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焦裕祿（1922年8月16日～1964年5月14日），男，漢族，山東淄博博山縣北崮山村人，原蘭考縣委書記，干部楷模，中國共產黨革命烈士。在蘭考擔任縣委書記時所表現出來的“親民愛民、艱苦奮斗、科學求實、迎難而上、無私奉獻”的精神，被后人稱之為“焦裕祿精神”

早年經歷

焦裕祿出生在一個貧困農民，青少年時候受盡了苦難的煎熬。7歲上學，學習刻苦認真，考試成績總是處于班上前列。1932年家庭遭遇災禍，家庭情況十分困難。11歲的焦裕祿不得不退學，跟著窮鄉親們推著獨輪小車，買炭運煤。以此來緩解家庭情況，為家庭減輕壓力。

1937，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到1938年日軍侵占博山縣城（今山東淄博博山區），國民黨軍隊一槍不放就便宜了日本侵略者。日本侵略者侵占縣城之后，經常在焦裕祿的家鄉掃蕩。

在焦裕祿16歲到18歲(1939年-1941年)期間，漢奸偽軍在南古山村建立了據點，并很快在他家附近的沅泉村、郭莊村也修建了據點，他家所在的北崮村一帶成了敵人的中心地區。漢奸經常到北崮村要糧要錢，老百姓說不定何時便被抓去，受罪還得花錢才能出來。這3年中，他除了在家種地外，農閑時做點小生意維持生活，主要是賣菜賣油，在古山橋賣鍋餅，還到煤窯做工。

1941秋天，焦裕祿的父親因生活所迫自殺。對這件事焦裕祿在“情況介紹”中說：“1941年因生活困難，還要給漢奸納糧交款，明年我還要結婚，父親終日愁悶，秋天上吊自殺了。”父親死了過后，家里生活更困難了，還欠下了不少債，他與哥哥分了家，與母親一起過。

1942年6月，天氣很熱，有一天剛吃過早飯，焦裕祿走到門口，發現日軍和漢奸正在看他家的門牌。他來不及逃跑，被兩個漢奸抓住。隨后他被漢奸帶到村外，和臨近3個村的老百姓被拉到博山縣城西冶街趙家后門的憲兵隊。焦裕祿在“情況介紹”中這樣寫道：“在第二天晚上，我被提審了，受了鬼子腳踢棍打灌涼水，直到灌過涼水后醒過來承認了和共產黨有聯系才被投入牢中。過了六七天，因人抓得太多了，又將我們拉到李家廟，這時被抓去的男女老少已有2000多人，在此家廟內坐牢到舊歷十一月底還都穿著單衣，日寇各種各樣的刑罰和殺人辦法都見到了，自己也受了無數遍的審問拷打，每天吃半斤煎餅喝兩半碗涼水。十二月(四三年元月)又用汽車拉到張店憲兵隊，一個月后又送到偽救國訓練所，住半月檢查了身體，發給了棉衣送到撫順大山坑煤窯。

1943年6月，焦裕祿趁機從煤窯逃跑。關于當勞工的具體情況和逃跑的過程，“情況介紹”中并沒有涉及。在從撫順逃回老家的情況，他在“情況介紹”中說：“四三年六月從煤窯跑出到一老鄉(姓鄭，名字忘記了)處，他在撫順干消防隊，他介紹我到市衛生隊做掃馬路工作，到八月，掙下了回家的路費，但沒有勞工證不能坐火車，又通過鄭老鄉坐汽車到沈陽買火車票到家。”

1943年8月，焦裕祿逃回家沒多久，本村的漢奸又以他沒有“良民證”為名，把他抓到漢奸隊。家中托偽鎮長到漢奸隊保釋，焦裕祿的母親賣了半畝地，買了大煙送到漢奸隊，焦裕祿才被放出來。這時正值偽軍招兵，焦裕祿沒辦法，只好聽從偽鎮長的話去“賣兵”(就是替別人當兵)。可是，在“賣兵”的路上又被日軍抓去，所幸關了3天后被放了回來。

從撫順逃跑回家又受了兩次迫害，地也賣了，兵又沒賣成，這一年又是災害之年，莊家絕收，家里能變賣的東西都賣光了。焦裕祿在“情況介紹”中有這樣一段話：“回家后沒啥吃，將以前愛人的嫁妝衣服等全賣光了，曾兩天吃了半斤豆腐。沒有偽軍良民證不敢出大門，見到穿黃軍裝的就渾身發抖，夜里聽見狗叫就害怕，實在走投無路。”

1943年9月，焦裕祿逃荒到江蘇宿遷縣，在宿遷縣東的雙茶棚，經茶棚掌柜介紹，焦裕祿到宿遷縣第二區園上村一個胡姓地主家當長工，干了兩年。1945年，新四軍解放了宿遷，建立了人民政府，焦裕祿親眼目睹了老百姓當家做主的過程，這才真正徹底認識了共產黨的部隊。當焦裕祿得知他的家鄉也解放了，便迫不及待地返回了家鄉，并很快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并于1946年1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參加革命

焦裕祿進了黨組織，參加了民兵隊伍。焦裕祿很快擔任了村里的民兵班長，他經常帶領民兵打土豪、除漢奸，配合部隊消滅敵人。在斗爭中，他總是沖鋒在前，出色地完成上級交給的每一項任務。在黨的教育、培養下，焦裕祿同志于1946年元月，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堅強的革命戰士。他在入黨申請書上這樣寫道：共產黨是人民群眾的救星，沒有共產黨，革命就不能勝利，窮人就不能翻身。我要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為推翻舊社會，建立新中國，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

焦裕祿入黨不久，領導上就把他調到八陡區武裝部任干事。在武裝部工作期間，他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有一個時期，民兵缺乏彈藥，他就根據上級指示，帶領大家積極學習自制地雷、布地雷陣。焦裕祿對學習造地雷和埋地雷干得非常出色。他經常帶領民兵摸黑到敵人據點旁邊埋地雷，埋好地雷后，就放冷槍、罵陣，故意刺激敵軍。敵軍一出來，就被炸得血肉橫飛。

1947年春，盤踞在淄川、博山、章丘三個縣的還鄉團糾合一起，準備掃蕩崮山根據地。當時，敵眾我寡，力量懸殊，要主力部隊增援，時間又不許可。在研究對策時，焦裕祿提出了一個智退敵人的辦法。派出6名同志在黑山、岳莊一帶。在民房門上用粉筆寫上“八陡x團x營駐”、“x團x營x連駐”等字樣。當敵人經過這里，見到民房上的粉筆字時，大吃一驚，認為八路軍主力部隊馬上就要開來，慌忙下令后撤。等到敵人弄清虛實，再轉回頭來時，我增援部隊已趕到，粉碎了還鄉團的陰謀，保護了崮山根據地。

焦裕祿

南下隨軍開新區

1947年7月，為了幫助新解放區人民翻身求解放，焦裕祿被調到渤海地區南下工作隊，集訓后分配到淮河大隊一中隊任班長。在南下途中，他經常替女同志和身體差的隊員扛背包、背干糧袋。最多時，他一個人竟背了四個人的背包。為了在沿途做好對新解放區群眾的宣傳工作，大隊黨委要求一中隊在較短的時間里，排演一曲反映河南農民在國民黨統治下悲慘生活的大型歌劇《血淚仇》。焦裕祿主動報名扮演劇中的主角王東才。沒有排練時間，他就邊行軍邊背臺詞。休息和宿營時，他就抓緊時間集中排練，常常忙得連飯也顧不上吃。20多天后，《血淚仇》在陽谷縣首場演出。當晚，方圓十幾里的群眾，扶老攜幼，趕來觀看，場上人山人海。焦裕祿同志激昂悲憤的唱腔，嚴肅逼真的表演，深深地感染了全場觀眾。臺上在哭泣，臺下在流淚，全場到處是哭聲和痛罵國民黨反動派的怒吼聲。群眾異口同聲地高呼，“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國!”演出結束后，當場有很多青年報名參軍。

1948年2月13日，南下工作隊到達河南境內。焦裕祿同志被分配到尉氏縣彭店區，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他堅持依靠貧雇農，廣泛發動群眾，經常在彭店古會上作政治宣傳。在彭店區委的領導下，群眾很快就發動起來了。接著建立了農會和民兵組織，沒收了地主的財產，分了地主的土地。對彭店出現的新局面，盤踞在彭店邊緣地區的國民黨軍隊怕得要死，恨得要命。

1948年3月的一天，鄢陵縣保安團長、大土匪頭子洪啟龍親自帶領四百多匪兵，殺氣騰騰地向彭店村撲來。當時，村里干部、民兵總共只有十五人，三支短槍，十來支長槍。焦裕祿同志鎮定自若，把干部、民兵分三個組，一面組織群眾轉移，一面指揮民兵掩護。當敵人離村子只有幾十米時，焦裕祿鳴槍發令，十多支槍一齊射擊，埋伏的群眾蜂擁而起，齊聲高喊：“沖啊!沖啊!”貪生怕死的匪兵一看這聲勢，以為遇到解放軍主力部隊，嚇得驚慌失措，倉皇逃跑。

1949年春，焦裕祿同志完成支前任務后，由淮海前線返回尉氏縣，被任命為大營區副區長，負責剿匪反霸工作。根據大營區的實際情況，區委決定的對敵策略是分化敵人，教育多數，孤立少數，打擊頑固分子。黨的政策和策略發揮了巨大威力，把惡貫滿盈的地主黃老三抓了回來，判處了死刑。“斃了黃老三，大營晴了天”。從此，群眾消除了顧慮，大營區的剿匪反霸斗爭，一個接一個地取得了巨大勝利。1950年夏，焦裕祿同志被提升為大營區委副書記兼區長。

1953年夏，焦裕祿同志任青年團鄭州地委第二書記，一位在尉氏縣工作過的團干來看他，老戰友相逢，格外親熱。焦裕祿問：“這次到哪里去?”他說：“轉業了，到省里待分配工作。”焦裕祿說：“是啊，團干部總要轉業改行的。可咱們做過團的工作的人不能忘了青年，要永遠把教育青年的任務擔在肩上。”

為國為人做實事

1962年冬，焦裕祿受黨的委派來到了蘭考，當時，正是中國國民經濟處于暫時困難時期，蘭考的風沙、內澇、鹽堿等自然災害很嚴重，農業產量很低，群眾生活很苦，......焦裕祿同志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對干部和群眾進行思想教育、階級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激起縣委領導班子和人民群眾抗災自救的斗志，掀起了挖河排澇、封閉沙丘、根治鹽堿的除“三害”斗爭高潮。

在除“三害”斗爭和各項工作中，焦裕祿以身作則、帶病實干、嚴于律己、關心群眾。后來，因積勞成疾，1964年5月14日，因肝癌不幸去世。年僅42歲。

在蘭考任縣委書記時，焦裕祿同志在困難面前不退縮、不畏懼，堅持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的工作作風。他深入到生產第一線，把群眾的革命干勁和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結合起來，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摸索自然條件和客觀規律，從而找到了改造客觀世界、戰勝自然災害的正確途徑。在蘭考的除“三害”斗爭中立下了不朽功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