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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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學界普遍認為傳世文獻與鄂君啟節中的“廬（瀘）江”即今青弋江。重新梳理傳世文獻，“青弋江說”存在嚴重缺陷，而今鄱江更為契合。新近考古調查揭示，今安徽省銅陵地區秦漢銅礦冶遺址群就是漢代吳國、丹陽郡銅山。吳國銅山地處青弋江以西，則青弋江流域不在淮南國廬江郡境，失去對應為廬江的可能。考古發現所見戰國時期楚國疆域變遷進一步揭示，今皖南地區晚至戰國末年納入楚國疆域，與鄂君啟節所見戰國中期楚國以“瀘江”為東界的形勢不符，進一步排除廬江為今青弋江的可能。綜合文獻記載與先秦夏越交通形勢，廬江應為今鄱江，屈原《招魂》之“廬江”也是此水。鄂君啟節之“爰陵”或為秦漢鄱陽縣。

關鍵詞：廬江；鄂君啟節；吳國銅山；廬江郡；爰陵

作為水道名稱的“廬江”始見于戰國文獻，秦漢史籍亦有載錄。魏晉之后，廬江逐漸湮沒無聞。清代，伴隨古水道研究的興起，廬江重回學者視野，就其地望出現多種認識。20世紀50年代鄂君啟節的發現，再度引發有關“廬江”的討論，結果是大家逐漸認同古廬江即今安徽省南部的青弋江。“廬江”公案似已塵埃落定。

然而梳理傳世文獻、前人研究發現，“青弋江說”存在很多缺陷。特別是20世紀以來，長江中下游一系列考古發現，揭示青弋江難以與古“廬江”對應。由于古“廬江”涉及戰國時代楚國疆域范圍及變遷、鄂君啟節釋地、漢初東南諸侯王國疆域分野等重大問題，其方位不可不辨。本文擬在前賢研究基礎上，融貫傳世文獻與考古資料，就“廬江”地望作進一步申說。

一 學術史回顧

關于古廬江方位，有三條基礎史料，現臚列如下：

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山海經·海內東經》）

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于江。（《水經》）

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漢書·地理志》“廬江郡”自注）

三條史料中，《海內東經》《水經》記載廬江在彭澤縣西注入長江。酈道元將《水經》廬江對應為發源于廬山的石門水,顯然有誤。首先，石門水流域小，難稱大水。其次，廬江所出之“三天子都”也是浙江（今錢塘江）的發源地（詳見后文），不可能是廬山。基于《海內東經》《水經》，廬江乃發源于今皖贛交界山地，向西流注于鄱陽湖，應為今鄱江。唐代盧潘《廬江四辨》即持此說。這也成為此后主流意見。清人姚鼐稱“夫廬江者，其水出陵陽東南，而西北流經彭蠡以入于江，至今猶命彭蠡之山為廬山云”。《大清一統志》則將廬江對應為鄱江支流之樂安江。

時至清末，廬江又有新說。錢坫認為鄱江與《漢書·地理志》（以下簡稱《漢志》）所載不符，發源于“三天子都”，且北入長江的“廬江”，應為青弋江。但此說有一個致命缺陷，即《海內東經》《水經》提到廬江在“彭澤（縣）西”入江，而青弋江不流經秦漢彭澤縣（今江西省湖口縣境）。對此矛盾，錢坫據《漢志》“丹陽郡宛陵縣”自注“彭澤聚在西南”，稱《水經》“彭澤縣”衍“縣”字，“彭澤”即彭澤聚。此說一出，立刻得到學者響應，影響愈廣。民國時期，廬江即青弋江，幾乎成為學者共識。

20世紀50年代鄂君啟節的發現，再度引發學界對廬江的關注。鄂君啟節舟節提到江水東路“逾江，就彭射，就松陽。入瀘江，就爰陵”。這里的“瀘江”最初被釋作“澮江”,其釋地有贛江、邗江、青弋江三種意見。隨著“瀘江”釋字的確定，學者們意識到此“瀘江”即傳世文獻“廬江”，當即今青弋江。《漢志》稱青弋江為“淮水”。黃盛璋承繼清末陳澧、楊守敬等人有關廬江、淮水乃青弋江“一水異名”的看法，認為廬江乃戰國稱法，淮水乃漢代稱法；而鄂君啟節“爰陵”無疑是皖南漢代宛陵縣（今宣城市），欲坐實鄂君啟節“瀘江”與秦漢文獻“廬江”就是今青弋江，“鄂君啟節的發現，使千年爭論不決的問題，完全獲得解決，不能不認為是千古快事”。黃先生將鄂君啟節“瀘江”“爰陵”釋地與史地學界傳統“廬江”研究貫通，使“青弋江說”得到出土文獻的加持，儼然成為“定案”。

雖然“青弋江說”漸成定論，但仍有學者持懷疑態度。如魏嵩山辨析各種史料，重申《大清一統志》之“樂安江說”。張修桂繪制“漢唐鄡陽平原水系圖”時，把江西省東北之西河標注為“廬江水”。楊蕭楊綜合考察前人對廬江的各種看法，認為唐至清初把廬江對應為今鄱陽湖以東水系最為合理。上述學者其實強調，廬江為今鄱江仍有合理之處。陳懷荃則提出廬江應為今安徽省太平、石臺縣境的秋浦江。此說雖然有別于傳統各說，但也主張廬江在皖南，可以看作“青弋江說”的補正（詳見后文）。

二 從文獻記載再談“廬江”地望

從學術史回顧可以發現，唐代以來關于古廬江方位存在皖南水系（青弋江、秋浦江）、贛東水系（鄱江、西河）兩種認識。清末民國時，皖南水系一說漸成主流，再加上鄂君啟節“爰陵”方位的釋定，“青弋江說”成為學界共識，雖有學者仍主張贛東水系，但并未受到重視。

讓我們回歸傳世文獻，重新辨析史料所見廬江方位。三條關于廬江定位的基礎史料中，《山海經》《水經》都提到廬江發源于三天子都。“三天子都”是確定廬江方位的重要參照：

三天子鄣山在閩西海北。一曰：在海中。（《山海經·海內南經》）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在閩西北，入海，余暨南。（《山海經·海內東經》）

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余杭，東入于海。（《水經》）

三條史料中，《海內南經》把三天子都描述為海中之山。這種觀念反映了早期華夏世界對東南地理情況缺乏了解。相較而言，《海內東經》更為具體。周振鶴指出，《海內東經》篇末水道記錄乃一部秦代《水經》，為后人誤置于《山海經》中。據此，《海內東經》附篇成書時代晚于《海內南經》，表明秦代對三天子都的理解，已擺脫虛幻認知，指向具體山脈，反映了華夏世界對東南地理形勢的認知從模糊到具象的過程。

秦漢時代的“三天子都”所指何山？《漢志》“丹陽郡黝（黟）縣”自注“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晉人郭璞注《海內南經》“三天子鄣山”曰：“今在新安歙縣東，今謂之三王山。”又《漢志》“廬江郡”自注“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不過，這條自注的性質非常復雜，需要作具體說明。

《漢志》所注水道，大多位于各縣條目之下。而這條注文卻位于“廬江郡”下，而且注文提到的陵陽縣也不在廬江郡。若依照《漢志》書例，這條注文應在“丹陽郡陵陽縣”下。楊守敬認為《漢志》“陵陽縣”自注原貌為“廬江出東南，北入大江。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此乃“班氏兩存異文”，“謂桑欽之淮水即廬江之異名”，后有淺人將“廬江”注文誤植于廬江郡。譚其驤則認為“這一條不像是班固的原文，多半是傳鈔時被羼入的后人讀《漢志》時的旁注”。最近楊智宇對此問題又有推進，他發現《漢志》敘水道源頭從不言“出某縣”，認為這條注文乃出自應劭《漢書音義》，后誤竄為班固自注。楊智宇上述意見值得重視。應劭《漢書音義》主旨是對《漢書》注音釋義，“廬江出陽陵東南，北入江”正是對“廬江郡”得名的解釋。雖然這條注文并非班固手筆，但仍能反映東漢末對廬江的認識。

班固稱浙江發源于黟縣，應劭稱廬江發源于陵陽縣南，郭璞稱三天子都即歙縣三王山，可見三天子都即今黃山山脈，這也是目前學界的主流意見（見附圖）。

青弋江、秋浦江發源于黃山山脈北麓，鄱江、西河發源于黃山山脈西麓，皆符合史籍廬江發源于三天子都的記載。由此，確定廬江方位的第二個參照“彭澤縣”便顯得尤為重要。《海內東經》附篇稱廬江“入江彭澤西”，《水經》為“北過彭澤縣西，北入于江”。秦漢彭澤縣在今江西省湖口縣西，若經彭澤縣西入于江，那么只有發源于黃山山脈西麓的鄱江可與之對應（見附圖）。這也是唐代至清初把鄱江視為廬江的主要依據。

清末錢坫、陳澧等人提出《海內東經》附篇、《水經》中的“彭澤”乃《漢志》宛陵縣西南“彭澤聚”。然而正如魏嵩山所說，彭澤聚遠不如彭澤縣著名，“依常理推之，（《山海經》）所記彭澤應指彭澤縣而非宛陵縣所屬彭澤聚”。另外，《海內東經》附篇諸水道涉及政區名，若無具體標識，都是縣名。把《海內東經》附篇“彭澤”解讀為“彭澤聚”，與附篇體例不合。而且《水經》明確書作“彭澤縣”，楊守敬把“縣”字視為衍文，并無版本依據，從文獻學的角度來看，這種做法非常危險。

今青弋江在蕪湖市注入長江，今蕪湖市即漢代蕪湖縣。“彭澤聚”在漢代宛陵縣（今宣城市）西南，不僅不在青弋江沿岸，而且遠離青弋江入江處（見附圖）。若按漢代敘述水道流注通例，應作“入江蕪湖西”或“北過蕪湖縣西，北入于江”。無論如何，“彭澤”也不應與“彭澤聚”有所瓜葛。可見錢坫、陳澧之說，過于牽強。

魏嵩山曾提出一個有力證據，即《漢志》“丹陽郡陵陽縣”自注“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顯然班固將今青弋江稱為淮水，而非廬江。對此矛盾，楊守敬認為《漢志》“廬江”注文原本在“陵陽縣”下。今已知“廬江”注文出自應劭，則楊守敬“此班氏兩存異文”之說失去了憑據，青弋江在漢代并無廬江之名。黃盛璋認為青弋江戰國稱廬江，漢代稱淮水。然而，《水經》《漢書音義》表明，廬江之名漢代猶存。而根據朱繼平研究，《禹貢》導江“東迤北會于匯”之“匯”，即桑欽所言“淮水”。可見，“淮水”之名先秦已有，“廬江”之名秦漢猶存，兩者不存在時代差異，分明為兩條河流。正是意識到“彭澤縣”與“彭澤聚”、“淮水”與“廬江”難以調和，陳懷荃另辟新說，將廬江對應為同樣發源于黃山山脈北麓的秋浦江。他認為，秋浦江與長江交匯處在漢代屬彭澤縣與石城縣交界，可以符合《海內東經》附篇、《水經》廬江過彭澤縣入江之記載；把秋浦江定為廬江，把青弋江定為淮水，可以解決“廬江”“淮水”同時存在的矛盾。

陳懷荃把“廬江”“淮水”視為兩水是正確的，但是《海內東經》附篇、《水經》稱廬江入江在“彭澤（縣）西”，秋浦江入江處卻在彭澤縣東。再有，漢代石城縣在今貴池市石城村，秋浦江（《漢志》“分江”）就在其附近入江（見附圖）。如果廬江是秋浦江，文獻應作“石城西”入江，不應與彭澤縣相涉。

就文獻記載而言，發源于黃山山脈西麓，匯入鄱陽湖的鄱江更符合傳世文獻對廬江的記載。而今青弋江為古廬江的看法問題最大。至于“秋浦江說”，雖然較之“青弋江說”可以解決一些文獻上的分歧，但仍不能與傳世文獻合理對應。

三 考古發現帶來的新認知

從傳世文獻來看，“青弋江說”缺陷最大，“秋浦江說”略勝，而“鄱江說”的契合度最高。當然，考慮到“廬江”史料較少，再加上古書歷經千年傳抄，文字錯訛、脫漏現象難以避免。清人提出各種文本改訂方案，既難證實，也難證偽。這也是傳統沿革地理考證普遍存在的局限。為了避免陷入無休止的文本紛爭，應嘗試尋找其他解決問題的途徑。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考古事業迅速發展，考古工作取得豐碩成果。一些憑據傳世文獻難以解決的“懸案”，在與考古發現相互印證后，出現新的轉機。例如，漢代吳國、丹陽郡擁有銅山，為長江下游重要的產銅基地，屢見于傳世史籍及出土銅器銘文。這座銅山位于何處？唐人張守節曰：“銅山，今宣州及潤州句容縣有。”后人受其影響，談及吳國、丹陽郡銅山，或定于宣城，或定于當涂。20世紀70年代，魏嵩山綜合傳世史籍關于江南銅山的記載，稱“西漢丹陽銅得名產于丹陽郡，既不只限產于今宣城縣，也不只限產于今當涂，而是遍產于該郡所屬今蘇浙皖交錯的茅山、天目及九華山區”，主張銅山乃是丹陽郡一系列銅山的泛稱。

前人無法確指“銅山”方位，乃至提出“泛稱說”，暴露了利用傳世文獻解決這一問題的局限——皖南、浙西歷代銅山記載甚多，何以確認哪一座是漢代吳國、丹陽郡銅山？安徽省考古事業的發展為解決這一問題打開全新局面。20世紀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今皖南繁昌、南陵、銅陵三縣交界的順安河、新橋河、黃滸河上游之工山、鳳凰山、銅官山發現大量漢代銅礦冶遺址。它們規模巨大，數量眾多，產業鏈完整，發現伊始即有學者思考其與吳國、丹陽郡銅山之間的關系。如楊立新、張國茂等學者提出，江南唯有銅陵地區豐富的漢代銅礦開采、冶煉考古遺址可以與吳國、丹陽郡銅山對應。銅陵地區考古調查的深入，又為上述看法平添證據。如銅陵地區陸續發現戰國晚期蟻鼻錢范、漢初半兩錢范，可與吳王劉濞“即山鑄錢”相對應。時至今日，銅陵地區古銅礦即漢代吳國、丹陽郡銅山已經成為考古學界共識，堪稱20世紀安徽考古事業取得的重要收獲。

譚其驤稱“（廬）江在漢初廬江郡界內，故郡以水氏”。漢初廬江位于廬江郡，屬淮南國。如果今青弋江是廬江，則皖南漢初屬淮南國廬江郡。然而明確今銅陵地區為漢代銅山，則皖南漢初屬吳國豫章郡，今青弋江不可能對應為廬江（見附圖）。同樣的道理，位于皖南的秋浦江也不會是廬江。不過，考慮到秦漢郡域常有變化，或許存在如下可能：秦代初置廬江郡時，今青弋江在郡境范圍內，漢初調整廬江郡轄域，把今青弋江劃歸吳國，從而造成廬江與廬江郡的分離。為了排除這種可能，不妨將觀察的視野提前并放大，借助考古資料探討戰國時期楚國東部疆域的變遷過程。

今長江中下游地區在先秦本屬吳越勢力范圍。《史記·越世家》載：“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強，盡取故吳地至浙江。”然而實際情況并非這么簡單。據清人雷學淇、黃以周，近人蒙文通、楊寬考證，楚國滅越在楚懷王二十三年。陳偉則認為，楚懷王二十三年楚國只是敗越取地，越國實際亡于楚考烈王十三年。總而言之，晚清以來學者皆不認為越國亡于楚威王之時。鄂君啟節的發現，為探討楚滅越的時間提供了寶貴資料。鄂君啟節紀年為“大司馬昭陽敗晉師于襄陵之歲”，乃楚懷王六年。鄂君啟節車節所見陸路交通路線東止于“下蔡”，舟節所見水路交通路線東止于“瀘江”“爰陵”，并未出現吳越故地。譚其驤稱“楚滅越以前在大江南岸的疆域大致即東盡于此”。鄂君啟節頒行之時，江淮下游尚未納入楚國疆域，表明越國絕非滅于楚威王之時。

正如譚氏所言，鄂君啟節表明楚滅越以前，瀘江、爰陵構成楚國東部疆域。傳統觀點以為，鄂君啟節“瀘江”即今青弋江；“爰陵”為漢代宛陵縣，即今宣城市。據此，懷王初年楚國已經占據皖南。而考古發現所見情況究竟如何？

目前皖南發現的楚墓數量極少，形制與太湖流域的楚墓高度一致。考古學界通常把皖南、蘇南、浙北的楚墓一并討論，泛稱“江東楚式墓”。考古學者很早就注意到“江東楚式墓”的時代都很晚，“已發現的楚墓時代均為戰國晚期，此前確鑿無疑的楚墓尚未有發現”。中國考古學者通常把“江東楚式墓”歸為戰國晚期墓葬。日本學者太田麻衣子指出，目前公開披露的“江東楚式墓”中大約65%是秦至漢初墓葬，“但絕不意味著剩余大約35%的墓葬都是戰國后期墓”。這意味著“江東楚式墓”要比原來估測的時代更晚。具體到皖南地區，太田氏指出，被中國學者判定為戰國晚期的宣城磚瓦廠、石板橋小學兩處“楚式墓”，皆為秦統一以后的墓葬。若將上述兩處墓葬排除，則皖南地區幾乎不見戰國時期的楚墓。太田氏稱楚國開發江東，可能晚至春申君受封江東，即楚考烈王后期。此前，陳偉通過梳理文獻，認為楚國實際控制江東要晚至楚考烈王十三年，楚考烈王封春申君于江東是為了有效控制這一新占領的領土。“江東楚式墓”的考古學調查可以驗證陳先生的判斷。

如果鄂君啟節記錄的“瀘江”是今青弋江，意味著戰國早期楚國已占據皖南，并且在今宣城市設置“爰陵”縣。然而實際的考古工作中，皖南找不到任何戰國初期、中期的楚文化遺存，甚至連戰國晚期的楚墓也十分罕見，顯然無法支撐當地于戰國中期納入楚國疆域的看法。基于考古發現，皖南地區大約在戰國晚期納入楚國疆域。那么戰國中期楚國疆域的東界又在哪里？

20世紀70年代，贛北的武寧、九江等地陸續發現戰國早期楚式墓葬及文物。特別是瑞昌銅嶺銅礦遺址的持續發掘，顯示春秋、戰國之際，楚國勢力已經順長江進入贛西北地區，但其周邊的靖安、高安地區仍屬吳越勢力范圍，今贛西北即戰國初年楚國疆域東界。至戰國中期，今新建、高安地區楚墓開始出現并增加，說明楚國勢力溯贛江擴展，疆域抵達贛江中下游。目前所見戰國中期楚文化考古遺存的東界就在贛北的鄱陽湖地區，高至喜對戰國早中期贛江以西地區為楚之東境的判斷應屬可信。

依據考古資料，戰國中期長江以南楚國疆域東界只能抵達鄱陽湖地區，把鄂君啟節“瀘江”對應為今鄱江，與考古資料所見戰國中期楚國疆域形勢相符。鄱陽湖在先秦時期并不存在，彼時鄱陽湖地區是廣闊平坦的“鄡陽平原”，今鄱陽湖以東的鄱江、信江都是先注入贛江再匯入長江。如果鄂君啟節“瀘江”是今鄱江，自然也應涵蓋贛水下游干流，這意味著鄂君啟節“瀘江”就是今贛江水系。

贛江是長江的重要支流，不僅流域面積廣闊，還在與長江交匯處形成大片湖澤——彭蠡澤。對于這樣一條大水，先秦至漢初典籍從未提及，很值得反思。如果明確廬江即今贛江，則贛江已見于戰國文獻《招魂》（詳見后文）及鄂君啟節。也就是說，先秦傳世文獻、出土文獻已有贛江，贛江并非在漢代以前湮沒無聞。

正如日本學者船越昭生所說，鄂君啟節記錄長江東部水路交通不應忽略贛江。早在鄂君啟節公布之初，郭沫若便根據江水交通地理形勢，把“澮江”指向贛江。隨著鄂君啟節“瀘江”的釋定，以及歷史地理學者把“瀘江”引向傳統沿革地理“廬江”考證體系，郭氏看法已無人提及。然而日本學者分析鄂君啟節地名并不迷信中國學界既有認識，完全從舟節銘文書例入手。此前，日本學者藤田勝久認為“就”的含義是“到達”，所接地名是交通路線的終點，也就是楚國邊境的關所。基于藤田氏對“就”字的釋義，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中國古代的基礎史料”研究班指出，把鄂君啟節中的“瀘江”比定為今青弋江并不合理，因為江水交通到樅陽就終止了，不應出現樅陽以東的河流；結合《山海經》《水經》的記述，“瀘江”最有可能是今贛江水系。日本學者的思考方向無疑是正確的。

總而言之，考古資料表明黃山山脈北麓的皖南地區于戰國末年才納入楚國疆域，而黃山山脈西麓的贛東地區已有戰國中期楚文化遺存發現。就此而言，鄂君啟節所見“瀘江”只能是鄱江，絕無青弋江、秋浦江的可能，這與傳世文獻所載“廬江”的流路特征相符。

四 與廬江相關的幾個問題

把皖南水系對應為廬江，于傳世文獻難以疏通。而考古發現及日本學者對鄂君啟節“書例”的揭示，也排除了皖南水系是廬江的可能。明確廬江即今鄱江，有助于重新思考楚人在贛北地區的開發歷程。

前面提到，楚人乃是將贛江水系視為廬江。然而贛江的正源在今贛南，并非贛東。對此現象，楊蕭楊解釋：

秦統一百越（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之前，秦代統治范圍的南境只限于贛中以北，今天贛江上游一帶還屬于越人活動地區。因此，在先秦時期，人們對古贛江水系首先了解到的即是今贛中以北的鄱江、信江等支流，它們都發源于率山至懷玉山脈這一帶山地。這樣，“廬江出三天子都”這條記載也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釋。

考古資料表明，戰國中期楚人勢力范圍僅在今贛江下游的新建、高安一帶，在此以南的清江盆地東周文化遺存都屬于吳越文化。最近考古工作者發掘樟樹市國字山M1大墓，墓主為越國貴族，再次強化了這一認識。戰國時期楚人勢力止步于贛江下游的清江盆地，對贛江中上游情況缺乏了解，于是把鄱陽湖以東水系，以及匯入贛江后的水道視為“廬江”，而把贛水視為其支流（見附圖）。至于匯入贛江之前的“廬江”所指，楊蕭楊提出鄱江、信江皆有可能。楊氏說法大致符合先秦情況，而秦漢對廬江的認識已經發生變化。

《海內東經》附篇、《水經》稱廬江發源于三天子都，前面提到秦漢時期把三天子都對應為今黃山山脈，再加上東漢稱廬江發源于陵陽縣南，則秦漢士人心目中的“廬江”不可能包括今信江。《淮南子·人間訓》記秦尉屠睢擊越之事，曰“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余干之水”。“余干之水”即今信江，與廬江有別，說明秦代已把信江剝離出廬江，當時的廬江應專指今鄱江（見附圖）。

今鄱江主要由樂安江、昌江匯合而成，現代地理學將樂安江視為鄱江正源，《大清一統志》、魏嵩山皆以樂安江當秦漢廬江，實際情況恐非如此。樂安江源于今江西省婺源縣東的白際山脈，與《海內東經》附篇、《水經》及應劭注所指黃山山脈不同。而昌江則源于今安徽省祁門縣北的黃山余脈大洪嶺，嶺北即漢代陵陽縣境。秦漢時期政區劃界常有跨越分水嶺的現象，漢代昌江發源地或許在行政歸屬上隸屬大洪嶺北的陵陽縣，這就是應劭注“廬江出陵陽東南”的由來。前人基于這條注文把廬江對應為黃山山脈北麓的皖南水系，過于拘泥字面含義。

秦漢時期將昌江—鄱江視為廬江，可能還有深層次的歷史文化因素。陳懷荃分析廬江、浙江關系，特別提到兩者溝通古代夏、越人群的特殊作用：

（溯廬江）到了陵陽南境山區，改用陸行工具，越過黟山（筆者按：黃山的舊稱）或稱三天子都山，就到了浙江上游，然后順浙江而下，經黟、歙東出錢塘，抵于會稽，這就是古代由淮南江北通往于越的重要通路之一。這一通路，以石城為起點，在黟山這一分水嶺南北兩面，既有通江，也有通海的水道可資利用，于是通江的廬江與通海的浙江就因這一通路而聯接在一起。時間既久，人們就習慣性地把石城起點處的分江水口作為這一通路的代號。

雖然陳氏錯把秋浦江當作廬江，但是對廬江—浙江交通歷史意義的揭示很有啟發。鄱江支流昌江發源于祁門縣，其在祁門縣金字牌鎮以東的支流源頭，與黟縣漁亭鎮境內的錢塘江支流橫江源頭僅隔有一道低矮的丘崗，極易翻越，歷史上一直是溝通贛江流域與錢塘江流域的重要交通道路，至今仍被皖贛鐵路、326省道、黃浮高速公路所利用。可以想見，先秦時期的華夏族群應是由江漢平原順長江而下，溯鄱江—昌江至今祁門縣，翻越低矮分水嶺進入新安江，由此既可利用錢塘江直下寧紹平原、杭嘉湖平原，亦可在歙縣上陸，翻越昱嶺關直赴太湖流域。寧紹平原、太湖流域一直是吳越文化的核心區。經此分析，一條先秦時期溝通華夏、吳越兩大族群的交通干線已非常清晰。漢代在黃山山脈南麓僅設置黟、歙二縣，恐怕正是基于這條交通路線。陳懷荃也注意到這條重要的交通路線，“在石城、陵陽、黟縣以西，就是彭蠡澤東岸的鄱陽地區。這里，地居江湖之間，有地勢平夷的湖畔沖積平原，東南兩側又為山地所環繞，正是由江上南通東越各地的孔道”。

《漢志》“丹陽郡石城縣”曰“分江水首受江，東至余姚入海”，顯然把今秋浦江、錢塘江視為相互貫通的長江支派。對于這一地理觀念的由來，陳懷荃分析道：

當（越人）舟楫行到水路的盡頭，經過比較短程的爬山逾嶺和必要的陸行地段之后，即能接上另一水路，比較方便地“柁舟而入水”，人們就習慣性地把這些不同的川流混淆為直通的水路。

由于古代越人常利用錢塘江、鄱江、秋浦江發源處的丘陵矮山相互往來，缺乏東南地理知識的華夏族群，便產生了錢塘江與長江支流鄱江、秋浦江相連通而形成長江支派的觀念。《說文·水部》曰：“浙，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此處對浙江流路的描述與《海內東經》附篇和《水經》《漢志》皆有不同，把浙江視為江水分流應該反映了較為古老的地理觀念。“浙江”之所以名“江”，恐怕正因如此。《說文》對于理解“浙江”得名緣由，非常重要。

先秦時期，乃是將昌江—鄱江視為贛江水系的正源，也就是廬江，而贛水被認為是廬江的一條支流。隨著秦漢王朝勢力進入贛南，華夏士人逐漸意識到贛水才是贛江水系的正源，于是贛水逐漸取代廬江，成為贛江水系的通稱，廬江反倒變得湮沒無聞。正如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中國古代的基礎史料”研究班所說：“根據《山海經》《水經》記載，廬江應是江西省境內的北流河流，應該就是贛江水系中的某條河流······后來贛江和湖漢水等名稱變得普遍，廬江反而下落不明。”

接下來再談與廬江緊密相關的兩個問題。其一是鄂君啟節的“爰陵”。自從譚其驤把“爰陵”對應為“宛陵”，即為學界接受。現已知“瀘江”并非青弋江，則“爰陵”與漢代宛陵縣無關。早年郭沫若把“爰陵”定在今南昌市。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中國古代的基礎史料”研究班把廬江對應為贛江，于是把“爰陵”標繪在贛江上游的漢代廬陵縣附近。前面提到，楚人把贛水視為廬江支流，所以“爰陵”不應在贛江沿岸尋找，而當聚焦于鄱江。漢代在鄱江沿岸置鄱陽縣，即今鄱陽縣城區，地處昌江、樂安江、信江交匯處，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見附圖）。戰國中期這里是楚國扼控廬江、余干水夏越交通路線的重要樞紐。陳懷荃曾著重分析鄱陽縣在秦漢之際的重要地理地位，認為秦鄱陽令吳芮之所以能夠“率百越佐諸侯入秦”，正是因為鄱陽縣占據夏越交通要道的地理優勢。而反漢失敗的英布欲“走越”，逃往鄱陽縣，也是基于同樣的原因。陳氏上述分析很有啟發，鄱江乃先秦夏越交通干道，楚人在鄱江沿岸設置城邑亦在情理之中。“爰陵”或即秦漢鄱陽縣，原為楚國地名，秦代更名“鄱（番）陽”。

其二是屈原《招魂》的“廬江”。《招魂》“路貫廬江兮左長薄”之“廬江”，歷代注家多釋作長江下游之廬江，而譚其驤認為乃《水經·沔水注》之維水， 即今湖北省宜城市之蠻水。今按，古維水流域短促，在先秦默默無聞，譚氏將兩者聯系起來的唯一依據是漢代在維水入沔處置中廬縣。這一論證基礎太過薄弱。譚氏認為《招魂》“廬江”與長江下游之“廬江”無關，一個重要依據是亂辭有“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描述的是平原景觀。譚氏稱“（巢南、江南及）青弋左右皆丘陵叢錯，安得齊駕千駟”？這一判斷是以“青弋江說”作為前提，如果明確廬江乃今贛江水系，當時贛江下游正是平坦廣闊、水網密布的鄡陽平原和彭蠡澤，完全可以與亂辭中的描述對應，所以《招魂》的“廬江”也應是長江下游之“廬江”。此外，還有一條有力佐證，就是“廬江”以“江”為名，這顯示“廬江”與長江密切相關。古代“江”是長江的專名，凡是水道名稱帶有“江”的，幾乎都是長江下游支派，如前面提到的浙江、分江、中江、南江、北江以及“九江”。前面曾經論述，古人曾以為廬江與浙江相連，共同構成長江支派，這正是“廬江”以“江”為名的關鍵。若給與長江毫不相連的維水冠以“江”名，反倒難以理解。回歸《招魂》文本，其中有“湛湛江水”“哀江南”等語，文辭涉及長江下游的廬江甚為自然。再加上楚懷王時期楚國疆域已抵達廬江，屈原在亂辭中談及“廬江”也屬正常。所以，《招魂》中的“廬江”就是傳世文獻之“廬江”、鄂君啟節之“瀘江”，不應另作他解。

五 結語

本文牽涉百余年來“廬江”地望公案，論述頭緒繁復，旁及學術史、文獻考訂、考古資料，現將主要結論總結如下：

清代以前，“廬江”即今鄱江為主流看法。乾嘉時期出現“青弋江說”，逐漸占據上風。隨著鄂君啟節的發現，以及學界把銘文“瀘江”沿岸城邑“爰陵”對應為漢代宛陵縣，“青弋江說”獲得出土文獻加持，儼然成為定論。

本文通過梳理傳世文獻記載，辨析其中所見廬江定位信息，重提“鄱江說”的合理性，同時揭示“青弋江說”與傳世文獻記載的矛盾，以期引起學界的反思。同時借助考古發現，辨明漢初吳國銅山所在，以及戰國時期楚國東部疆域變遷，徹底否定“青弋江說”，以及派生之“秋浦江說”。

將“廬江”重新拉回鄱江，可以發現“廬江”最初所指乃贛江水系。由于楚人對贛江中上游缺乏了解，將贛江視為“廬江”支流，而將“廬江”正源指向發源于今贛皖交界的贛東水系。秦漢時代則進一步將今昌江視為“廬江”。古人把贛江正源指向今贛東水系，除了對贛江中上游地理缺乏了解，先秦夏越交通的歷史文化背景也是重要原因。先秦時期，華夏主要借助鄱江溝通吳越，華夏族群對鄱江—昌江更為熟悉，也更為看重，“廬江”地理概念的出現正在于此。進而言之，華夏族群一直視廬江、浙江為溝通江海的重要孔道，兩者也成為華夏族群認識東南地區的地理標識。秦代在東南地區先后設置廬江郡、浙江郡，可視作華夏地理觀念投射在東南政區的“余光”。

作者：馬孟龍

來源：《湖南大學學報》2024年第5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周 煜

校對：杜佳玲

審訂：江 桐

責編：賀雨婷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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