾對于自己處境不滿的一種宣泄，然而，在各種政治博弈中，四川民眾始終處于弱勢地位，他們被裹挾到這場危機的洪流之中，在甲午年下半年的大恐慌中付出了慘重代價。謠言現象在古代政治與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偶然發生的謠傳，常常出其不意地打亂常態下的風平浪靜。在古代，社會主流信息的生產與傳播基本上都壟斷在官府和知識精英手中，民間社會很難有發聲并引起朝廷和地方當局注意或重視的機會。

二、從謠言看歷史的虛相與實相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甚至把謠言和日食、地震、洪水、饑荒一起視為需要引起朝廷重視的國之大變。他說，“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地則有震動陷裂、水泉涌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顯然，曾鞏把謠言恐慌當成了一種天災，認為其代表著上天的意志，表明上天在警告皇帝。

事實上，謠言的興起與傳播并不是天意，實際上反映了人心。它的出現以及短時間內的風靡天下，并非神秘主義邏輯下的天心難測。謠言恐慌是社會輿情最直觀的反映，是民意最簡單粗暴的表達，也是底層人民反抗封建統治壓迫的一種成本最低的手段。甲午再亂謠言的產生，是傳統的宿命論、陰陽五行思想、四川地方社會的不滿情緒和古代另類的輿論表現形式交織而成的結果。看似偶然的甲午再亂謠言突然產生，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影響到其后數年朝廷政局的發展與民間社會的運轉。

因此，不同集團、不同階層的人對于甲午再亂謠言的應對與利用，展示出一幅鮮活的北宋中期政治與社會的畫卷。朝廷在這個過程中擔心害怕而力求息事寧人；地方官員則接受了一場執政能力的考驗，高良夫的驚慌失措，張方平的“以靜鎮之”，是這場考驗中最具代表性的表現；地方士紳則乘機積極參政議政，盡管張俞與蘇洵在認識上截然不同，卻不約而同地給成都地方政府建言獻策。

普通民眾在這一過程中，由焦慮、恐懼到情緒幾乎失控，從張方平抵達成都前四川民間婚姻失序、藏金埋銀的驚恐舉動中可以看到，無論在何種危機中，民眾終究是弱勢的一方。可以說，甲午再亂謠言危機成為了一個考察北宋中期王朝政治與地方社會難得的平臺，它為通常只能做概論性考察的社會政治狀況，提供了一個可以深入到具體運作過程中來詳細觀察的機會，既為我們提供了生動的小故事，又為我們展示了地方性事件的大歷史。

北宋中期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士大夫政治，是中國古代政治史上一個空前絕后的高峰，不但令宋人引以為傲，也使后來元、明、清三代的文人官僚們艷羨，甚至到今天仍然被很多人津津樂道。然而有意思的是，在北宋中期，士大夫政治之所以能夠穩定地運轉，謠言在其中竟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澶淵之盟后，真宗的驕虛之氣被激發，在戰場上失掉的面子，他想要在花費巨資搞出來的大排場上找補回來。此后幾年里，真宗接連搞了天書降世、泰山封禪等一系列旨在提振王朝政治正向精神的表演。他花錢如流水，引得朝野憂心忡忡，社會上關于真宗很像唐玄宗的說法開始流行。

宋代周文矩《文苑圖》

大中祥符六年（1013）十月的一天，龍圖閣待制孫奭（962—1033）上疏提醒真宗，說他這幾年做的這些事情“外議籍籍”，意思就是民間流言紛起，猜測他現在是有意在效法唐明皇（唐玄宗）。孫奭非常認真地跟真宗說，唐明皇絕對不是好皇帝，他寵愛楊貴妃，寵信楊國忠，導致了安史之亂，唐明皇是無道昏君。

可見，謠言就是輿情，可以成為大臣制約皇帝的輿論武器。當然，大臣們可以借機給皇帝提意見，皇帝也可以不聽，比如真宗，他聽了孫奭的話后不以為然，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解疑論》，親自下場為自己辯解。他在文章中說：“朕做的這些事情，唐明皇確實也做過。但不能因為這些事唐明皇當年做過，而唐明皇后來又搞出了安史之亂，就把他和唐朝的衰敗捆綁到一起。秦始皇比唐明皇更加暴虐無道，但是現在朝廷的官僚體制、文書行政體制、郡縣體制等都是秦始皇開創的。因為某人成了壞人，就把他所做的事情都看成是壞事，顯然是沒有道理的。”真宗的這套說辭，在邏輯上是沒有問題的。可惜孫奭借謠言的流行上疏給皇帝提意見，最終并沒有說服真宗。

仁宗與謠言的故事則要溫馨得多。慶歷三年（1043），曾經當過知樞密院事的大將王德用（980—1057）主政定州，把兩個美女送進宮里獻給仁宗。這個消息不脛而走，朝堂上下議論紛紛。

這時，真宗朝著名宰相王旦（957—1017）的兒子王素（1007—1073）正在做諫官，他聽說了之后，找到仁宗談起此事，希望仁宗不要接受外臣送來的美女。仁宗好奇地問王素：“這種宮闈秘事，愛卿從何得知？”王素回答說：“臣的職責就是風聞言事。”所謂“風聞言事”，也就是可以根據謠傳的消息來給皇帝提意見。在宋代，御史和諫官都有風聞言事的權力，驗證傳言的內容是否屬實不是言官的責任，給皇帝提意見，給執政大臣找麻煩，是宋代言官的政治正確。

聽了仁宗的質問，王素理直氣壯地說：“陛下收了美女的事情如果是真的，陛下應該改正錯誤；如果沒有這回事，則是謠言亂傳。陛下又何必問臣是怎么知道這件事情的呢！”

仁宗哭笑不得，只能跟王素套近乎。他對王素說：“朕是真宗的兒子，你是王的兒子，咱們倆與別人不同，是有兩代人的深厚交情在的。”

王素的父親王旦也是一代名臣，在真宗時代當了十多年的宰相，深受真宗的尊重和信任。士大夫間的輿論對王旦的評價也比較高，王旦和真宗的關系稱得上是宋代君臣關系的典范。仁宗這么說，一是緩和一下氣氛，二是想讓王素看在兩代人的交情上放過這件事情。

但王素卻不依不饒，仁宗最終只得接受了他的意見，給這兩個美女各發了三百貫的遣散費，送出宮去了。此事后來被王素的兒子王鞏（1048—1117）寫到了他所著的小書《聞見近錄》里。

在這個故事里，仁宗收了王德用獻上的美女，是王素聽來的八卦消息，屬于“傳聞其事”的流言。

真實是歷史最大的生命力。長期以來，歷史學家都相信“眼見為實”，我們對于“看到”的歷史過于偏愛。“聽覺”在歷史中的存在感實在太低，而謠言故事恰恰是“歷史的聽覺”最生動的展示。

從本書講述的各種謠言故事中，我們可以發現，“聽說”，無論是在朝堂之上，還是在廟堂之外，都是我們重建歷史的主要途徑。細想一下，歷史上所有發生的事情，本質上都是聽說來的。聽說得之于傳聞，傳聞本質上就是謠言，而謠言其實在塑造著我們所知的歷史。歷史的畫卷絕非只是一場場文字的盛宴，它更是一部豐富多彩的交響樂。在歷史的樂章中，“聽覺”的存在感雖然很弱，卻同樣具有重要的價值。

南宋 李嵩 骷髏幻戲圖（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傳統史家對于謠言在歷史上的負面作用有非常深刻的認知。劉知幾在《史通》中控訴“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謠言在歷史上無處不在，傳聞之事如果被寫進歷史往往容易使歷史失真。劉知幾說歷史上的那些著名謠言，比如“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翟義不死，諸葛猶存”等非常經典的故事，不但在當時會成為人們樂于議論的頭條新聞，在后世也會成為史家書寫時的心頭之好。

“曾參殺人”最早見于《戰國策》。有一個跟曾參同名的人殺了人，事情很快傳揚開來。曾參的母親正在家里織布，有人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她，曾母最初相信自己兒子的人品，不相信曾參殺了人，淡定地繼續織布。但沒過多久，又有人來說曾參殺了人，曾母就有些不淡定了。等到第三個人來跟曾母說曾參殺了人，曾母終于相信了，扔下了梭子逃跑了。

“不疑盜嫂”出自《漢書·直不疑傳》。西漢大臣直不疑是漢文帝和漢景帝時代的重臣，官至衛尉、御史大夫，是一個忠厚寬仁的人。當時朝中傳言說他和嫂嫂有茍且之事。這些謠傳后來傳到直不疑那里，他只是淡淡地說：“可是我根本就沒有兄長啊！”面對謠言的中傷，直不疑的態度是懶得理會，任由謠言亂傳。

“翟義不死”出自《漢書·翟方進傳》。翟方進是西漢末年的丞相，他的兒子翟義任東郡太守，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一起起兵討伐王莽，最后兵敗被殺。翟義死后，老百姓很懷念他，都說他其實沒有死。王莽篡位之后，王郎發動起義，就曾聲稱翟義未死，以壯聲勢，事見《后漢書·王昌傳》。

“諸葛猶存”可能是當時流行的一個習語，跟“翟義不死”一樣，是因為大家懷念諸葛亮，在他死后他其實沒有死。具體指的是什么事，現在已經無從知曉了，但語境上來看，顯然不是那個眾所周知的“死諸葛嚇走生仲達”的故事。

所以，劉知幾說史家最討厭“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然而，把歷史上發生過的謠言摒棄在歷史之外，是否就是最好的歷史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謠言的出現，往往能在不經意間擊穿了厚重的正史精心編造的謊言，以夸張的方式訴說那些被遺忘或掩蓋的往事。這些耳聞的碎片，或許無法像眼見的歷史那樣直觀、明確，但它們卻以獨特的方式勾勒出了歷史的另一面。

“聽說”在歷史上雖不如“看見”那般確鑿無疑，卻發揮著不容低估的作用。它像是歷史的暗流，在表層的浪花之下涌動，影響著歷史的走向和人們的認知。有時，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謠言，卻能在人群中激起千層巨浪，成為我們從多角度認知歷史的關鍵因素。因此，當我們探尋歷史的真實時，不應只局限于“看見”的目光，更應傾聽那些“聽說”的聲音。它是歷史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是歷史“聽覺”的生動體現。它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風土人情、人們的思想觀念，以及歷史中的人物、事件在民間社會的傳播與解讀的曲折過程。有助于我們才能更全面地理解歷史，更深入地感受歷史的魅力。

傳聞的價值與意義，在于給歷史記錄補充了各種花邊新聞。許多歷史事件，尤其是那些發生在基層、涉及廣泛的事件，往往難以被官方記錄詳盡地涵蓋。而傳聞，正是這些事件的民間記憶，是歷史真相的另一種呈現方式。事實上，傳聞也是歷史研究的重要線索。通過分析不同時期傳聞的內容、傳播的方式以及人們對傳聞的態度，我們可以窺見當時社會的大眾心理、價值觀念以及輿論氛圍，從而更全面地理解歷史。

當然，傳聞也存在著一定的誤導性和不確定性。在享受傳聞給歷史敘事提供的精彩素材的同時，我們也需要審慎對待傳聞，結合其他各種說法進行綜合分析，最大程度還原歷史真相。在注意到“歷史的聽覺”這個維度的時候，“歷史的聽力”也相當重要。我們能否在眾聲喧嘩中發現歷史的微妙之處？“歷史的聽覺”考驗的是史學家的綜合素養。尋找真相，但也不必執著于真相，真相背后的歷史，有時可能比真相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