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余隆先生指揮著上海交響樂團在上海音樂廣場的草坪上，在七月上海的夜幕下，奏響肖斯塔科維奇《第七（列寧格勒）交響曲》第一樂章中那沉重而又決絕的，回響著戰爭步履的旋律時；當回聲節日合唱團用勇毅悲傷的和聲唱出“誰為祖國死，永遠有光榮，壯烈犧牲是英雄”的《歌唱德涅泊爾河》時，歷史仿佛穿越了八十年的時空，把我們帶回到了那個硝煙彌漫、山河破碎的年代。

這場作為上海夏季音樂節閉幕式，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而特別舉辦的音樂會，絕非是一次單純的懷舊，而是力圖通過對聲音的鍛造、對記憶的挖掘，重新熔鑄那不屈的民族精神，并再次確認一個亙古不變的信念：正義終將戰勝邪惡，人類尊嚴之光永不熄滅。

這場音樂會曲目的編排，本身就是一部跨越國界的史詩。從前蘇聯歌曲《向那偉大的時代致敬》那莊嚴恢宏的旋律，到美國電影《拯救大兵瑞恩》中《陣亡者的挽歌》那令人心碎的寧靜肅穆；從前南斯拉夫電影中的意大利民歌——《啊，朋友再見》那首飽含訣別之痛的熟悉歌謠，到《桂河大橋》中《博吉上校進行曲》在荒誕戲謔中透出的反抗智慧——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的壯闊圖景在音符中徐徐展開。這些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經典之作，共同構建起了一座聲音的“反法西斯的精神紀念碑”。它們超越了地域，在崇高性上達成統一：即用藝術最純粹的形式，銘刻了人類為自由與尊嚴而共同抗爭的集體記憶。肖斯塔科維奇那段經典的機械重復的戰爭主題，以純粹音樂的語言——持續不斷的小軍鼓的節奏鼓點、黑管與雙簧管模擬軍隊行進的交相呼應——展現了戰爭的壓迫感；《歌唱德涅泊爾河》的抒情旋律則體現了民族精神的不可摧折；理查德·羅杰斯的《雪絨花-翻越每一座山丘》通過對小而白、潔而亮的美麗雪花的描寫，既反襯了戰爭的殘酷，又表達了人們不屈的精神。約翰·威廉斯《陣亡者的挽歌》則使用如泣如訴的弦樂，以其極致的純凈與克制，將個體犧牲的悲劇升華為對和平的祈愿，而這便是音樂所能抵達的崇高之境。

然而，當音樂回歸到華夏大地，其所飽含的力量與意志更添入了一份深入骨髓的切膚之痛和浩蕩激昂。《黃河大合唱》主題曲改編的間奏曲，將冼星海筆下那條象征民族血脈與苦難的母親河，以管弦樂的宏大語言重新訴說，悲愴中積蓄著爆發的偉力。緊隨其后的合唱——《中國一定強》《長城謠》《畢業歌》《救國軍歌》……這些誕生于烽火歲月中的歌聲，每一首都像一支燃燒的火炬。《游擊隊歌》中那跳躍的節奏與樂觀的旋律，是在山林間神出鬼沒的戰士，在絕境中奏響的生命凱歌；《延安頌》寬廣深情的詠唱，則是對革命圣地、對理想光芒的傾情禮贊。它們不僅是歷史的見證，更是民族精神最直接、最熾熱的音樂彰顯。這些作品，在審美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獨創性：它們將民間音樂的語匯、戰斗的號角和時代的呼聲完美融入專業音樂的創作，在民族危亡的戰爭年代迸發出驚人的藝術生命力。

當音樂會的終章——《民族魂—義勇軍進行曲》——奏響，聶耳那劃時代的旋律在管弦樂與大合唱的磅礴加持下，完成了從一首戰歌到民族精神圖騰的最終升華。當臺上的演奏與專業的合唱，和臺下現場觀眾自發起身，放聲應和的合唱匯聚成一片時，此刻：“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也不再僅僅是歌詞，而是從歷史深處奔涌而來的澎湃洪流。這熟悉的旋律，在新時代的編配中，被賦予了更為深邃的啟示：它提醒我們，民族之魂的鑄造，源自于每一次面對壓迫時的“起來”與反抗；源自于無數個體的犧牲與對正義的執著。八十年之后，這些歌聲依舊如黃鐘大呂，滌蕩人心。

在紀念勝利的這一時刻，這一場超越了單純的慶典歡愉的音樂會，以世界性的音樂語言與民族血脈中的不朽旋律，共同奏響了我們對于人類共同價值的堅守。當《第七交響曲》的戰爭陰霾、《歌唱德涅泊爾河》的深沉憂傷、《黃河》的怒吼和《義勇軍進行曲》的沖鋒號角在夜空中交織回蕩時，我們無比清晰地聆聽到：那源自于不同土地，卻為同一目標而戰的吶喊，最終匯聚成了戰勝一切黑暗勢力的磅礴力量。這力量，曾經支撐著我們的先輩們在至暗時刻浴血奮戰；這力量，亦如永恒的星辰，指引人類在銘記歷史中，不斷捍衛來之不易的光明和和平。而正義終將戰勝邪惡的信念，亦將在歷史的蒼穹下永遠地錚錚作響。

（作者系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黨委書記、藝術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