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間倉庫起步，為細胞生物學開拓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孫大業：畢生叩問生命奧秘

孫大業（2022年5月拍攝）。 河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供圖

■人物名片

孫大業，1937年7月生于浙江杭州，中國科學院院士、細胞生物學家、無黨派代表人士、河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

1959年從北京農業大學（現中國農業大學）畢業后，孫大業便一直在河北師范大學任教。

他是中國細胞生物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長期從事植物細胞信號轉導研究。他創建了河北師范大學分子細胞生物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編撰了國內第一部《細胞信號轉導》教材，為中國細胞信號轉導領域的發展作出了杰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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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上午，石家莊市殯儀館萬芳廳外，數百人排起長隊。他們來到這里，告別中國科學院院士、河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孫大業。

7月7日18時14分，孫大業因病醫治無效，在石家莊逝世，享年88歲。

孫大業先生治喪委員會在訃告中說：“孫大業先生的逝世，是中國細胞生物學界的重大損失，是河北師范大學的巨大損失。”

他在河北師范大學任教66年，從一間倉庫起步，為細胞生物學開拓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他從事的研究，是對生命奧秘的探索。他用畢生精力解讀著細胞間精妙的語言，在微觀世界里追問著生命本質的答案。

2024年6月2日，孫大業（左二）前往位于石家莊趙縣的河北師范大學創新創業基地，了解項目研究進展。 河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供圖

一個“冷門”學科，被推上國際舞臺

7月8日19時，河北師范大學分子細胞生物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師生們正專注地進行實驗。

眼前這個占了三層樓、高精尖儀器齊備、擁有百余人師生團隊的教育部重點實驗室，是中國科學院院士、河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孫大業從一間倉庫開始一手創辦起來的。

1981年，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后的首批訪問學者，44歲的孫大業前往美國得克薩斯大學進修。1983年回國后，他開始在系里為他騰出的一間倉庫里組建自己的實驗室。

“缺錢、缺設備，一些基本的分離純化設備甚至是買零件自己組裝的。”河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趙寶華1990年成為孫大業的研究生，對實驗室當時為數不多的設備記憶猶新。

“只有超凈工作臺、酶標儀、簡易分離裝置等基本設備。”趙寶華說，事實上，就連這些基本設備，多數也是實驗室成立兩年后，孫先生申請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才逐漸添置的。

正因如此，孫大業的愛人、河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退休教師武淑萍說他是“石頭縫里蹦出來的院士”。

當時，河北師范大學的科研條件與國外相比差距很大，但回學校建實驗室搞科研，是孫大業早就定好的目標。

孫大業出國訪問時，合作教授斯坦利·茹（Stanley Roux）提供了4個題目讓他選擇，其中兩個是茹教授研究的光敏色素方向，可以很快出成果。而孫大業最后選擇“植物鈣調素”這個課題，不僅因為它是當時國際上一個嶄新的研究領域，也是考慮到這一課題更適合回國后繼續研究。

鈣調素，是指細胞里受鈣調節的蛋白，可在生物體受到刺激時傳遞信號，調節生命活動。比如植物的花期長短，就與鈣調素的調節有關。

“知道孫先生的選擇后，他的美國同事認為他不可能成功，但先生暗下決心，要證明中國人不比他們差。”孫大業的學生、助手，河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鄭術芝說。

經過10余年不懈努力，孫大業對細胞外鈣調素的研究基本形成了獨特的理論體系。1998年，他的研究成果發表在國際植物學權威期刊《植物細胞》（《The Plant Cell》）上，成為在國內獨立完成的、我國學者在這一國際權威期刊上發表的第一篇論文。

一個地方師范院校里的“冷門”學科，就這樣被推上了國際舞臺。

“2008年，我以高級訪問學者的身份進入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實驗室的同事得知我畢業于河北師范大學后，馬上就提起了孫先生20年前發表的這篇論文，足見先生研究成果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孫大業的學生、河北中醫藥大學校長郭毅說。

1959年從北京農業大學（現中國農業大學）畢業后，孫大業便一直在河北師范大學任教。其他省外以及國外高校以優越的實驗條件、更高的薪資向他拋出橄欖枝，都被他謝絕了。

“科學研究是他的第一生命，對學校的熱愛也早已深植他的內心。”河北師范大學原校長蔣春瀾說。

蔣春瀾2002年調入河北師范大學工作，當時全校的國家級科研項目經費只有160萬元，在全國高校中屬于低水平。為此，蔣春瀾找到孫大業，希望他以院士的身份，帶頭把學校的科研工作搞起來。

而對潛心科研的孫大業來說，這是件讓他為難的事。

“為了學校，他還是把這個頭帶起來了。”蔣春瀾說。在孫大業的帶動下，生命科學學院申請成功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很快從每年一兩項變成了十幾項，到2007年，全校的國家級科研項目經費增長至6000萬元。

2008年，河北師范大學細胞生物學科被批準為國家重點學科。在孫大業的實驗室里，出現了一批高質量科研成果，一批年輕研究生被培養成為學術帶頭人。

“作為一名科學家，家國情懷對孫老師來講從來不是一句空泛的話。”蔣春瀾說，“搞好科研，守好學校，便是他對國的責任、對‘家’的熱愛。”

2023年9月，孫大業（第二排左二）與年輕師生們在一起。 河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供圖

沒有世界眼光，就搞不出世界成果

送別恩師，孫大業課題組的研究生們又回到實驗室梳理研究成果，他們計劃今年再投一篇論文。

“我們的研究方向是植物高溫信號轉導的表觀遺傳調控機制。”鄭術芝介紹，在植物細胞信號轉導領域，孫大業的研究一直處在學術前沿。

普通人難以理解的復雜名詞背后，是孫大業超前的科學視野。

這種科學敏感，在他最初選擇研究植物鈣調素時便有所體現。

當時，傳統的植物學觀點是“植物中不存在類似于動物血液中的多肽類激素”。即便孫大業在美國的兩年多時間里，參與發現了鈣調素存在于植物細胞膜以外的細胞壁中，但這一發現并沒有被認可。

然而，孫大業向傳統觀點發起了挑戰。回國后，他堅持自己的研究方向，在世界上率先提出了“植物中存在多肽第一信使”的觀點。之后，他又提出“細胞中具有兼性信使”的新觀點。

孫大業的研究成果發表在《植物科學》（《Plant Scince》）和《植物細胞生理學》（《Plant Cell Physiology》）等國際期刊。審稿人評價：“作者的研究工作可能開拓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將為細胞生物學作出突出貢獻。”

進入21世紀，孫大業又將科研視野投向植物高溫信號轉導，這是對植物耐熱機制的深入探究，在農業生產中應用前景廣闊。

“孫先生是國際上最早一批開展這一研究方向的，當時有很多人對此不理解。”鄭術芝說。

2014年，鄭術芝在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完成博士后研究后，回孫大業實驗室任職，孫大業開始指導她以表觀遺傳視角研究植物高溫信號轉導。這又是一次領先的探索。

“沒有世界眼光，就搞不出世界成果。”這是孫大業常對學生們說的一句話。教學時，他的世界眼光與嚴格標準也貫穿在對每一名學生的培養過程中。

2002年至2007年，河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教授郭琳師從孫大業完成了研究生學業。畢業前一年，提前完成研究任務的郭琳想再多學點。

“孫先生非常支持我的想法。他對我說‘基因芯片和蛋白質組學是目前最前沿的兩個研究方向，你可以按照興趣自己去選’。”郭琳回憶。

郭琳對老師建議的兩個研究方向進行了了解，并把蛋白質組學作為自己的學習方向。這個當時新興的課題，后來成了生物學研究領域一項常用的技術手段。提前學習，讓她比別人在此方向上先行一步。

不僅如此，博士畢業后，郭琳赴美國佐治亞大學進行博士后研究，她在美國的實驗室負責人研究的正是基因芯片方向。扎實的科研功底和對基因芯片的提前了解，讓郭琳在實驗室里表現不俗。

“我在河北師大接受了嚴格訓練，先生的指導也是世界級的，這是我的底氣。所以當我來到國際平臺，與來自全球知名高校的畢業生合作競技，我一點都不會膽怯。”郭琳說。

2021年6月，孫大業參加河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細胞生物學黨支部黨史教育主題活動。 河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供圖

名和利，他都不在意

黑鞋子、黑褲子、白襯衫，淺黃色夾克或淺褐色外套，在郭琳的記憶里，孫大業永遠穿著那幾件衣服。

“斯斯文文、謙遜儒雅，孫老師有著老一輩學者身上特有的老先生的氣質。”郭琳說。

學生們在對外介紹孫大業時，總是以孫先生為稱呼。先生二字，飽含了無盡的敬重。

老先生，總是淡泊名利。

2018年，收到學校返聘邀請的孫大業，未提任何條件和要求，像一名普通教師一樣，回到了他熟悉的崗位。

實驗團隊每周一8時30分開組會，80多歲的孫大業總會提前半個小時出現在辦公室。開會時，他總是坐在第一排，一坐就是三四個小時，認認真真聽每一位學生發言。

一次開完會，鄭術芝發現會議室地面上有很多黑色碎屑。原來，那天孫大業穿了一雙舊皮鞋，鞋子已老化掉渣了。

支持學生做實驗不怕花錢、補貼年輕教師舍得用錢的孫大業，在生活中卻很少為自己花錢。

“名和利，他都不在意。”熟悉他的人都這么說。

2002年，孫大業獲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他用20萬元獎金設置了一項獎勵基金，用于獎勵全校理科每年最優秀的論文作者。

2010年，孫大業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這是河北省首次獲得這一獎項。蔣春瀾說，這個獎孫大業本不愿意爭，是被他“逼”著申請的。

“他總說‘我把工作做到就可以了’，不愿意爭搶榮譽，是我以學校的榮譽為由，才說動了他。”蔣春瀾說，在獎項答辯的前一天，他突然在晚上11點接到了孫大業打來的電話。孫大業對他說：“春瀾，這種拋頭露面的事我真的不想干。”

“孫老師從沒用院士的頭銜壓過我，也沒因自己的事情提過什么要求，即便是他為年輕教師爭取利益，也都是有理有據。只有一次，他是真跟我著了急。”蔣春瀾說。

有一年，生命科學學院一位教師的科研成果在國際權威期刊上發表，蔣春瀾想要對外宣傳。孫大業得知后，馬上給他打電話，直呼其名：“蔣春瀾，你在哪兒，我要去找你。”

孫大業認為，科學研究要經得起檢驗、經得起等待，論文剛一發表就搞宣傳，過于心急，并不嚴謹。

對科研要求嚴格的孫大業在學生中威信很高，但沒有學生因此而害怕他。在學生眼中，老先生總能春風化雨。

“‘你多看看文獻吧’，這是孫先生在我讀研期間對我說過最重的一句話。”一次組會上，鄭術芝遇到了不會解決的問題，聽到老師這么說，她當時就紅了臉。

“沒想到，先生看出了我的窘迫，散會后又專門找到我，對我說了很多鼓勵的話。”回憶至此，鄭術芝忍不住紅了眼眶。

鄭術芝也當了老師后，一次組會上，她對學生們的實驗進展很不滿意，忍不住訓斥了幾句。

“事后，先生專門找我談話，提醒我要呵護每一個學生的科研熱情。”鄭術芝說。

在河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那間專門為他準備的院士辦公室，被孫大業當成了存放書籍和實驗材料的倉庫。他在自己助手和秘書合用的辦公室里又擺了一張辦公桌，只為離學生更近一些。學生們到實驗室做實驗，便能從此經過，這也方便學生遇到問題前來討論。

師者之德，化育無聲；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送別孫先生時，這句話縈繞在許多人心間。（河北日報記者 常方圓）

■記者手記

一種打動人心的“純粹”

很難想象，以治學嚴謹著稱的中國科學院院士、河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孫大業，卻有一個“孫迷糊”的雅號。

為坐月子的愛人熬粥，結果忘了放米，熬出一鍋開水……像這樣的迷糊事，孫大業干過不少。

但只要與科研有關，他就容不得半點馬虎。對此，他的學生深有體會。

河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教授郭琳讀研時做過一個實驗，要在顯微鏡視野下數花粉，并對萌發的花粉進行計數。

計數時要一邊看著顯微鏡，一邊在旁邊畫正字記錄。為了方便，郭琳習慣用紙記錄，而不是按老師要求的用實驗記錄本。沒想到，實驗結束后，孫大業不僅檢查了郭琳的研究結論，還提出查看全部的實驗記錄。

“用紙記錄雖然沒有影響實驗結果，但我還是按照孫先生的要求，又把實驗重新做了一遍。”郭琳說，這件事讓她認識到老師對實驗規范的嚴格要求。

畢業10多年，河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鄭術芝仍然保留著孫大業為她修改的博士論文底稿。100多頁的論文，孫大業用不同顏色的筆勾勾畫畫，從論文結構到標點符號，做了詳細的批改。

“論文修改了五六遍，每一遍孫先生都會一字一句地認真批改。這種精益求精的治學態度，永遠是我的標桿。”鄭術芝說。

對生活的隨性、對科研的執著，看似矛盾，卻勾勒出孫大業的純粹——他將所有精力都傾注在摯愛的科研工作中。而這種純粹，是科學求真之路上最動人的風景。（文/河北日報記者 常方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