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凌晨，黎筍真的走了？”——1986年7月12日凌晨兩點，河內八月革命廣場的值夜警衛壓低聲音問同伴。驚嘆里帶著一絲如釋重負的味道，這個瞬間恰好勾出本文的主題：越戰的始作俑者黎筍，死后越南人如何評價他？昔日“大炮優于大米”的路線后來為何被統統打包丟進歷史角落？

先把時間盤一下。1917年，黎筍出生在越南中部廣治省一個貧苦漁村。20歲那年，他在印支共產黨地下小組里活躍，隨即踏上三十年坐牢、越獄、再被捕的循環。法國密探給他貼的標簽是“極度危險”，可在同僚眼里，他是行事果敢的“急先鋒”。從1941年皖南會議到1954年奠邊府捷報，黎筍一路做胡志明的“左膀”。民族獨立這枚勛章，他確實有資格佩戴。

可是，統一不等于繁榮。1975年西貢易幟后，黎筍坐上總書記寶座，用一句豪言掀開后半場：“十年，讓全國戶戶有電視、有冰箱。”初聽熱血，實際卻是另外一幅場景：新發行的越盾像落葉一樣狂跌，河內街頭用麻袋裝錢買一瓶魚露成了常態。蘇聯顧問向他匯報通脹數字時，他反問：“前線彈藥夠不夠？”一句話泄露全部思路——國防永遠在民生之前。

有意思的是，越南那時不過五千萬人，卻維持起超過一百萬的武裝力量。大米出口國瞬間變成年年缺糧兩百萬噸，胡志明市郊外農民笑言“水牛比部長更管用”。1980年前后，公共汽車停開、工廠斷電、煤炭短缺，全國鬧油荒到連內務部的吉普車都得排隊。瑞典《每日新聞》記者實地探訪后寫道：“這里的商店比戰爭年代更空。”

對外局勢同樣冷。1978年揮師金邊，隨后與中國發生邊境沖突，緊接著被東盟、歐美全面制裁。聯合國大會年復一年通過譴責決議，經濟援助幾乎斷流。蘇聯雖然口頭支持，卻只肯象征性地伸出糧船，遠水解不了近渴。試想一下，一個以稻米為底盤的國家，軍費卻占國民收入三分之一，這番算術遲早要爆炸。

1982年五大召開，黎筍在會上做了“有限檢討”。他說：“路線需要調整。”然而會后立即啟動高層“大換防”，部長級崗位換了四十多位，人們發現這位鐵腕仍然把槍桿子抓得死緊。直到1985年，河內紙面改革成色不足，市場上出現“三天兩調價”。一種不安情緒在城鎮蔓延：今早薪水，明晚成廢紙。

黎筍的驟然病逝，為長期悶壓的社會氣氛開了一個小小閥門。官方葬禮隆重，軍樂聲震耳，可群眾反應并未復制胡志明去世時萬人空巷的場面。電視臺鏡頭切到安葬現場，一名紡織女工輕聲對西方記者說：“下一任只要能讓我們吃飽就行。”這句話后來頻繁被引用，因為它精準概括了普通越南人對黎筍的最大失望——他贏了戰爭，卻輸掉柴米油鹽。

那么，越南國內到底如何評價這位強勢領袖？主流聲音分成兩派：一派強調民族解放和國家統一的功勞，把他稱作“人民的兒子”；另一派著重批判霸權擴張與計劃經濟僵化，認為他“功不抵過”。官方傳記在1987年刪改再版，將“大炮優于大米”的提法悄悄拿掉；史學界則出現更多側寫，如河內社會科學院學者陳國武指出：“黎筍最大的誤判是把冷戰的國際格局當成永久后臺，從而透支了國民經濟。”

值得一提的是，真正讓昔日路線被全面拋棄的節點，是同年年底短暫擔任總書記的長征以及隨后崛起的阮文靈等人主推的“革新開放”。他們迅速裁軍、松綁土地承包、引入外資，徹底逆轉黎筍治下那套“高度集中+對外冒進”的組合拳。1991年中越關系正常化，越南也在同年與柬埔寨談妥撤軍，標志著黎筍時代的對外政策正式終結。

如果把目光拉到今天，河內街頭隨處可見韓資工廠與摩托車洪流，很難想象三十多年前這里還是配給票橫飛的景象。可凡有老兵聊天，話題總會繞回“黎筍在抗法、抗美時的膽魄”，然后又有人嘆一句：“要是他晚年能收兵就好了。”這種矛盾的評價，大概才是歷史對一個復雜人物最真實的注腳——輝煌和失誤交織，功過難以簡單抵銷。

個人看來，黎筍的傳奇與悲劇都源于同一個性格坐標：極端的意志力。正是這股意志逼迫法軍放下白旗，也正是它堵住了越南轉型的窗口。無論官方教材如何修訂，民間記憶如何增刪，那句“我們只想吃飽飯”的平淡訴求，會長期陪在他的名字旁邊，提醒后來者：槍聲蓋過米香的年代，終究走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