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國慶日定于7月14日，通常認為是旨在紀念1789年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獄的標志性時刻。然而，也有不少西方學者認為，1880年法國國慶日選在7月14日，紀念的是1790年，而不是直接紀念1789年；換句話說，紀念的是君主立憲制得以登場的聯盟節。如何理解上述觀點之間的異同？閱讀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科林·瓊斯的專著《偉大民族：從路易十五到拿破侖的法國史》和法蘭西學術院院士皮埃爾·諾拉主編的《記憶之場》，也許有助于揭開圍繞法國國慶日起源的迷霧。

1789年：革命之日

“1789年7月14日的故事已經被寫入每一本講述法國歷史的書中，而當天的核心事件——攻占巴士底獄的前因后果也無須贅述。”即便如此，科林·瓊斯對巴士底獄的描述仍貫穿了《偉大民族》敘事的始終。這座始建于14世紀的軍事堡壘，至18世紀已成為波旁王朝專制統治的象征。路易十四統治期間，170多名作家和書商被捕入獄，引發歐洲各國震動。啟蒙運動時期，約6000本《百科全書》曾被扣在獄中禁止出售，博馬舍的名作《費加羅的婚禮》在刪除涉及巴士底獄等內容后才獲準演出。舊制度的法蘭西沉疴積弊，凡爾賽與巴黎的矛盾一觸即發。

1789年5月5日，為了應對日益嚴重的財政危機，路易十六在凡爾賽宮召開三級會議。經過一個多月的反復博弈，國王于6月27日命令貴族和教士加入第三等級，但同時派遣軍隊進駐巴黎。7月11日，路易十六解雇財政總監內克的消息傳至巴黎，財政改革方案的落空引發民眾恐慌。出于保衛城市的需要，巴黎民眾尋找武器彈藥的活動演化成軍事進攻。7月14日，起義軍隊轉向巴士底獄，攻守雙方激烈戰斗，起義者釋放了監獄內僅有的七名囚犯，并高舉監獄長洛奈侯爵的頭顱繞城展示。雖然路易十六當晚在日記中寫下“今日無事”的字樣，但他很快意識到“巴士底獄的陷落改變了一切”。國王于7月17日來到巴黎市政廳，確認了革命的成果。科林·瓊斯寫道：“當他戴上象征著和解之日的三色帽徽時，巴黎的紅、藍色襯托在波旁王朝的白色兩側，一個嶄新的、社會與政治相互和諧的時代似乎正在開啟。”

就在巴士底獄被攻克的次日，私人承包商帕洛瓦迅速啟動了拆除工程，將一些石塊作為“愛國紀念品”出售。帕洛瓦的行為獲得了官方認可，這些石塊還被加工成巴士底獄的等比例模型送往外省，助推了革命精神的傳播。不過，舊制度的“拆除”和大革命的“構造”，遠非一日之功。

《偉大民族∶從路易十五到拿破侖的法國史》，[英]科林·瓊斯 著，宋逸煒 譯，譯林出版社2024年出版

1790年：團結之日

在1789年底至1790年初相對和緩的環境中，嶄新的公共精神融合了中央政府的推力和下層地方的活力。為了塑造國民團結的氣氛和革命新人的典范，拉法耶特決定在攻占巴士底獄一周年之際舉行隆重紀念，1790年7月14日的聯盟節應時而生：“巴黎的戰神廣場上搭建起了一個巨大的露天劇場，25萬巴黎市民在此見證了一場象征國民團結的慶典，活動的領導者是國王本人……1789年以前沒有值得紀念的歷史——在此之前的公共歷史現在被認為僅僅是記載國王和教士罪行的編年史，而大革命本身的歷史卻得到了適當的紀念。”由此，節日文化成為法國大革命的重要發明，推動了革命事業的普及，“見證了真正的愛國情感在基層的萌發，而這又與1789年以前公開場合的大眾娛樂活動息息相關”。

科林·瓊斯通過強調攻占巴士底獄的革命意義和1790年聯盟節的團結作用，討論了1789年的斷裂與延續性，進而全面審視1715—1799年間的法國歷史。據其表示，《偉大民族》的寫作深受20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化轉向”和政治史復興的影響，其中就包括“‘記憶之場’取向——采用由皮埃爾·諾拉普及化的術語，結合對過去痕跡的物質化興趣，分析其在國民文化中的神話過程”。

《記憶之場》第1卷《共和國》，[法]皮埃爾·諾拉 主編，孫 江 中文主編，《記憶之場》翻譯組 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出版

1880年：妥協之日

1984—1992年間，法國伽利瑪出版社著名編輯皮埃爾·諾拉動員120位作者，匯集135篇論文，主編出版超過5600頁的皇皇巨著《記憶之場》。全書分“共和國”“民族”“復數的法蘭西”三部七卷，并于1993年榮獲法國最高國家學術獎。“記憶之場”是諾拉創造的概念，旨在考察不同象征符號與國民意識形塑之間的多重關系。由于7月14日之于法蘭西現代國家的重要性，該條目被列入第一卷率先出版，文章作者是檔案學家、時任法國國家圖書館研究員克里斯蒂安·阿馬爾維。

大革命以后的法國政體在共和與帝制之間跌宕起伏。1879年，共和派政治家朱爾·格列維當選第三共和國總統，如何通過紀念共同的節日達到凝聚共識的效用，成為全體共和派成員亟須面對的問題。當時，許多日期都被納入討論范圍。例如，1792年8月10日，路易十六被突然逐出杜伊勒里宮，對這個日期溫和派和君主派無法予以認同。再如，1792年9月20日和21日，法國取得瓦爾米戰役的勝利并宣布成立共和國，但在此后趨向激進的革命未免惹人矚目。至于19世紀的歷次革命——1830年七月革命帶有鮮明的奧爾良主義傾向；1848年第二共和國的存續時間太過短暫；1870年第三共和國的成立背景是拿破侖三世的色當慘敗；1871年巴黎公社的革命者此時尚未獲得全面大赦……都不足以令各方滿意。由于維克多·雨果筆下“1789年，巴士底獄陷落，人民的苦難終結”“7月14日是一次拯救”“掀翻巴士底獄，人類得解放”的描述深入人心，共和派經過反復權衡，最終選擇了7月14日：“這個日期有兩重意義，它既指攻占巴士底，也指聯盟節，后者具有全民族團結的特征，因而能夠去除前者的暴力和血腥色彩，能夠比較方便地消除溫和派的疑慮。”

1880年5月21日，來自巴黎的眾議員本杰明·拉斯帕伊提出設立國慶日的議案。7月14日，各界代表齊聚隆尚賽馬場，慶祝第三共和國的首個國慶日。然而，歡樂的氛圍背后只是共和派與保守派的暫時妥協，這次官方慶典將宗教色彩排除在外。未來數十年內，敵視共和國的勢力仍將對7月14日的歷史地位發起挑戰。

阿馬爾維在《記憶之場》中詳細梳理了7月14日從“狂暴之日到慶典之日”的流變，并不免遺憾地寫道：“在7月14日被確立為國慶日百年之后，那些在戲劇性局面下曾賦予該節日獨特光彩的持續斗爭，在今天的法國已經不再具有現實性了。”

《記憶之場》第2卷《共和國》，[法]皮埃爾·諾拉 主編，孫 江 中文主編，《記憶之場》翻譯組 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出版

事實上，這種矛盾性和復雜性正是《記憶之場》的主要特征。諾拉的初衷原是為了批判以往強調整體的法蘭西歷史敘事，卻在有意無意間塑造了屬于全民族的集體記憶。行文至此，我們可以參照1880年共和派達成的共識，得出一個相對模糊的結論：法國之所以將7月14日定為國慶日，既是為了紀念攻占巴士底獄的革命精神，也是為了紀念首個聯盟節的團結氛圍，其本質則是為了勾連從大革命到共和國的政治文化譜系。如果回到有關7月14日的“記憶之場”，我們或許會有新的發現：1789年的巴士底獄早已被拆除殆盡，如今只剩地鐵站內的片磚只瓦；現在矗立于巴士底廣場的七月柱，實則旨在紀念1830年革命；1790年舉行聯盟節慶典的戰神廣場，曾見證了1791年的血腥屠殺和1794年的最高主宰節；1889年大革命百年紀念之際，法國政府在此建造埃菲爾鐵塔，如今作為國慶音樂會和煙花秀的會場。1793年處決路易十六的革命廣場，今天則是國慶閱兵式的檢閱臺；它的名字幾經更迭，最終獲得了一個看似和解的稱謂——協和廣場。

原標題：《法國國慶日的記憶之場：從巴士底獄到協和廣場》

欄目主編：朱自奮 文字編輯：蔣楚婷

來源：作者：宋逸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