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亮吉的一生橫跨了從乾隆十一年至嘉慶十四年的六十四年。大致上來看，他出生在清朝入主中原的百年后，而在他去世后的百年，清朝覆滅。所以，可以說洪亮吉是正好生活在清朝中期的人物。洪亮吉的學問既有代表乾隆盛世的考據學學者的一面，也有嘉慶、道光時期興起的經世思想家的一面。雖然，洪亮吉作為官僚參與的政治實踐并不多，但他對革新政治傾注了強烈的情感，其悲憤的心情烙印在詩文中。那么，通過介紹他的作品來描述一個士大夫的成長，來觀察這個時代，未嘗不是個好嘗試。

在洪亮吉多種多樣的活動中，《洪亮吉》一書僅選取了他部分詩歌和關于政治、社會的討論，幾乎沒有涉及他在經學、歷史地理學、小學等領域的成就。而且，對于自己能否正確把握其詩作的內涵，也多少有些不安。這只是筆者個人的主觀想法，相信能夠通過詩歌的世界來描寫一個清朝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并探尋其中的意義。然而，本書或許過分關注乾隆后期北京的政治文化，且對洪亮吉政治批判的主張先入為主，似乎有些過于強調洪亮吉作為正義直言之士的形象了。雖然有諸多不足，但下文嘗試歸納總結本書的要義。

洪亮吉生活在乾隆帝與嘉慶帝的治世下，首先要明確的是，這是一個繁榮的時代。安定的政治、生產的向上與流通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燦爛的都市文化，這般的富饒也潤澤了鄉村。在這片繁華之下，士大夫家庭中不僅是男性，女性也得到了良好的學問教養。在被稱為科舉社會的清朝，負責子女教育的不只有父親，還有守護著家庭的母親。即便是在父親早亡的家庭中，在母親嚴格的教育下，也能養育出一批像洪亮吉、黃景仁、汪中及張惠言這樣的士大夫。或許正是出于此，他們才會積極地書寫在這一時代中拼命生存的女性的行狀。

洪亮吉在對科舉發起挑戰的過程中，為了生計擔任過不少人的幕友。尤其是在安徽學政朱筠和歷任陜西巡撫、湖廣總督的畢沅幕下時，他結交了同為幕友的學者、文人，借此拓寬了自己學問的領域，也加深了學識。雖說幕友的報酬不甚安定，但也足以支持洪亮吉一家的生活。這要得益于社會持續的繁榮。

以江南為中心的中國東部地區的繁榮，貫穿了整個乾隆時期，可在乾隆后期卻開始悄悄罩上陰霾。江南的水旱災害以及黃河下游治水事業的不徹底，令民眾的生活難以安定。伴隨人口的增加，土地不足的現象出現了，于是漢族從東部地區遷移到西部地區，結果是激化了西部地區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對立矛盾。在移民群體中擴大的民間宗教及其組織接連地引發政治問題。然而，地方上交的錯漏百出的報告，使得中央政府失去了尋求妥善對策的時機。最為嚴重的是，京城里追求享樂的皇帝，竟將大權委以一介青年，過起了醉生夢死的生活。洪亮吉上京的乾隆四十四年，正是和珅作為軍機大臣開始掌握政治大權、對乾隆帝政治造成巨大影響的時期。如此一來，洪亮吉切身體驗到的北京以及此地的政治文化可以說都是由和珅一手創造出來的。

皇帝集權的體制越是牢固，當權者就會越發恣意妄為。在乾隆帝默許之下掌權的和珅，可以輕易把握官員的意志與民眾的行動，這樣的權力行使可算不上正面意義上的“寬容”。和珅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結果就是，官僚也好，民眾也罷，都深感阻塞。乾隆五十五年，好不容易考中進士的黃鉞在年末便辭官歸鄉，恐怕就是因為難耐乾隆帝與和珅掌控下的北京城中籠罩著的閉塞感。

洪亮吉親身體驗了乾隆帝治世下的繁榮與潛藏著的矛盾，預感到清朝的衰微。自幼喪父，在慈母的鼓勵之下，洪亮吉屢屢挑戰科舉考試，創作詩文。其多達五千首的詩作，像日記一樣記錄著每一天的喜怒哀樂，連綴著對眼前現實的描寫，刻畫著心情的變化。由此可知洪亮吉對社會問題的關注逐步轉移到政治上。進士及第之后，洪亮吉成為翰林院編修，步入官場，深感其中的險惡。所以，他想在新皇帝的治下敲響在乾隆時期被封印了的警鐘。可是，他的聲音并沒有被重視。

六十四年來，行使著絕對權力的獨裁者（乾隆帝）去世后，后繼者（嘉慶帝）成功上演了一場皇位交接的戲碼，激動的同時，也意識到自己還沒有明確的抱負和“改革方案”。當時，大膽提出“改革方案”（洪亮吉、尹壯圖及法式善等人的上書），會給體制內的后繼者極大的刺激，亦恐會傷及己身。

改革與革命不同，往往會陷入不徹底之中。在嘉慶帝的政治革新中，連“維新”（法式善）這樣的說法都十分忌憚，采取了否定的態度。這并不是由于嘉慶帝的性格優柔寡斷，而是因為統治中原已有一百六十年之久的清朝已經沒有能量來實行當時提出的那些“改革方案”了，也沒有允許流血犧牲的能量了。加上皇帝在摸索著滿族政權的回歸，這一點心思卻成了決定性的因素。乾隆帝駁回了御史杭世駿因“滿洲人總督、巡撫過多”而提出的改善意見，同樣地嘉慶帝對上述的“改革方案”也是一條沒有采用。雖然他可能聽進去了一部分，但那連所謂“止血”措施都算不上，只不過是場面上的應急之舉。結果就是，嘉慶在親政初期應該實行的，諸如對乾隆帝六十四年來的治理下堆積塵垢的清洗，對制度疲勞部分的修理等改革，也一項都沒有施行。——只有導致機能低下的“因循舊章”，什么改革也沒發生。即便忙于鎮壓白蓮教起義，也一樣可以進行政治上的革新和人才的登用吧。可對從云南送來的尹壯圖的提議，嘉慶帝置若罔聞。不得不說嘉慶帝一開始就沒有側耳傾聽諫言的姿態。

說到底，那是因為嘉慶帝長期以來都全身心投入和其他皇子競爭下一任皇帝的候選上，比起帝王學，他學習了更多的皇子學。也就是說，他的目標不是學習成為一個有威嚴的皇帝，而是去扮演一個順從的皇子的形象。所以，在嘉慶登上帝位時，他并沒有做好任何成為皇帝的準備，其可取之處不過是率直、認真罷了。

說到洪亮吉的《極言時政啟》這篇文章，其意圖并不在于否定皇帝的統治，而是出于他對乾隆后期松散的社會與腐敗的政治抱有的危機感，想要敲響警鐘，令人意識到強化改革的必要性。在乾隆時期的考據學影響之下成長的洪亮吉，在對價值觀變化、風俗潰亂和社會秩序崩壞的危機感中，形成了經世濟民的思想。

與洪亮吉同一時代的士大夫，特別是這批被稱為考據學者的人物中，也有不少人在私下留下批判清朝皇帝政治的言論（比如錢大昕、趙翼）。然而，他們的文章都采用了婉轉迂回的表現，或用過去的歷史來影射的手法，并沒有直言的批判。從這一點來看，洪亮吉踏出了第一步。當時的人們、士大夫們都感受到了同樣的狀況，而洪亮吉向皇帝提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這可以說是用來試探成為清朝掌舵人的嘉慶帝的意見的試金石。然而，嘉慶帝并沒有察覺到時代已經和其父乾隆帝的盛世大不相同，他僅僅針對個人行為被批判的部分，做出了感情用事的反應，即對洪亮吉嚴加處罰，導致官場氣氛降至冰點。終于了解到事情嚴重

性的嘉慶帝，急急忙忙赦免了洪亮吉，將他釋放回原籍。可在這如冰封一般的官場中，官僚們的心結仍然無法開解。如序章中所言，康熙帝和雍正帝都是考慮著全盤影響來采取戰略性對策的，而與之完全相反的感情用事的結果，就是導致從此以后官場言路的堵塞。可以說只有靠著健全的諫言機制才能平穩有效的皇帝政治至此已幾近死滅。

死里逃生回到常州，自號為更生居士的洪亮吉，不再有政治上的發言，而是耽于作詩與著述，以及游歷江南各地名勝。在與以趙翼為首的士大夫再續前緣的同時，他還將晚年的十年生涯奉獻給了對后進的指導與維持地方秩序的穩定。

洪亮吉去世之后，清代中國踏上了充滿苦難的旅途。而本文在此擱筆，不再詳加探討。洪亮吉在貴州寫下《意言》的乾隆五十八年，為了擴張英國商人的對華貿易而出使中國的英國使節喬治·馬戛爾尼在承德的避暑山莊謁見了乾隆帝。然而，他的請求一條也沒有實現。于是，他們從大運河南下，經由廣州、澳門踏上了歸國之路。在馬戛爾尼離開廣州前的日記里，有這樣一節: “中華帝國好比是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它之所以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中沒有沉沒，僅僅是由于一班幸運、能干而警覺的軍官們的支撐，而她勝過鄰船的地方，只在她的體積和外表。但是，一旦一個沒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揮，那就不會再有紀律和安全了。這艘艦船并不會馬上沉沒，還能像遇難船似的漂流一陣，然而終究會撞到岸上粉身碎骨。”

現實中的清代中國踏上了什么樣的道路呢？ 在乾隆帝之后即位的是嘉慶帝，然后是道光帝，在這對父子治下的五十年里（嘉慶四年至道光三十年），出現了一批像陶澍、林則徐那樣標榜著經世濟民的士大夫，即所謂的經世官僚，他們摸索著改革的道路。可是在鴉片戰爭中，道光帝將林則徐的提議當作一派胡言而舍棄不用，從而簽訂了《南京條約》。維持滿洲政權至上的意圖，與國土意識背道而馳。后繼的皇帝更是連在“甲板”上都站不住了。英法聯軍侵華中圓明園燃起的火光、以太平天國為首的民眾蜂起，經歷了這一切，懷抱幼帝（同治帝）的皇太后（慈禧太后）不得不去依靠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漢族官僚的政治、軍事勢力，并容許對體制的部分修補。即便如此，后來的中國人還是不得不去經歷一段風雨飄搖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