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地方志的修纂史上，高凌雯是一位重要人物，他是民國《天津縣新志》的總纂，其所著《志余隨筆》實乃修志的經驗之談。高凌雯，天津人，字彤皆，清末生民國卒，清光緒十九年（1893）舉人。《志余隨筆》為學者所重，來新夏先生點校該書，并為之作《前言》，稱贊該書“資料搜集之廣，尤可為修志者法”，其中引用譜牒資料頗多，于此可見族譜有資于修志。反之，從地方志也可了解其所利用的族譜情況，并從所記內容進入地方歷史，特別是居民的歷史。因此，筆者意在通過分析《志余隨筆》所引譜牒資料，探討天津人族姓的由來、族譜狀況以及譜志的關系。

一、《志余隨筆》所引譜牒史源及其考證人物價值

高凌雯說編纂天津方志時，“各家譜牒寓目者凡三十二姓，皆于選舉薦紳人物，有資考證”。可見他利用譜牒修志的作用主要體現在譜牒有助于選舉、職官、人物的編撰與了解。他所寓目的譜牒應是當時天津存世的主要族譜，有32姓之多。直接引用的譜牒姓氏，有靳氏、李氏、梅氏、陳氏、黃氏、殷氏、費氏、倪氏、趙氏、武氏、華氏、邵氏、金氏、徐氏、劉氏共計15姓，占到所寓目者的一半。

高凌雯修志，很注意用譜牒資料作為證據。如志稿中有李瑞璋，即“據李氏家乘為之”。無譜牒資料為據，修志或有缺憾。如張霪的父親聞予，有弟名念茲，惜“張氏宗譜已佚，若聞予、若念茲，皆不能舉”。譜牒保存資料的功用明顯，高凌雯便說：“明人文字，傳于今猶可得見者……《津門詩鈔》存劉公詩三首，云得自劉氏家譜。”

高凌雯看重譜牒的重要原因是譜牒人物資料往往根據碑刻，比較可信。如他說：“靳氏家譜謂其先人仕衛職有功者，事跡載城樓碑。”靳氏從城樓碑考證先人仕衛職有功，高凌雯在方志中采用靳氏家譜。再如，“北倉趙氏，原籍江南。永樂二年有名趙全者，以指揮使自會州衛遷武清，此趙譜所載，而《天津衛志·官籍》載有趙金、趙德全，俱江南人。則金或全之誤……則趙全或即趙德全亦未可知”。這是依據譜牒推測衛志記載錯誤的事例。

但是，譜牒記載并不一定嚴謹，甚至前后矛盾，需要辨正。如“縣志《殷尚質傳》亦錄衛志，其死綏一節，則采《明史稿》。公亦有墓碑，且近在城西，人亦未之知也。最奇者殷氏族譜開首即錄碑文，大書‘予謚忠勇’，而縣志沿《明史稿》之訛，作‘忠愍’，殷氏子孫又沿縣志之訛亦改稱‘忠愍’”。殷尚質事跡見于《明史稿》，記載尚質死后謚為“忠愍”，但是城西尚質墓碑記載其謚為“忠勇”，當以墓碑記載為是。縣志采《明史稿》誤，殷氏族譜錄碑文又據縣志改訂，反誤。又如，“黃東為釗長孫，明明載諸墓志，衛志謂東襲指揮僉事，升都指揮僉事。黃氏族譜，既載墓志而世系竟無東名，亦可異矣。且以承襲年祚遠近計之，必東以下再有一世，方能銜接，是譜中斷二世”。這些譜牒編纂者雖然搜集了比較原始的資料，但是疏于考證，行文中常出錯誤。

譜牒也記載有根本就不準確的，需要謹慎辨別，不能拿來就用。如“李經世附傳，采自李氏家譜，其事其文，居然小說也。余為別綴以詞，庶可避俗就雅，若直錄之，則真豆棚瓜架之談矣”。在高凌雯看來，李氏家譜中李經世的記載類似傳聞，如果直接采用將成為民間笑談，所以他特加說明，以免誤導。

有的家譜甚至攀附名人，不足采信。高凌雯舉例：“有人持家譜請著錄，乃前明開國勛臣，累世禁衛大臣，鼎革且有死節者，此勝朝望族也。然衛志修于康熙初，距明不及三十年，閥閱之盛，并無一言及之，是為可疑。”c這種謹慎求真的態度，保證了高凌雯修志既利用譜牒又不輕信譜牒的恰當做法。

由于高凌雯看到譜牒當中的碑刻墓志傳記資料，有助于修志存史，他在《天津縣新志》卷二四單列“碑刻”一類，其中就有采自于《徐氏家譜》的《徐城墓志銘》《徐嘉賢墓志銘》。

二、《志余隨筆》所見高凌雯對于譜牒學的見解

高凌雯通過閱讀天津的譜牒文獻，特別是修志中的考辨，對于譜牒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他認為，譜牒世系的長短、本旁支的詳略，關鍵在于家族是否有老譜，世系不可靠的主要原因在于修譜者對祖先的記載出于追溯，他說：

明衛官家有譜者梅氏，世系太長（開國永樂已傳三世）。陳氏世系太促（永樂初至明末僅歷四世）。黃氏世系中斷，殷氏、靳氏、費氏，大率僅載世系本支而旁宗不及，蓋皆前無譜由后追溯，故敘述不詳。惟倪氏具稿稍先，在明末已有底本，分支別派，尚覺清晰。余閱諸家譜牒，往往有創無因，嘗有淺論以為修譜有法固善，否則寧詳毋略，縱不合法，亦勝于無，所要者訂年續修，莫令失墜耳。

有創無因造成世系記載不準，因此修譜要寧詳毋略，訂年續修，保留歷史記憶。

譜牒記載如出于追溯，更加之文學形式，會影響史料價值，修譜應當避免。高凌雯講道：“靳氏自永樂北遷，累襲衛職。至乾隆初，始立譜，子孫追述祖德，不以記傳而以七言歌行出之，故事跡隱而不著。”

也正是基于上述認識，高凌雯認為民間修譜與“官譜”應有所區別，在于知祖先、明親疏、詳記載，而非明嫡庶、名位貴賤。高凌雯比較歐陽修所修族譜與清代族譜說：

歐陽文忠公輯族譜，但書名綴世系而已，蓋猶官譜舊式也。今譜必書字及妻室、生卒年月日時、葬地方向，或病其繁賾，謂為不古，非也。蓋古者世官之制，譜掌于官，僅以記宗支，明嫡庶，使無淆亂。今譜藏與家，欲使子孫詳知其祖先，油然動追遠之思，故不嫌繁瑣，此時勢之異也。惟譜以明親疏，不在名位貴賤，今有詳敘官階使后人生軒輊之心，已失譜意。又有于名下論贊數語，類于注考，更失譜法矣。

古今異勢，應理解今人，不必一定以古繩今。

因譜牒資料有助于修志辨別人物，族譜最好將傳記資料別為一編。高凌雯指出：“科名、仕宦、封贈，皆最榮幸難得之事，凡祖先既有者亦不可湮沒，修譜者應與傳志、行狀，別為一編，附譜而行，以存一家掌故。”

高凌雯認為，譜牒記載人物要詳略得當，官紳尤為重要。他說：“明以衛官治衛人，官即紳也。上下相習，疾痛相關，勤于職者，必不乏人。衛志簡略，遺跡多湮，其見于諸家譜牒者若殷氏、靳氏、梅氏、黃氏，則又詳者不要，要者不詳。”c即要者應詳，不要者或可不詳。

三、天津人的由來：入籍與定居

天津地區的居民歷史雖早，但是設立官府則較晚。金朝有直沽寨，元置海津鎮，明改天津衛，清割靜海、滄州、武清為天津縣。自明永樂年間得名“天津”，隨后明設天津左衛、天津右衛、天津衛，英宗時建城，始見城市雛形。

天津城市史應當是從明朝正式開始。高凌雯對此有深切的感受，他說：“天津戶籍最早者，大率由永樂遷來。”指的就是衛籍軍戶是天津人重要來源。《志余隨筆》列舉了不少事例說明天津族姓來源于明永樂時期遷來的衛所軍人。如黃氏：“黃勝以燕山衛所總旗，從靖難軍立功，累升指揮僉事。永樂二年，調天津左衛，管衛事。”再如梅氏：“梅氏為明駙馬都尉梅殷后，及讀其族譜，世系極詳。梅殷生景福、景福生敬，敬生滿兒，為天津衛指揮使。滿兒為太祖命名，其調衛當在永樂二年……梅譜原起于滿兒，其于殷則追書之，殷次子景福見《明史》，景福子敬未知所據，然梅氏必不偽造，或者滿兒于殷為曾孫行，系出別支，年遠遂有傳聞之誤耳。”又如陳氏：“陳氏族譜載，始祖一青，二世進，三世以智，四世應夏。應夏縣志列入國朝人物。案：一青自永樂二年以千戶調天津，證諸官籍，確載其名，而傳之國初，其間只歷二世，恐有闕失。”此外，本節第一部分提到的北倉趙氏，永樂二年趙全以指揮使自會州衛遷武清。

永樂之后來津的軍人也陸續入籍。如武氏：“武嵩齡，大同人，明季官指揮僉書，管城守營事，擢遼陽都司。鼎革后，以天津為其舊治，移家居焉。有子七人，孫二十人。其譜牒自嵩齡以下甫三世而已斷，今天津武氏多其后裔而莫能上溯矣。”再如倪氏，“衛制先入學而后襲官者有之，如尚殷質是也。倪氏家譜載倪思立萬歷二年武進士，襲職與發科不應相距三十年之久，二者必有一誤。且已襲官，能否許應鄉會試，其制已無考”。顯然倪氏可襲官，原本屬于軍籍。

明代因經商等原因來津定居者也有。如“華氏有由嘉靖間遷來者，曰北華，其發科自華典始；一支由康熙初遷來，曰南華，其發科自華蘭始，兩系同宗，原籍無錫，惟西南華家莊，別為一族，與城華不相涉”。

清朝廢除明朝的衛所，在天津設立行政機構縣州府，天津的城市性質更加突出。各地來津的族姓增多，如“邵氏本姓劉，新莽時改姓周，后又冒姓邵。其族譜云，順治初充務關掾，康熙元年務關移天津，與之偕來，遂入籍。以此可證務關南移之日”。明朝運河有七大鈔關，武清縣河西務是其中之一，清康熙初鈔關從河西務移駐天津，劃歸天津道兼理。邵氏原在河西務稅關任職，亦隨務關遷移而入籍天津。又如金氏：“金公平，譜名安平，康熙間自會稽來天津……若金镕、若金溎滎、若金銘，雖同姓而各為一族矣。金溎滎之后今在太原，金镕即金剛愍公父，其族繁衍，自山陰遷天津，其譜牒上起于元，繩繩繼繼，派別厘然。”金公平是清康熙間自浙江會稽遷來天津的。

外地來津定居者不少是冒籍者。冒籍主要因科舉考試為鹽商、灶戶設籍而產生。高凌雯說：“商、灶兩籍，肇自明代。商籍為鹽商子弟僑居而設，日久遂開冒籍之門。凡客游茲地者，因其親族，緣引入場甚或異姓投考，至中式后有改歸原籍之例，因以復姓，后以冒濫裁革，而灶籍如故。灶籍為沿海州縣灶戶而設，弊在一人而備二名，于此試之，未售者再于彼試之，謂之跨考。”冒籍的具體事例，如“徐金楷初名金楷，俞金鰲初名金鰲。舊志選舉班可考。當是金氏入籍早，其后浙人來此冒籍者，因以冒其姓也”。

總而言之，高凌雯對于譜牒資料與修地方志的關系有清醒認識，他盡可能利用天津的譜牒，作為《天津縣新志》重要的史源，同時對于譜牒記載多方比證，謹慎采納，保證了《天津縣新志》的質量。高凌雯修志過程中得出對于譜牒以及與地方志關系的看法，也是關于譜牒學、方志學的珍貴經驗之談。《志余隨筆》頗多記載高凌雯寓目的譜牒資料，為我們了解天津的譜牒留下了珍貴的記載。根據高凌雯《志余隨筆》所記譜牒資料，我們也了解到天津的族姓由來與城市的歷史。

《清代宗族研究》

作者：常建華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壹卷YeBook

出版時間：2025年6月

ISBN：978-7-220-13893-5

【內容簡介】

本書是關于清代宗族制度研究的學術著作。作者深入分析了宗族組織在清代社會治理中的角色，從祠堂、族長、族規家訓到族田、家塾等方面，揭示了宗族如何成為維護社會秩序和推動社會進步 的重要力量。書中利用豐富的文獻資料，包括刑科題本、碑刻、族譜等對不同地區的宗族形態進行了比較研究，展現了宗族在地方社會中的多樣性。同時，探討了族正制度的起源和發展，以及宗族自治與國家治理的關系，為理解中國古代社會結構提供了寶貴的視角。

【作者簡介】

常建華，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社會史學會會長，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社會史、明清史。著有《明代宗族研究》《日常生活的歷史學》《社會生活的歷史學》《中國宗族通史?明代卷》等。

【編輯推薦】

一部詳盡探討清代宗族制度的學術著作

立足清代國家治理與地域社會互動雙重維度；

系統考察宗族制度的結構變遷及其實踐邏輯。

聚焦清朝宗族政策制度設計，深入剖析雍乾兩朝族正制的創立與調適，揭示政權如何通過保甲、鄉約滲透宗族組織；

依托刑科題本、方志等多元史料，對比南北宗族形態階層分化與空間差異，展現商賈捐納、族產糾紛等鮮活歷史場景。

【目錄】

第一章清朝宗族政策

第一節論清朝推行孝治的宗族制政策

第二節 鄉約·保甲·族正與清代鄉村治理

——以凌燽《西江視臬紀事》為中心

第三節試論乾隆朝治理宗族的政策與實踐

第二章族正制度考辨

第一節清代族正問題的若干辨析

第二節 清代宗族“保甲鄉約化”的開端

——雍正朝族正制出現過程新考

第三節乾隆朝的閩臺族正制

第四節清代族正制度考論

第五節近代閩臺族正制考述

第三章多元文類視野下的北方宗族

第一節 捐納、鄉賢與宗族的興起及建設

——以清代山西洪洞蘇堡劉氏為例

第二節碑刻所見明清民國陜西宗族制度與風習

第三節近世山東莒地宗族探略

——以民國《重修莒志·民社志·氏族》為中心

第四節 高凌雯《志余隨筆》所見天津的族姓與譜牒

——兼論譜牒為方志重要資料來源

第五節清乾嘉刑科題本所見北方宗族札記

第四章刑科題本反映的乾嘉時期南方宗族

第一節共同體與社會：清中葉浙江的宗族生活形態

第二節清乾嘉時期廣東宗族祭費問題與嘗田佃耕糾紛

第三節清乾嘉刑科題本所見兩湖地區宗族及其糾紛

第四節清嘉慶年間江西、安徽的宗族

附編一明清時期祠廟祭祖問題辨析

附編二試論宋代以降的宗族之學

附編三讀《毗陵莊氏族譜》報告

附編四清代宗族制度

附編五清代宗族的自治與國家治理

附編六《宗族與鄉村控制》導讀

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