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齊淑芳，許多老戲迷心里都五味雜陳，她曾是全國人民追捧的“小常寶”，京劇舞臺上備受矚目的明星，但卻在事業巔峰選擇“滯留”美國，她一夜之間從“人民藝術家”變成了被指責的“叛徒”。

她究竟為何要拋下國內的一切遠赴重洋？她的人生究竟發生了什么？

齊淑芳的命，好像生來就泡在京劇的池子里，她的祖上是清朝的老生名角，父母是民國時期的梨園紅人，家里到處是刀槍把子、戲服行頭，她從小聽著胡琴鑼鼓長大，京劇就是她的空氣和水。

大哥是京劇院副院長，三哥是武生名角，大嫂張美娟，更是響當當的“中國京劇第一女武旦”，在這樣的家里，想不成角兒都難，但齊淑芳靠的不是蔭庇是股狠勁。

腿上綁著沙袋跳臺階，嗓子喊啞了就灌生雞蛋清，這種苦她沒哼過一聲，14歲考進上海戲校，踢腿下腰一板一眼，功夫練得比誰都扎實。

老天爺賞飯，自己也爭氣，她很快就得了大師龔云甫的真傳，17歲到北京一亮嗓，滿堂喝彩，得了個“紅藝青衿”的美名。

真正讓她一夜之間家喻戶曉的，還是樣板戲《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寶”。

她把那個機靈、倔強又帶著柔情的女孩演活了，幾乎紅成了那個年代的頂流，鮮花、掌聲、出國訪問，風光無限。

在最風光的時候，她也收獲了愛情，對方是《智取威山》劇團的指揮龔國泰，兩人因戲生情，有聊不完的共同話題。

1974年，他們低調完婚，成了圈內的一段佳話，為了藝術齊淑芳甚至打掉過孩子，放棄了做母親的機會，那時候，她的人生看起來完美無瑕，事業愛情雙雙握在手里。

誰也想不到，摧毀這一切的，竟是一趟遠赴重洋的演出。

1988年，齊淑芳帶著上海京劇院的骨干，前往美國演出《智取威虎山》，演出結束，一個石破天驚的消息傳回國內：齊淑芳，連同劇團三十多人，不回來了。

國內輿論瞬間炸了鍋，一夜之間，她從人民藝術家變成了千夫所指的“叛徒”。

“忘恩負義”、“吃里扒外”、“白眼狼”，各種標簽劈頭蓋臉地砸來，“拋夫棄國”、“卷走了國家培養的三十多個京劇棟梁”，更成了她洗不掉的罪名。

遠在上海的丈夫龔國泰，從別人口中得知妻子“滯留”美國的消息，如遭雷擊，他想不通，也無法接受，這段婚姻就這樣走到了盡頭。

面對國內山呼海嘯般的聲討，齊淑芳的回應只有一句：“留在美國是為了推廣京劇。”

這套說辭，在當時憤怒的國人聽來，蒼白得像個笑話，推廣京劇，非得拋家棄國嗎？這不過是貪圖享樂的借口罷了，從此齊淑芳這個名字，在國內京劇界成了一個不愿被提起的傷疤。

留在美國，這個決定帶來的后果，遠比她想象的要沉重，語言不通，文化隔閡，兜比臉還干凈，別說推廣京劇，就連最基本的生計都成了問題。

演出機會寥寥無幾，微薄的收入連酒店錢都付不起，昔日舞臺上光芒萬丈的名角，在餐館后廚刷過盤子，領著團員在紐約的街頭賣過藝，像一群流落異鄉的草臺班子。

最窘迫的時候，護照都被人扣下，進退兩難，她后來回憶說：“再苦，也不能讓人家覺得我國的京劇是個笑話。”

就在他們快要撐不下去的時候，著名華人鋼琴家殷承宗伸出了援手，在他的幫助下，這支飄搖的京劇隊伍總算找到了落腳點，慢慢辦下了綠卡，還申請到了政府的免稅支持。

日子漸漸安穩下來，齊淑芳也和團里的編導丁梅魁重組了家庭，兩人有著共同的志向，在異國他鄉，成了彼此最堅實的依靠。

站穩腳跟后，齊淑芳開始琢磨一件事：怎么才能讓看慣了歌劇、芭蕾的美國人，坐得住、看得懂京劇？

她開始大刀闊斧地改造，她把芭蕾的托舉動作融進武旦的身段里，讓視覺沖擊力更強，她調整劇本，加快節奏，把復雜的故事講得更直接。

這些“洋為中用”的嘗試，起初沒少挨罵，連國內的一些老同行都說她這是“糟蹋藝術”，但效果卻是實打實的。

漸漸地，劇場里的金發碧眼多了起來，她的“齊淑芳京劇團”，開始頻繁受邀參加林肯中心藝術節，成了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京劇團體。

最高光的時刻，他們登上了紐約百老匯的舞臺，演出了全本《楊門女將》，齊淑芳成了繼梅蘭芳之后，第二個把整本京劇大戲唱上百老匯的中國人。

《紐約時報》為他們做了專題報道，演出票從無人問津到一票難求，她硬是憑著一股不服輸的勁兒，把京劇的種子，在異國的土壤里種活了。

2008年，齊淑芳第一次回國探親，時隔二十年，物是人非，很多人等著看她的笑話，但她只是平靜地笑著，眼神里有滄桑，卻沒有半分頹唐。

幾年前，她回國定居的消息，又在網上掀起一陣波瀾。

“在外面混不下去了，知道回來了？”“錢掙夠了，想回來養老了？”尖酸的嘲諷不絕于耳，這一次，齊淑芳沒辯解一個字。

她沒有大張旗鼓地宣傳，也沒有急于為自己正名，只是默默回到了練功房，和丈夫丁梅魁一起，練槍、踢腿、吊嗓子，一招一式，功力不減當年。

她把更多的時間，花在了給戲校的孩子們上課，她拿出泛黃的舊劇照，淡淡地講著當年的身段、唱腔，把自己畢生的功夫，一點點傳給這些更年輕的面孔。

她在美國帶過的徒弟，已經能登上紐約大學、耶魯的舞臺，她說：“哪怕只有一個人聽懂了，也值。”

看著她如今的樣子，漸漸地當初那些罵她的人，有些也沉默了，或許當年的選擇對錯與否，早已被歲月沖刷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她確實用自己的方式，為京劇做了一輩子事。

她不再為過去辯解，只說：“我做了我該做的事。”

如今，這位耄耋之年的藝術家，依然每天穿著練功服，在咿咿呀呀的胡琴聲中，走著爛熟于心的臺步，她這輩子，沒兒沒女沒圖大富大貴，只守著一方舞臺，活成了一出戲。