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的一個午后，我看他氣色還是不好，真擔心他撐不住。”聶榮臻站在窗前，對身旁的秘書低聲說。就在那天，他給毛主席發去了一封措詞鄭重的電報，核心內容只有一句：建議免去徐向前華北軍區第一副司令員職務。

事情要從頭捋。徐向前因多年舊疾，一到陰雨天就胸口發悶，建國后擔任總參謀長已是硬扛。韓戰爆發，文件雪片似的飛抵總參，他卻常年在療養院報批文件。對于一線指揮的人來說，這種“遠程辦公”終究是折損效率。徐向前感受到拖累，于是親口請求卸下軍區事務，只保留總參謀長名義。聶榮臻聽完后心里打鼓：華北軍區上下都服徐司令，這位置一撤會不會引起震蕩？反復權衡，他還是決定把徐向前的自請報告原原本本轉到中南海。

電報送抵中南海那晚，葉子龍把內容念給毛主席聽。主席先放下茶杯，沉默幾秒，隨后一句，“如果向前同志本人同意，可行?！闭Z氣溫和，卻帶著不容置疑的篤定。隨即他補充，“下一步人選別急著定，先征求大家意見?！倍潭虄删湓?，既肯定了徐向前的自我評估，也穩住了軍心。

毛主席的信任并非空穴來風。時間倒回1935年，松潘草地邊緣，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剛一個月，張國燾就打算扭頭南下，甚至準備把槍口對準中央縱隊。危急關頭，徐向前一句“哪有自己人對自己人開槍的道理”，當場頂住張國燾的壓力，穩住陣腳。那一晚毛澤東與他促膝長談，兩人都記住了對方的眼神。此后，一旦牽涉大局，毛主席總要先聽聽“向前的想法”。

西路軍覆滅是另一樁刻骨往事。1937年底，為尋求蘇援，徐向前率近兩萬西路軍向新疆挺進，卻陷入重圍，最終僅八百余人折回延安。按舊軍閥邏輯，主將必得問罪，可毛主席握著他的手說“活著回來就好”。此后幾年，徐向前養傷、研究戰術，外界誤以為他被“雪藏”，殊不知毛主席每逢會議還要讓秘書帶兩只老母雞去探望。人與人之間，有時就是這樣一句暖心的囑托，情分便扎根。

抗日戰爭時期，徐向前坐鎮山東敵后，構筑大青山根據地。日軍多次“掃蕩”，收效甚微。1940年，他回延安述職，毛主席一句“有你在山東，我放心”傳遍軍中。后來他因病留守延安主持抗大，雖不在前線，士兵們仍尊稱他“老徐總”。

解放戰爭爆發后，病愈的徐向前再次披掛。只帶著晉綏游擊隊、縣大隊這類散兵游勇，愣是把閻錫山幾十萬大軍按在山西原地摩擦。臨汾一役，中央電令僅一句“照徐兵團方案執行”，可見放手程度。等到晉中告捷，他已是累癱在擔架上指揮作戰。1948年春，毛主席電邀他回北平商談總參組建，順勢敲定“新中國首任總參謀長”人選。林彪、粟裕雖然戰功顯赫，論資歷、論在危局中的擔當，仍欠徐向前那半步。

新中國成立后，總參謀部事務繁重，而徐向前的哮喘、胃病輪番作亂。1950年初，志愿軍入朝，他卻只能在北京沙河療養院審閱戰報、批示文件。有意思的是，他每批完一摞文件都要讓警衛員推著去通風，他自嘲“怕腦子銹住”。這種狀態，顯然無法兼顧華北軍區大攤子，于是才有了那封自請免職的報告。

聶榮臻初聞徐向前之意，很不贊同。他知道徐向前在華北軍區的威望：太原破城那天，許多老兵舉著炮彈殼歡呼“向前司令萬歲”。然而理智告訴他，現代戰爭進入電臺加雷達時代，指揮鏈條必須順暢。思來想去，他才鄭重起草電報，建議由楊成武接棒。電文到中南海后，毛主席雖表態“可行”，卻仍留下一句“讓同志們討論”。羅榮桓隨后遞信反對：楊成武資歷尚淺，軍區若失去“徐向前”三個字的鎮場，恐影響士氣。主席看完信，點頭說“有道理”，最終決定保留徐向前職務，改由楊成武任軍區參謀長，三年后再行晉升。

這樣一來，既滿足了效率，又維護了元老威望。徐向前聽聞結果，給毛主席回電“組織決定，愉快接受”。隨后他把那封電報夾進日記本，批注一句：“主席厚愛，倍感使命?！?955年授銜，他位列十大元帥第四，與聶榮臻并肩而立。授勛當天，他低聲對聶榮臻說：“我差點當年拖累你決斷。”聶榮臻擺手：“你那是替部隊著想，咱們都明白。”

徐向前晚年回憶1951年的那出“電報風波”時，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干部能上能下，但信任二字不能丟。”毛主席當年沒有簡單地批準或否決，而是聽取多方意見，從大局著眼，正是這種“先穩人心，再定章程”的做法，使得新中國軍隊的指揮系統在激烈的國際環境中依舊井然。

站在檔案堆里細讀，那封兩三百字的電報，字面很平靜，卻讓人真切體味到領袖與將帥之間既有原則也有人情的微妙張力。徐向前的自請、聶榮臻的慎重、羅榮桓的直言、毛主席的定奪，共同勾勒出1951年春天那場靜悄悄卻分量極重的決策。那不是一次簡單的人事調整，而是一堂活生生的“信任課”：對個人的尊重，對集體的負責，對未來的籌謀，全都蘊于寥寥數語之間。

或許，這正是題目“51年聶榮臻致電毛主席，建議免除徐向前的職務，主席是什么態度？”背后更值得玩味的含義——態度不僅體現在批示，更體現在對彼此價值的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