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明朝中后期朝廷財政拮據的原因，撇開誦經式的“（江南）士紳死命抗稅”，我們可以從大小兩件事，來看看明廷財政是如何做到“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的。

第一件來源于被電視劇帶火的“徽州人丁絲絹案”。

這個案子的起始就非常神奇，徽州府歙縣承擔的稅目“人丁絲絹”（折銀6144兩），在繳納兩百多年后，從朝廷到地方居然都說不清“收得合理不合理”了。這本身就證明了明朝財政的一大問題，制度復雜、僵化且低效。

最初朝廷要求徽州府下轄的六縣均攤此項稅賦，結果激起波及數縣的大斗毆和民亂。最終朝廷為平息各縣怨氣，決定仍由歙縣獨立承擔“人丁絲絹”，但取消了歙縣的數項雜稅作為補償，其中有一項名為“協濟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餉銀”。

在古代當某地無力承擔某項事務的支出時，常規有兩種解決方法，一是朝廷出面調撥物資錢糧以補不足，一是由周邊府衙給予資助 -- 即“協濟”。明初由于推行實物稅加上沒有省一級的轉運部司，出于節約運輸費用的考量，明廷選擇了后者。

這就導致明朝各地州縣間出現盤根錯節的“協濟”，尤其是在軍事、河防、漕務、驛站這四大項上。

嘉靖三十四年為應對日益頻繁的倭亂，明廷在南直隸增設了“應天兵備道”（可理解為擴軍）。其對應的軍費朝廷不打算直接承擔，要求“應天兵備道”防區內的各府（含徽州府）加征“協濟應天兵備道兵餉銀”來分攤。

嘉靖四十一年倭患漸平，明廷又下令撤銷了應天兵備道的編制。按理說徽州府各縣也可以解除加征的兵餉銀，但稅目加派容易取消難。南京兵部以防范浙江礦工暴亂為由，擴大了（浙江）金衢道的防區（沒擴充編制）。

這樣徽州府原為應天兵備道臨時加征的兵餉銀就被繼續保留，并改名為“協濟金衢道兵餉銀”。

隆慶六年，明廷覺得金衢道防區跨浙江和南直隸兩省管理不便，為此再增設一名巡撫又動作太大。所以把金衢道防區一分為二，將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廣德等府劃入新設的“徽寧兵備道”。

按理說徽州府原本承擔的“協濟金衢道兵餉銀”，也應該取消或者轉支給徽寧兵備道。但還是那句話加稅容易，減稅難。

首先徽寧兵備道下轄各府受道軍保護，自然有分攤道兵軍餉的義務。這要求符合明廷財稅制度和慣例，沒毛病。所以徽州府多了個新稅目，“協濟徽寧道兵餉銀”。

接著徽寧兵備道又指出，其防區內各府脫離金衢道后，它們原本支付給金衢道的防務費用“協濟金衢道兵餉銀”，也應當改付給徽寧兵備道。“就事論事”，南直隸撫院、戶部也覺得徽寧兵備道的要求沒毛病。

就這樣，徽州府原本應當停征的“協濟金衢道兵餉銀”，改名為“協濟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餉銀”（池州府為徽寧兵備道駐地）繼續加派，還多了個“協濟徽寧道兵餉銀”。

明朝各地諸如此類，源于同一事務但稅目卻由一變二、甚至變三的地方加派，數不勝數。所以明末針對全國加征三餉，為何各地反聲一片？不是“三餉”稅負太重，而是民眾的稅負能力，早已被名目繁多的稅目給耗盡了。

就如，歙縣雖因“人丁絲絹案”取消了“協濟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餉銀”，但徽州府其余五縣仍然繼續加派此稅目直至明亡。

除此之外，歙縣還被取消了一項雜稅“磚料銀”。這項四百多兩的稅目歷史也非常悠久，來源于洪武朝針對南京和南直隸的大規模基建。但問題是永樂遷都前，南直隸地區的大基建就告結束了，這加征還合理么？

明廷知道這些稅目不合理么？當然知道，不然也不會為了平息歙縣民憤而取消了。那明廷為何不像丈量田畝那樣，組織全國性的稅目清理呢？想啥呢，朝廷存在的目的之一，不就是壓榨和剝削治下民眾么？

朝廷在征收上錙銖必較的同時，用度又極其松懈。

明朝中后期雖然朝廷度支困難，但有一項財政名目從未缺損過，即北上的漕糧。至萬歷朝將稅負由實物征收改為折銀后，每年仍有三百萬石以上的糧食由南直隸運抵北京。不少人認為這些糧食大部被明廷派送至九邊各鎮了，其實這些糧食全被明廷“揮霍”在京師了。

根據《萬歷會計錄》的記載，萬歷六年漕糧入京通倉310余萬石（含折米的棉花），當年支米233余萬石、支棉花26.37萬斤。都被誰領取了呢，下列排名前四的：

錦衣等七十八衛所官吏旗校軍士匠役，支本色米2018714石；

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將官并選鋒軍，支本色米120996石；

光祿太常神樂觀等衙門衙役官匠，支本色米64729石；

吏部等衙門官吏監生，支俸米40385石；

錦衣等七十八衛所軍士，支本色棉花257081斤；

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將官并選鋒軍，支本色棉花6590斤；

基本全被“錦衣等七十八衛所”給支取了。除此本色米和棉花，當年在京衛軍還領取了216884兩的折色銀，但七十八衛有那么人么？

首先，“錦衣等七十八衛所”源自永樂遷都后，在北京設置的七十二衛，它們并不隸屬于九邊各鎮。不說宣德朝京師各衛就缺編嚴重（很多衛所缺編一半），土木堡之后明廷沒有從京師調出五萬以上軍隊的記錄。

而按照軍衛士兵月餉一石米的標準，即便是把軍官計算在內，2018714石本色米也至少能養十萬兵（明朝后期士兵每年領十個月本色和兩個月折色）。真有這么多人，明朝后期各次戰役時，明廷也不會為募兵發那么大的愁了，崇禎更不會看著城外的李闖束手無策。

其次，“京營”不等于“在京衛所”，京營是按照不同于衛所的編制從衛所抽調士兵組建的作戰編制。按照這兩者支米量換算，萬歷六年，京營只抽調了6%的在京衛所兵。這么低的成編率，是天下過于太平，還是在京衛所缺編嚴重？

南方輸米一石入都，計須用米二石，每石以銀五錢計之，凡費銀一兩，而京師軍士得米一石賣銀不過四錢。
《書一 與連白石中丞》徐階
軍士赴倉領米，出即易錢，每石不過二百文。
《西園見聞錄》張萱

更離譜的是，這些“京師軍士”領米餉之后，往往直接廉價賣掉。每月一石米，全家花不完么？綜上，大家應該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不少勛貴蛀蟲吸附在京衛兵冊上，而皇帝和明廷對此也是視而不見。

所以大明每年花幾百萬石糧食養京士二百年，到頭李闖不費吹灰之力就攻占京師不說，還喊江南人死命抗稅以致朝廷無錢？

編者附：

自嘉靖朝明廷開始規模取消向九邊輸送糧食，改為派發“京運年例銀”，其數額從初期的20多萬兩增到萬歷朝的400多萬兩。但明廷也未直接拿錢，而是要求各地布政司轉移支付。

例如，萬歷六年朝廷支付京運年例銀總計3223046兩：

山東司承擔遼東鎮 409984 兩；

山西司承擔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共 952938 兩；

陜西司承擔延綏、寧夏、甘肅、固原四鎮共 532027 兩；

貴州司承擔京邊諸鎮（不含京衛）共 1328097 兩；

山東司除了本地田賦，還代管各地鹽稅；貴州司的收入九成以上來源于其代管的大運河幾處鈔關（商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